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學術期刊「影響因子暴政」的時刻來臨了

作者：江曉原、穆蘊秋

本文首發於2017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反抗「影響因子」的時刻來臨了嗎？》

2017年2月25日，筆者在上海「文匯講堂」做了題為《我們不能再跪拜影響因子了！》的學術報告，不料次日就傳來「影響因子之父」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1925～2017）去世的消息。事實上，隨著對有關歷史事件及背景的研究逐漸深入，以及近來國際期刊江湖的風雲變換，筆者對加菲爾德的「批判性欣賞」正與日俱增。

尤金·加菲爾德

影響因子之一統江湖

本來，辦學術雜誌的目的，是幫助學者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辦普及雜誌的目的，是將科學家研究的新成果以相對通俗的形式介紹給更多讀者。

1975年，這一年加菲爾德的私人商業公司「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開始逐年出版「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即JCR報告）。

出版這種報告，是為了發起一項名為「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的遊戲。

JCR報告則是SCI的衍生產品，它是基於對SCI（後來包括SSCI、A&HCI）「引用索引」數據進行整合處理後得到的結果，每年全球SCI期刊的「影響因子」排名就在該報告中。這個排名遂成為科學界評判期刊優劣的權威指標。

影響因子遊戲徹底改變了世人對雜誌的評價標準——現在，一份雜誌的優劣，不再取決於它刊登的文章本身的水準，而是取決於它刊登的文章被別人引用的次數。

40多年影響因子遊戲玩下來，許多雜誌已經主動或被迫忘記了「初心」！

江湖遊戲之黑水深潭

影響因子遊戲，當時就是一個無名之輩發起的對全球科學期刊的排名遊戲，這是何等的視野和氣度？當真是「兒撫一世豪傑」！

還在加菲爾德正式發起影響因子遊戲的前夜，他的多年老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就犀利而又極富先見之明地表達了對這個已經預熱數年的遊戲的擔憂：

自從科學引證索引（SCI）發明以來,引證研究已獲得了如此迅速的發展,以致於有失控的危險。在對其經常的無批判的應用中，人們忽視了許多方法論問題。

此外，SCI的存在和日益增加的大量引證分析（甚至用於幫助決定科學家的任命和擢升這類事情），有可能導致……它們作為研究質量的衡量標準將受到損害或完全失去效力。

默頓擔憂的情形如今早已全部變成現實，SCI和影響因子已經從評判手段本末倒置變成學者極力追求的目標。

這裡我們需注意兩個最主要的操弄影響因子的手法，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第一個手法，是利用影響因子計算公式——這個公式幾經修改別有玄機——中所暗藏的方便之門。這個公式的最終形式是：

需要特別注意，在上面的分數式中，分子部分的統計對象是期刊上所有文本——包括「引用項」和「非引用項」——所產生的全部引用次數；而分母部分的統計對象卻只包括「引用項」的文章篇數。

第二個手法比較簡單，就是辦綜述期刊，或在期刊上盡量多刊登綜述文章。因為人們很早就發現，綜述（review）文章天然具有高引用優勢。

放眼當今全球影響因子遊戲的頂級玩家，排名前20的期刊，一半主打第一個手法，著名的Nature、Science、Lancet都是如此；另一半則主打第二個手法，例如在2017年6月新鮮出爐的最新一輪影響因子排名中，前20家期刊中就有9家是綜述期刊。這兩種手法堪稱平分秋色。

黑水深潭的影響因子江湖遊戲，在白手起家的英雄幫主加菲爾德主持下，很快進入有序而穩定的階段。大家努力爭取讓自己的雜誌進入SCI，進入之後努力爭取讓自己的影響因子排名往上升，而影響因子的頂級玩家們則長期盤踞在前20名的虎皮交椅上。

群雄並起之三大叛軍

這樣一個格局長期穩定，又能「有序競爭」的江湖，本來似乎也還不算太黑暗。幫主加菲爾德則成了「把情報王國建立在腳註上的大富翁」，非但坐享滾滾財源，還有「科學計量學家」的學術名聲，以及科學界圈子中人的頂禮膜拜。

然而，近幾年江湖上風雲突變，竟已隱隱有群雄並起之勢，企圖挑戰影響因子一統江湖的反叛者層出不窮，各方勢力已經提出了十來種宣稱可以並且應該用以取代影響因子的指標，其中有三路叛軍聲勢尤為浩大。

