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燕瘦環肥說「札記」

王子今，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這樣的說法曾經被認定為胡適的話，反覆受到批判。已經有人指出，胡適其實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根據文化學者謝泳的分析，這句話是由胡適的長篇演講稿《實驗主義》中的一種說法變化過來的，然而與胡適的原意恰好相反。胡適的這篇演講稿最初發表在《新青年》上。這段話是介紹詹姆士的實在論哲學思想時說的。原話是：「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裡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順地由我們替她塗抹起來，裝扮起來。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裡，由我們雕成什麼像。」

論者分析說，這句話是如何流傳開來的，一時不好查考，但可能與馮友蘭當時的一篇文章有關。馮友蘭在批判胡適運動中寫了《哲學史與政治一論胡適哲學史工作和他底反動的政治路線底關係》一文。其中有一段說：「實用主義者的胡適，本來認為歷史是可以隨便擺弄的。歷史像個『千依百順的女孩子』，是可以隨便裝扮塗抹的。」

其實，如果從史學的文化魅力來看，少女的比喻或許是適宜的。我們如果借用這樣的說法來討論史學論著的體裁和形式，自然也會注意到蘇軾《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中所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的情形。

時下最被看重的史學成果的載體，是論文。現今一些學術機構的價值評定系統，對於論文的品評，又有若干附加的條件，例如刊物的等級，摘引的頻度，篇幅的長短等等。實際上，論文這種形式的通行，對於具有悠久傳統的中國史學而言，是相當晚近的事。

中國傳統史學的成果，豐富了我們民族文化的寶庫，也充實了人類知識的寶庫。就其學術積累而言，正式以經、史、子、集四部進行圖書分類的《隋書·經籍志》為例，其中所著錄的史部書籍多達13264卷，竟佔到經、史、子、集四部合計總數31694卷的41.85%。而王陽明「《五經》亦史」，章學誠「《六經》皆『史』」等說法，又指出在史部以外的著述中，其實也多有史學成就。

然而，中國傳統史學這些所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論著，長期以來，並非是以今天人們眼界中的「論文」的形式發表流傳的。

今天，「論文」似乎已經成為工業化社會學術生產的標準化形式。一二三四，起承轉合，腳註章節附註，提要關鍵詞……程式和規範的嚴格，助成了新的「八股」的出現。為了適應根據常規預設的框架，於是又有言辭空泛、聲勢虛張甚至隨意「注水」的現象發生。

我們看到，即使20世紀論文形式開始興起之後，一些史學大師的研究成果，其實也並不是以這種整齊劃一的形制生產的。有的學者認為有必要為高校歷史學科的學生選編史學論文的範本，如果嚴格按照現今的論文格式規範要求，估計王國維、陳寅恪等學者的許多傑作也難以編列其中。

清乾隆《御選唐宋詩醇·凡例》寫道：「李杜名盛而傳久，是以評賞家特多。韓白同出唐時，而名不逮。韓之見重，尤後於白。則品論之詞，故應遞減。蘇陸在宋，年代既殊，名望亦復不敵。晚出者評語更寥寥矣。多者擇而取之，少者不容傅會。折衷一定，聲價自齊。燕瘦環肥，初不以妝飾之濃澹為妍媸也。」關於詩人「名望」所以差異，論說未必中肯，然而最後一句，卻指明了內容和形式之關係的真理：「燕瘦環肥，初不以妝飾之濃澹為妍媸也。」

學術的「品論」和「評賞」，應當首先重視內容，形式方面「妝飾之濃澹」，不是判定「妍媸」的主要標準。清人陳維崧文集《陳檢討四六》卷12《毛大可新納姬人序》中的話，借用來作為史學形式的評語"，應當以為同樣說得精當：「燕瘦環肥，要緣風土；越禽代馬，互有便安。」此所謂「風土」，本義是空間概念，或許也可以移用以為時間概念，則杜甫《戲為六絕句》中「王楊盧駱當時體」的詩意，似乎也隱含其中。

「札記」，就是傳統史學的「當時體」。許多中國史學名著都是以「札記」的形式面世的，如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顧炎武的《日知錄》、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咳余叢考》等，雖趙翼《咳余叢考小引》謙稱「睹記淺狹，不足滿有識者之一笑」，而內心實有諸如顧炎武《與友人論門人書》「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和《與楊雪臣書》「自信其書之必傳」的自負。這些論著確實對後來學人產生了長久的學術影響，在史學學術史上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些論著均以札記形式存世。

