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學術話語中暗含的意識形態陷阱

摘 要

西方國家的學術理論，尤其是涉及亞非拉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理論，經常用一套看似縝密的邏輯推理，以及繁複瑣碎的學術論證，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一條不容辯駁的發展道路，最終目的是迫使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上與西方大國捆綁，形成依附性關係。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來說，借鑒西方理論必須學會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照單全收，墜入西方學術話語暗含的意識形態陷阱。

國家間競爭實際是國家戰略的競爭，戰略競爭又是戰略境界和價值觀的競爭。政策來自戰略，戰略來自哲學，哲學又取決於價值觀。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競爭，看似僅僅是觀念之爭，實則是「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一旦國家的理論體系出現偏差乃至顛覆，其戰略和政策也將發生180度轉變，在不知不覺中推行一種有利於別國的政策。當年蘇聯沒有在侵略者軍事進攻中敗北，最終卻自毀長城，不戰自潰，根本原因就是蘇聯在「改革」旗號下，指導思想出現方向性失誤。就此而言，國際政治博弈是個「博傻遊戲」。誰的理論水平和戰略水平低，誰就可能遭遇國家衰亡的命運。

中東伊斯蘭世界就是一個反面案例。近幾十年來，中東國家遵循「華盛頓共識」，追隨西方道路，最終卻出現了「去工業化」、貧富分化加劇等一系列問題。最終在2011年爆發政權更替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發展道路上誤入歧途，犯下顛覆性錯誤而不自知。中東國家出現這種狀況，除了自身治國理政能力不足的內因外，還與西方長期進行「戰略忽悠」和戰略誤導直接相關。

一、西方學術話語暗含意識形態陷阱

二戰結束後，隨著殖民體系瓦解，西方國家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奉行殖民政策，直接控制發展中國家。在此背景下，誘導發展中國家追隨西方道路，使其繼續保持對西方的政治經濟依附，就成為西方大國一項重要戰略舉措。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學術研究成為西方大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戰略忽悠」的重要戰場。表面看，學理性研究「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謀求「客觀中立」，實則不然。學理性研究使用的概念與理論，往往暗含了特定的觀點與結論，進而可能成為政府決策的理論出發點。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學理研究的極端重要性。學術研究這種隱蔽性特徵，使其可以「靜悄悄地」引導他國發展道路而不被發現，甚至使發展中國家出現「被人賣了還給人家數錢」的奇特現象。

因此，西方國家非常重視學術研究，並有意識培養一批專門「忽悠」發展中國家的御用學者。這些披著學術外衣的殺手，還有意無意製造和強化某些概念和理論，並借學術交流之名，有意引導和塑造第三世界的發展戰略，使其朝有利於西方大國的方向發展。幾年前，美國曾出版了一本暢銷書《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根據該書作者揭露，美國有這樣一批經濟殺手，他們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合法外衣，其實卻肩負著建立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任務，他們主要以經濟而非武力操作別國，通過賄賂、色情、威脅、敲詐勒索甚至暗殺等手段，拉攏、控制別國的政治經濟菁英，蓄意作出錯誤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產業投資建議，誘騙發展中國家落入預設的經濟陷阱，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通過欺騙手段讓成萬億的資金不斷流入美國，最終鞏固、擴大美國在全球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霸權。

我們耳熟能詳的「現代化」理論，就是一種裹著學術外衣的意識形態宣傳品。現代化理論產生於冷戰時期，最初就是美國為了爭奪發展中國家、遏制蘇聯共產主義擴張而應運而生的。二戰結束後，蘇聯共產主義思潮一度風靡全球，尤其對民族解放運動中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極具吸引力。在亞非拉地區，各種與本國國情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思潮盛行一時。可以想見，如果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或成為蘇聯的擁躉，無疑對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美國及西方世界構成嚴峻挑戰。

為了與蘇聯爭取第三世界，引導第三世界按照美國的全球戰略設計行事，羅斯托、李普塞特等眾多「冷戰知識分子」，創造並強化出一套「現代化」理論。按照這套理論，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現代化」目標，就要效仿西方國家實行結構調整，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倡導的「自由貿易」政策。這種經濟觀的立足點，就是讓第三世界國家深度融入西方主導的國家分工體系。而在這種國際經濟分工體系中，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奮鬥方向和目標。第三世界國家追求的所謂「現代化」，其實就是「向西方看齊」，將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坐標體系和終極目標。這樣，發展中國家看似是走向「現代化」，實際上是在不知不覺中向西方世界靠攏，由此使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可以不動聲色地在這些剛剛擺脫殖民體系的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甚至連部分南方國家的精英階層也認為，南方國家遠遜於「西方」，將「西方」作為效仿對象，追求自身缺乏的「現代性」。