第一路是Altmetric，最初是幾個網路草莽搞起來的，現在由國際科學出版巨頭麥克米倫（Macmillan）資助。他們主張，影響因子只考慮SCI期刊的引用，忽視了文章的「社會影響」，所以Altmetric將統計引用的範圍大大擴展。

第二路是CiteScore，這是另一國際科學出版巨頭愛思唯爾（Elsevier）推出的明目張胆向影響因子挑戰的指標。2017年6月2日正式開始發布「年度期刊引用分數榜」——完全相當於加菲爾德的JCR報告。

所不同的是如下幾點：一、JCR報告目前只涵蓋8856種期刊，而CiteScore涵蓋了22618種。二、影響因子計算的引用時間區間是兩年，CiteScore改為三年。三、CiteScore將影響因子計算公式中的分母改為期刊所有文章的篇數。

第三點的改動影響巨大，在6月2日發布的第一份CiteScore榜中，操弄筆者在本文上一小節中所說第一種手法的頂級玩家紛紛鎩羽：Nature降到了第67名，Science降為第54名；愛思唯爾自己旗下的Lancet（《柳葉刀》）是操弄第一種手法的老手，在影響因子排名中常年高踞前五，在這份CiteScore榜中竟然下降為第315名。

第三路是Nature Index（NI），彷彿富家公子翩然臨世，是Nature自己傾情推介的新指標。NI選定了全球68份權威期刊，統計全球大學和科研機構在該68份期刊上發表論文的篇數，一篇文章計為1分，有合作者則人均分享，計入各自所屬單位。

為何直到老幫主垂暮之年才群起反叛？

40多年來，對影響因子一統江湖心懷不滿或嫉妒眼紅的人久已有之，但除了學術探討之外，幾乎沒有人在行動上挑戰加菲爾德幫主的事業。老幫主今年2月26日剛剛仙逝，屍骨未寒，愛思唯爾就在6月2日推出「影響因子的重量級對手」CiteScore榜單，這種時間上的巧合也耐人尋味。莫非老幫主健在之日，真的能「鎮住」潛在的商業對手？

老幫主當年空手套白狼，起家創業，頗異常人。他一生勤奮高產，對他傾力打造的各類商業信息產品，進行學術推廣和相關寫作不遺餘力。

····

自1977年起， ISI出版社將加菲爾的專欄文章結集出版，煌煌15卷之多，取名《情報學家作品集》（Essays of an Information Scientist）。這個加菲爾德的個人作品集還有一個相當引人注目之處，是他每卷邀請一位學界名人作序，陣容極度豪華，主要由科學家和科學史學者組成，除三位諾獎獲得者，還有「避孕藥之父」傑拉西（C. Djerassi）這樣的科學界重量級人物，以及普賴斯（D. J. de S. Price）、默頓（R. K. Merton）、霍爾頓（G. Holton）等科學史界名流。

事實上，加菲爾德與科學史界的一些知名人物長期過從甚密，名頭最大的三位就是普賴斯、默頓和貝爾納（J. D. Bernal）。加菲爾德還熱衷於參加學術研討會，產生的效果可謂一舉兩得，既可提升自身學術形象，又能將學術期刊和會議當成ISI產品的推廣平台。

加菲爾德這個持續長達31年的個人專欄，發揮了類似今天一些大公司「官網」或「官博」的功能，主要著力打造ISI公司「服務學術」的品牌形象，將其作為推廣SCI和影響因子的主陣地，不定期發布各類新產品的預告，對公司主要團隊人物進行介紹。除此之外，專欄文章也還涉獵加菲爾德個人感興趣的一些話題，如科學評論、科學獎勵、科學評審、科學寫作、科學政策、諾貝爾獎、科學中的女性等等。

想想看，如此「神一樣的存在」，是能隨便挑戰的嗎？所以加菲爾德老幫主一統江湖40餘年，非偶然也。但是，他終究也要衰老的。

Nature雜誌與影響因子曾經的蜜月

40多年前，影響因子遊戲從技術上看確實大有名利雙收的潛質，一直不忘與時俱進的Nature雜誌「慧眼識珠」，立刻與加菲爾德展開了一段迄今尚未被人關注的合作。這段合作是如此的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不啻一曲流暢動聽的四手聯彈。

加利菲爾德與Nature、Science兩家期刊的共謀合作，最明顯的莫過於他多次修改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