近世史學學者仍多有沿用札記形式發表學術創見者。如顧頡剛《浪口村隨筆》，後經增訂，輯為《史林雜識初編》，由中華書局1963年出版。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的10卷本《顧頡剛讀書筆記》，經顧頡剛先生親訂、並由後人整理，學術價值尤為珍貴。此外，三聯書店1958年出版的陳登原《國史舊聞》、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的錢鍾書《管錐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呂思勉讀史札記》、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的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賈敬顏《民族歷史文化萃要》，以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吳承仕《檢齋讀書提要》、大連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羅繼祖《楓窗三錄》等，也都是治史者不能忽視的名著。有的學者將論文、札記、報告以及演講稿的合集題為「札記」，如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札記》，也說明對「札記」這種學術形式。

遺憾的是，在通行學術價值評價系統只承認專著和論文的今天，「札記」這種精要、簡明、活潑、樸實的學術形式，由於主題相對具體，篇幅相對短小，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似乎已經失卻了能夠參與學術品級競爭的基本資質，被排除在基本評價體系之外。人們似乎忘記了「短長肥瘦各有態」的古語，願意將史學論著封錮在單一化的框架中。

好在有若干學術品位較高的史學刊物，對於這種學術形式仍然予以足夠的重視，如《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史學月刊》以及《中華文史論叢》等，給讀者和作者保留了一種特殊的學術空間。

《歷史研究》讀史札記，欄目的學術優越性，因為編者的重視，得到了較好的體現。以2000年以來的情形而言，自2000年第1期至2004年第2期，出刊26期，發表文章合計416篇，其中讀史札記「42篇，篇數佔總數的10.1%」。實際上，「讀者來信」、「討論與評議」，以及「書評」和「學術述評」欄目中的有些內容，也可以歸入「札記」的範疇。郭松義、高世瑜、商傳、趙世瑜、定宜庄、李伯重、李小江的筆談「《歷史、史學與性別》（2002年第6期），其形式也與「札記」多有相類似處。可知《歷史研究》發表的成果中，「讀史札記」一類佔有相當重的分量。

《歷史研究》「讀史札記」欄目下，多有學術珍品面世。閻步克《北齊官品的年代問題》（2001年第3期)、楊天石《四一二政變前夕的吳稚暉》、薄潔萍《亂倫禁忌：中世紀基督教會對世俗婚姻的限制》（2003年第6期）等，都是質量相當高的成果。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讀史札記」發表的作品中，多有利用考古資料研究的收穫。如趙世超《浴日和御日》、劉宗漢《〈叔方鼎〉「王乎殷厥士齎叔」解》（2003年第3期）、孫繼民《黑水城宋代文書所見蔭補擬官程序》（2004年第2期)等。

新出考古資料尤其受到重視，如陳偉《秦蒼梧、洞庭二郡芻論》（2003年第5期)、田旭東《張家山漢簡〈蓋廬〉中的兵陰陽家》（2002年第6期）、蔡萬進《尹灣漢簡〈元延二年日記〉所載漢代氣象資料》（2002年第4期）、葛承雍《唐代長安一個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2001年第3期）等，或以觀點新異，或以見解深刻，都有較好的學術反響。2001年第4期刊發的「讀史札記」欄下「走馬樓吳簡研究」一組7篇短文，即王素《吳簡所見「調」應是「戶調」》、羅新《吳簡中的「督軍糧都尉」簡》、孟彥弘《釋「還民」》、韓樹峰《吳簡中的口算錢》、侯旭東《三國吳簡兩文書初探》、汪小 《吳簡所見「腫足」解》及劉聰《吳簡所見「關邸閣」試解》，尤其使讀者感覺到老刊物的新生面。

這組文章切近學術前沿，就選題和內容而言，學術含量也較高。雖然討論的都是很具體的問題，卻都能以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相結合，發掘新史料，提出新見解。關心這一時期歷史文化的學者，關心簡牘研究的學者，都可以從中獲得啟示。這組文章的作者中，汪小、劉聰是在校碩士研究生，然而對於這一專題的研究都是肯於用功的先行者。其成果能夠在《歷史研究》刊出，也體現出《歷史研究》鼓勵和推獎史學新人的好意。

事實上，「札記」的形式在新的學術環境下的生命力是顯而易見的。互聯網上史學網站許多討論具體學術問題的帖子，就具有傳統學術形式「札記」的品性。

建議《歷史研究》「讀史札記」欄多發表講究實證、文字簡練、有新見的學術短文，以繼承古來學者以學術札記、學術筆記、學術隨筆形式闡發新義、闡發深義的傳統。這樣也有益於擴展《歷史研究》的學術容量。如果能夠在適當時候如2001年第4期那樣發表成組的以新出簡牘為研究對象的「讀史札記」，當然也是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研究者所共同希望的。

注釋：

《胡適作品集》第4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

《胡適思想批判》第6集，三聯書店，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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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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