收音機的記憶

老北京人管收音機叫話匣子。那年頭老北京的話匣子幾乎清一色的日本造。四十年代的日本話匣子黃木殼，擺在桌上四平八穩老座鐘似的，前面蒙著月白色的粗帆布，一打開話匣子，裡面電子管的燈黃燦燦地亮了，罩在前面粗帆布也由月白色變成奶黃色。轉動開關，話匣子里先是遠遠的彷彿深山幽谷中起了暴風，颳得樹搖枝動，嘎嘎喇喇響一陣後，漸漸近了，彷彿風也小了，聲也息了，這才出來播音員的聲音。天氣不好，信號不好，那就「千呼萬喚始出來」了。

三四十年代出的日本話匣子現在是不多見的古董了，那時候卻時髦得很，洋氣闊氣得很，誰家有台話匣子，整個胡同的人走過這戶人家都要豎起耳朵想聽聽話匣子里播什麼呢，甩過去的目光都有幾分敬穆。

有話匣子的人家自豪，沒有人不把聲調得高高的，四門八窗大敞大亮著，馬連良的《失空斬》一進胡同口就能聽見。你要是怕驚擾了別人，把音量調得低低的，人家會撇嘴，說你小氣，怕費電，人緣不好的還會被四鄰五舍惡恨恨地罵一句，「被窩裡放屁」。這就是那個時代。

一旦遇上「大事」，主人會把話匣子搬到當院，方桌上再擺個小凳子，為的是聲音高，聽得清，到時候，全胡同的男女老小，都會擠到你院里聽廣播，這一點兒都不誇張，胡同里有三五家有話匣子的人家還好，就一兩家真會擠得院滿屋爆的。

1949年元月31日，解放軍和平進北京城，廣播解釋軍管會的安民告示，有話匣子的人家都成了會議中心，人們自發地擠去，踮著腳尖，探著頭想聽得更真更明白一些。那安民告示二個小時廣播一次，聽完一遍人們都不散，說著聊著，有坐著的也有蹲著站著的，等聽第二遍，第三遍，那可是解放軍進城的安民告示啊，漏聽一句半句的可了不得。那功夫，話匣子真成了命根子。

我上小學時，一放寒暑假，學校都要組織假期學習小組，我們都願去有收音機的同學家學習，家裡有收音機是被選為學習小組長的先決條件之一。

那時候我們都團團圍坐在收音機房邊，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收音機，看著收音機里的指示燈一閃一亮的，聽完還要寫日記，題目是一致的，聽孫敬修老爺爺講故事。周六最精彩，八九個小腦袋擠在桌上，像魚缸里的小魚游在缸邊上瞧風景，我們是聽「小喇叭廣播」，這麼多年了，我依然記得「我叫小鈴鐺，工作特別忙，小朋友來信我全管，我給小喇叭開信箱，嘀嘀噠噠。」我們學習小組給小喇叭寫了一封信，小喇叭真給我們回了信，還一個人給我們一張小喇叭簽名的書籤，我一直得留著，直到去插隊時，不知怎麼的才弄丟了，真可惜！

後來不知從哪個學校颳起自己動手裝礦石收音機，連《中國少年報》上都教開了，我們都開始學起來了，大家都自覺地把吃早點的錢省下來，買零食的錢省下來，又把家裡的廢瓶子爛紙盒子空牙膏皮都找出來賣了，裝一架礦石收音機，那時我們把礦石收音機稱架。在牆上釘個釘子，把耳機子掛在上面。放學回來，書包一拋，耳機一套，手腳朝天一躺，聽聽小喇叭廣播，美得真賽過活神仙。