然而，幾乎沒人注意到，這種現代化理論的假設前提和「不可動搖的信念」就是效仿西方。它幾乎完全忽略了第三世界國情的特殊性，當地文化遺產和社會體系的被抹殺掉，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奴役性的和強制性的宏觀經濟體系。更重要的是，這種理論忽視了一點：鼓勵發展中國家積極融入的所謂「國際經濟體系」，本身就是帝國主義的歷史遺產。此前數百年的歷史已然證明，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體系中長期處於不平等和受剝削地位。

因此，「現代化」理論被美國賦予了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意義，客觀上成了美國實現全球戰略目標的意識形態工具。現代化論者聲稱，勝利取決於擊敗鐵板一塊的共產主義力量，只有通過加速「傳統」社會向開明進步的「現代性」轉變的自然過程才能達成這一目標。以「經濟成長階段理論」聞名的沃爾特·羅斯托曾公開表示，現代化將取代殖民主義，它會創造「自由世界的被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間一種新的後殖民主義的關係」。1960年，美國《時代》周刊將切·格瓦拉與赫魯曉夫、毛澤東作為封面。這個畫面顯示了美國對第三世界反抗和革命的普遍看法：即那些偏離現代化康庄大道的動亂都是在莫斯科和北京「煽動」與「支持」下發生的，是全球共產主義「叛亂」的組成部分。

相反，美國則被描繪成代表現代文明康庄大道的理想國度。從思源淵源看，現代化理論與美國的「天定命運」意識形態、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之間有著強烈共鳴。有學者指出：「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現代化的確反映了一種世界觀，正是在這種世界觀之下，美國的戰略需求和政治選擇才能夠被表達、被評估、被理解。」

從實踐來看，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二戰結束後，除少部分國家外，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不知不覺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經過戰後幾十年的發展，這些發展中國家並未走上富裕發達的康庄大道，反而自動成為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的附庸。據統計，二戰後全球超過100萬人口的國家和地區中，只有日本、中國台灣和香港、新加坡、韓國等少數經濟體跨入高收入行列。世界銀行估計，20世紀60年代確定的101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只有13個國家在2008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從側面說明了美國通過戰略誤導實現地緣政治經濟目標的成果，也說明「現代化」理論本身不易察覺的荒謬性。

二、中東國家是西方「戰略誘導」的典型案例

中東國家就是西方意識形態化的學術理論的犧牲品和受害者。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東蓬勃興起的民族主義政權，起初並未按照西方教授的「成本—收益」、「自由貿易」等和經濟教條出發，而是從國家安全和政治獨立的高度入手，經濟上奉行「進口替代」戰略，矢志推動本國工業化進程。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那個時期是整個20世紀以來阿拉伯世界最有希望實現民族復興的時期。然而，由於西方國家不斷詆毀進口替代戰略，倡導以西方為目標的現代化理論。在西方話語霸權長期的「戰略忽悠」下，中東國家不知不覺被牽著鼻子走，走上西式現代化道路。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薩達特推行「對外開放」政策為標誌，中東國家相繼開啟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國際經濟體系」進程，由此導致外國資本大舉進入，民族工業日趨凋敝，埃及等國工業化水平持續倒退，最終日漸淪為依靠旅遊、僑匯、出售石油等原材料度日的「乞討經濟」。這些國家犧牲了發展、財富和尊嚴，但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仍然吃的是下等飯，成為利潤最薄、經濟最脆弱的產業鏈下游國家。

中東產油國更是完全融入了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這些產油國被鎖定在「原材料供應國」地位，並成為美國出口產品的巨大消費者。這種關係是一邊倒的關係：美國是少量產品(主要石油和廉價勞動力)有選擇的消費者，阿拉伯國家則是不加選擇地消費著各所各樣的美國產品——物質的和意識形態的。這種模式對美國好處多多，但中東產油國則始終難以擺脫「資源詛咒」：油價高漲時，這些產油國賺得盆滿缽滿;一旦國際油價暴跌，這些產油國便面臨巨大財政赤字。2014年6月以來，國際油價持續暴跌，已經從115美元/桶的最高點跌至2016年初最低不足30美元/桶。這使包括沙特在內的諸多中東富國不得不勒緊褲腰帶，節儉度日。