1955年，加菲爾德最初將影響因子定義為「一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數」。

1963年，加菲爾德將影響因子定義修改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數」。

1972年，加菲爾德將某年度的影響因子定義再次修改為「期刊前兩年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除以期刊前兩年發表的所有文章篇數」——分母恰好就是愛思唯爾剛剛推出的CiteScore所用的定義，但是這樣的定義對於Nature、Science、Lancet、《美國醫學會雜誌》（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等刊物都非常不利，它們的影響因子排名全都落在40名之後。

1975年，在首次發布的JCR報告中，加菲爾德再次修改影響因子定義，形成了現今仍在使用的計算公式（見上文）。

這次的定義修改使得Nature、Science、Lancet和《美國醫學會雜誌》等雜誌的影響因子排名全部大幅上升，其中《美國醫學會雜誌》驚人地提升了100位。

1995年，影響因子定義再次微調，分母中的「引用項」進一步縮小，只包括「原創研究論文」和「綜述評論」。

Nature、Science當然也「投桃報李」，它們提供版面作為發布平台，積極為影響因子遊戲造勢：1955年，「影響因子」首次作為專門術語出現在Science上；1972年，Science刊登了最初的年度期刊影響因子報告；1976年，Nature刊登了JCR報告的縮減版——考慮到JCR報告1975年才首次出版，這幾乎等於在幫它進行市場預熱和產品推廣了。當時這兩份期刊上，沒有出現任何對影響因子質疑或商榷的文章。

如今世人但凡說到Nature、Science、Lancet等雜誌，必頂禮膜拜，譽之為「國際頂級科學期刊」。但理由何在呢？幾乎只有一條——就是它們的影響因子高。因為它們多年來一直在影響因子遊戲中高踞前20名甚至前10名之內。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影響因子遊戲，就沒有Nature雜誌的今天。

Nature雜誌為何如此忘恩負義？

如今卻悍然加入反叛影響因子一統江湖的陣營。在輿論上，它多次刊登文章，號召「反抗影響因子暴政」——回想一下它當年多次刊登加菲爾德提倡影響因子文章的光景，簡直恍如隔世！

在行動上，它不僅向別的叛軍投懷送抱，在自己雜誌上提供文章的Altmetric指標，而且自組叛軍直接加入叛亂，乘機推出自己的NI指標。

2017年4月27日，也就是加菲爾德老幫主去世後兩個月，Nature雜誌簽署了《舊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該宣言「建議科研資助機構、研究機構等有關各方，在資助、任命和晉陞的考量中，停止使用基於期刊的指標，如期刊影響因子，評估要基於研究本身的價值而不是發表該研究的期刊。」

簽署該宣言的還包括Nature雜誌旗下的大批期刊，計有：

所有冠名Nature的研究期刊；

所有冠名Nature的綜述期刊；

所有Nature合作期刊（Nature Partner Journals）；

《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科學報告》（Scientific Reports）；

《科學數據》（Scientific Date）。

如此赤裸裸的忘恩負義，以怨報德，在江湖上實屬罕見。但Nature雜誌的行動很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Nature雜誌是一家非常奇特的刊物，它一方面是「國際頂級科學期刊」，通常認為只有牛逼人物可以在上面發文章；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依賴科學界芸芸眾生的頂禮膜拜，才能夠維持廣泛關注和知名度。

而在影響因子的一統江湖中，科學界如何分層？大體上，少數上層人物，發高影響因子刊物很容易；廣大中下層芸芸眾生，則是「影響因子暴政」的受害者。屁股決定腦袋，那對影響因子的一統江湖，必然是上層安享其利，下層聞亂則喜。

所以Nature雜誌現今的策略屬於兩頭下注，是江湖梟雄常用的策略。它鼓吹叛亂，可以迎合芸芸眾生，而只要影響因子還一統江湖，它就依舊高踞神壇；萬一叛亂成功，那它即使未能如願分一杯羹，至少也是叛亂的鼓吹者和參與者，「首義」之功仍不可沒。打個比方，Nature雜誌之鼓吹「反抗影響因子暴政」，有點像特朗普身為大房地產商卻在競選中為下層藍領代言。

最後，筆者冷眼旁觀，稍可告慰加菲爾德老幫主的是：也許反抗「影響因子暴政」的時刻是來臨了，但是推翻影響因子的時刻還未來臨。更重要的是，如果推翻影響因子之後，只是由三大叛軍中某一家取而代之，那只是以暴易暴；如果最終形成幾家平分秋色之局，那更是群魔亂舞，都只會使這個江湖更加混亂無序，銅臭薰天。(生物易構 | 更人性的生物化學試劑採購平台 -bioe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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