後來就有了半導體，老師把一個像方木樽似的半導體收音機端端正正地放在講台上，那可能是我們國家產的第一代或前幾代半導體收音機，好像是紅燈牌，紅燈牌半導體在中國暢通無阻，直到改革開放，終於讓踹門而入的日本貨擊倒在地，數了十個數再也沒見爬起來。記得半導體收音機里播出的是新華社穆青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聽得我們全班55個同學個個都哭得稀里花拉的，不少同學索性爬在桌上嗚咽成聲，連老師也一遍一遍用手絹擦眼淚。那種感動我一輩子也都沒忘。若干年後，我和穆青夜宿在黃河邊偏關縣的招待所里，那時穆青已是新華社社長，我們人前臉後的都親切地敬稱其老頭。說起我當時學生時聽穆青那篇長篇通訊全班同學幾乎抱頭痛哭的情景，禁不住又有些熱血沸騰。沒想到老頭抽著煙，眺望窗外的黃河，然後緩緩地說：「要是縣委書記都像焦裕祿那樣，人們也用不著那麼哭啦……」

再後來，學校又組織我們集體收聽中共中央九評蘇共中央的信，當時也不太懂，但那半導體收音機中傳出來的聲音那麼嚴厲，那麼莊嚴，那麼咄咄逼人，讓人覺得像短刃相博的時刻到了，播完稿子，又緊跟著放《國際歌》，震得桌上的半導體都微微顫抖。讓同學們都有股子在槍口和刺刀下馬上就英勇就義的感覺。

真沒想到，收音機也能鬧出反革命事件，揪出現形反革命份子。

我們宿舍對面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宿舍，那天開批鬥大會，批判現形反革命分子，投敵賣國分子、偷聽敵台向國外傳遞情報的特務分子張郎郎，張郎郎是中央美院院長張仃的兒子，張郎郎我們不認識，但他弟弟張遼遼我們都熟悉。他哥比我們大，是大學生，白面書生似的，怎麼弄出那麼多罪名？真夠嚇人的。院里的孩子們傳說，是讓「炮局」的「雷子」們抓了個現形，原來他們四個同學正在屋裡偷聽敵台，讓人踹門進去，按在桌上，想跑想賴都不成。後來聽說張遼遼他哥趕上風了，又是什麼「公安六條」，又是什麼「文革八條」，又有什麼內部講話，三批五斗的，大鐐趟著，背銬鎖著，亡命牌插著，拉到荒郊給斃了。讓大夥唏噓良久，順便說一句，幾十年後看到張郎郎出的書《寧靜的地平線》才知道，他真乃九死一生，都五花大綁準備押送刑場了，命大，又解繩退鐐，再回陽間。

收音機也真是災星，我們樓的郭胖子他們家就因為收音機倒的霉。郭胖子他們家祖孫三代都胖，他爺爺有派頭，都文化大革命了，還挺著紳士肚，穿著背帶的西裝褲，拄著「文明棍」，據說還是英國一位叫愛德華·查理的名人送的。紅衛兵抄他們家是因為他爺爺太扎眼了，典型的資產階級老爺，有人舉報他們家有電台是英國潛伏特務，定期還給英國發送情報，因為從外面都能看見，他們家雖然黑著燈，但是卻有小藍燈一閃一滅的，好像還有發報機發報時滴滴噠噠的聲音。這還了得？敵情如火情，紅衛兵把他們家抄個底朝天。「電台」也真抄出來了，原來是一台安裝在床頭櫃中的直流電收音機，因為安裝在床頭櫃中，收音機就沒有外殼，安裝收音機是他們家老爺子的愛好。老爺子講究睡時要關上燈，聽收音機，這就產生了敵台發報的效果。郭老爺子被紅衛兵拿皮帶鎖著拉走好幾十天，回來以後，人瘦出好幾圈，紳士肚也癟進去了，不知從哪兒找了條勞動布的大褲襠工裝褲穿著，掃了幾天馬路，再也沒見他出來。郭老爺子自己裝的那台裝在床頭杠里的收音機，文革後清退抄家物資時又退回來了，已然是一堆廢鐵了，郭胖子流著淚說，就他媽這麼個破玩藝，要了我爺爺一條命，像拜佛敬先，沒想到一使勁，竟然當眾摔了個稀里花拉，可憐的收音機。