即使那些看似經常與西方衝突的政治伊斯蘭力量，其在發展道路問題上秉承的路線主張，也未擺脫西方話語設定的圈套。他們的銀行、公司、貿易、武器，還有設在日內瓦、盧森堡、法蘭克福和巴哈馬的商業總部，本來就是全球性經濟體系的一部分。海灣國家(尤其是沙特)則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後台，他們反對阿拉伯世界中任何趨向世俗、自由、民主的和愛國的運動。縱觀歷史，這些伊斯蘭勢力的後台先是英國，繼而是美國。他們利用文化宣揚宿命論、順從、放棄懷疑，人們應該接受任何命運，無論是貧窮或是富有，幸福或是悲慘。對全球性經濟來說，恐怕沒有比這更好的盟友了。由此看出，伊斯蘭世界「中毒」之深，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然而，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因照搬這種線性思維的現代化理論，而真正實現國富民強。相反，很多國家不顧國情，一味按照西方模式推進「現代化」，結果因引發社會動蕩，乃至最終爆發革命，導致政權垮台。例如，伊朗巴列維國王因推進「白色革命」，最終在1979年引發伊斯蘭革命。2011年，突尼西亞、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因經濟困境難以自拔，而在短期內相繼出現政權垮台。

值得玩味的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機構對這種畸形經濟模式卻讚揚有加。在政權垮台前，突尼西亞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經濟競爭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連續多年穩居非洲大陸首位;埃及2008年被評為「全球最佳改革國家」之一，在178個國家中列第16位，在中東僅次於阿聯酋和以色列。在西方這種「哄死人不償命」的廉價表揚背後，則是中東產業結構畸形、埃及40%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嚴峻現實。隨著肇始於2008年內的金融危機蔓延，受到衝擊最大、政權最先垮台的，恰恰是這些按照西方發展觀行事、經濟指標不錯的中東國家。

三、防範「戰略誘導」任重道遠

當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學術研究領域存在明顯的「西方中心論」情結，即凡是來自西方國家的理論、概念、體系，無論正確與否、前提條件是什麼，總是很容易被接受、擁護乃至廣泛傳播。然而，西方國家的學術成果同樣良莠不齊，其中不乏刻意製造、定向輸出的偽概念、偽理論，並用這些無厘頭的指標去衡量、引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方向。

除了前面提到的「現代化」理論外，最為世人所熟知的，就是用「國內生產總值」(GDP)概念取代「國民生產總值」(GNP)概念。GNP是指一個國家(地區)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生產的以貨幣表現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總和;而GDP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本國領土內和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所生產的最終產品和勞務的總和。客觀地說，兩大經濟統計指標各有功能，只是強調的側重點不同。傳統上，衡量一國經濟的綜合性指標，主要用「國民生產總值」(GNP)概念。在主權國家為單位進行經濟競爭的背景下，這種指標可以很好衡量一國經濟總量。1991年蘇聯解體後，傳統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相對下降。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外國子公司的銷售，取代出口展開競爭，由此造成「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明顯差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95年聯合國貿發組織開始使用「國內生產總值」(GDP)概念。作為經濟增長的一種統計方法，GDP悄悄取代了GNP。就像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掩蓋了剝削一樣，GNP轉化為GDP，無形中掩蓋了國際剝削，引導發展中國家盲目追求GDP，會扭曲其經濟結構，釀成一系列嚴重經濟社會問題，因而具有極大地緣政治殺傷力。換言之，這種統計標準的變化，客觀上成了西方國家進行國際貿易戰和金融戰的地緣政治工具。

可以說，正是由於GDP概念的誤導，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處境，即只看表面的經濟指標，而忽視經濟結構、產業升級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例如，GDP指標經常會掩蓋貧富分化問題，人均GDP某種程度上是沒有意義的。更重要的是，一味強調經濟數量，還掩蓋了經濟發展質量、經濟結構和所有權關係等更為關鍵的問題，使相關國家的經濟即使誤入歧途乃至病入膏肓，仍無法從GDP的經濟指標中體現出來。

例如，在2011年中東劇變前，突尼西亞、埃及先後發生政權更替。然而，直到政權動蕩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上述兩國評價卻非常之高。2010年，在衡量「經濟自由度」的指數中，突尼西亞和埃及在非洲諸國中排名靠前;在2009/2010年「經濟競爭力指數」中，突尼西亞排第32位(領先於巴西和土耳其)，埃及排名70位，領先於部分歐洲國家(如希臘)。而在2010年評估政府政策的「KOF全球指數」排名中，埃及和突尼西亞分別高居12位和35位。但令人諷刺的是，這些經濟指標並未揭示出這些國家的真實困境。這種不能反映經濟真相的概念指標，實際更多是一種意識形態話語，而無助於經濟發展本身。

總之，西方國家的學術理論，尤其是涉及亞非拉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理論，經常用一套看似縝密的邏輯推理，以及繁複瑣碎的學術論證，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一條不容辯駁的發展道路，最終目的是迫使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上與西方大國捆綁，形成依附性關係。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來說，借鑒西方理論必須學會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照單全收，墜入西方學術話語暗含的意識形態陷阱。

【田文林，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文章發表於《學習時報》 20170626期，本文為作者提供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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