1968年我去山西插隊，臨行父親送給我一台舊的紅旗牌半導體收音機，一開始我沒稀罕，但到了農村就成了寶貝。

晚上農村沒電，到處漆黑一片，老鄉們除了上炕睡覺，點燈熬油也捨不得，我那兒就成了「裴多芬俱樂部」，因為咱有半導體收音機，放在窗台上，小燈一閃一閃的，裡面又是說又是笑，又是念，又是唱，那歲月覺得樣板戲真好聽，連聽慣山西梆子的老鄉們都伸長脖子，豎起耳朵，眯起眼睛聽得入迷，後來一播《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浜》老鄉們都能哼哼出像模像樣的西皮流水倒板。我們的威信、地位也不一樣了，連生產隊長都覺得咱倒底是毛主席身邊來的人，想聽聽北京的聲，想聽聽偉大領袖的音，擰開就聽上了，緊跟著也長嘆一口氣，北京天安門啥都好，就是沒播北路梆子，真有鄉親們極認真極莊重地問我們，毛主席就不聽聽山西梆子？

農村真乃廣闊天地。半夜了，我們就爬到房上，山西農村的房屋都是「一面倒」，屋頂都是平的，能曬糧食晾東西，夏天年輕人鋪道席子就睡在房上，又涼快又沒蚊子。農村沒人管，半夜在屋頂聽「敵台廣播」比在北京像搞地下工作似的清楚得多，只是台灣的敵台收聽效果差，聽得最清楚的就是蘇修的和平廣播電台，聽著也議論著，看著星星也胡思亂想著。不論怎麼努力聽，好像真正反動的內容也不多，有的說得還挺對的。那時候，我們那塊的北京知青中流行著一句所謂偉人沒公開的講話，說修正主義的要害是把假的說成真的，馬列主義的根本是把真的變成假的。真真假假我們也弄不明白，可能假作真時真亦假。

有一天突然聽到蘇修廣播說林副統帥外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了，把哥幾個都嚇醒了。生產隊牆上還貼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親密戰友林彪副統帥肩並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怎麼會一下子叛逃呢？哥幾個一致認為是蘇修叛徒集團挑撥離間，亡我之心不死。但我們也不太關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叛他的，他叛不叛，我們不都得修理地球？

後來不知怎麼說出去了，差點鬧出「政治事件」、「現反事件」，一想起張遼遼他哥，後背梁發涼出了一層白毛汗。

公社來了二位幹部雖然臉鐵青著，但只說了三個字，我們每個人的心都穩穩噹噹地放到肚裡。哪三個字？原來那位公社來的幹部開會第一句話就說林禿子……然後轉過身去，彷彿有深仇大恨似地把生產隊隊部牆上貼的那張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彩色挂圖憤憤地揭下，像卷過期的年畫似地囫圇捲起，胡亂塞進書包。最後又再三表明還是北京知青有階級鬥爭眼光，階級鬥爭的弦崩得緊。

鄉親們也覺得挺神乎，毛主席還和林彪親密地肩並肩地站在畫上，貼在牆上，你們就看出他腦後有反骨了？林彪戴著帽子你們就知道他是林禿子？後來才鬧明白了，原來是那小匣匣里說的，半導體收音機！再來我們知青點串門，再看那台半舊的不起眼的半導體收音機眼光竟然不尋常了，帶著幾分神秘和崇敬。

啊，收音機，那個時代的收音機。

白頭翁作品《飄雪有韻遠行無聲》，此書分為3輯，一輯「雪落無聲，風月有情」，是對既往人生歲月的追憶，有情有義；第二輯「歷史無痕，花開有意」，是讀書隨筆，寫的多是歷史述評，對歷朝帝王的點評，有聲有色；第三輯「心靈無間，時空有序」，寫的是心靈故事，充滿生活情趣的小品隨筆，有真有善。京東、噹噹均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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