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迄今最好的國片出現了

文 |落木君，紐約大學電影系

許鞍華的新片《明月幾時有》，算起來，是她第四次講民國的電影了。這部片子雖未正式上映，但在上海電影節和北京的點映與影迷見面後，已經引起了不小的爭議。觀眾的反應褒貶不一，有人感動得落淚，有人則覺得有些淡而無味。看豆瓣上的評價，很多人覺得，故事講得有點散了，有點不知道說的啥。

落木君去看了北京的點映，個人覺得，片子質量讓人十分驚喜，可以算得上2017年華語電影年度最佳了。

很多豆瓣網友所說的「敘事散漫」，其實恰恰是這部片子的精華之處，是很高級的東方文人敘述方式。

形散而神不散，看似處處是閑筆，但仔細一品，無一處是閑筆。看似東拉西扯，絮絮而談兒女情長，百姓瑣事，看完全片，你會發現許鞍華的野心，她勾勒的，是整個香港抗戰時期的風俗長卷，她描繪的，是整個民族的韌性和曠達。

形散神不散

電影講的是40年代的香港，東江縱隊的游擊隊抗戰往事。以港九大營救中，營救郭濤和蔣雯麗扮演的茅盾夫婦為引子，以點帶面，引出了三支主線：

以彭于晏飾演的劉黑仔為代表的，正面抗敵的短槍隊，以周迅飾演的方姑為代表的，傳輸情報的情報人員，和以霍建華飾演的錦榮為代表的，打入敵人內部的地下黨。

而方姑作為主線人物，她與錦榮的情愫，與劉黑仔的惺惺相惜，與母親和童子軍鄭家彬姐弟等其他情報人員的感情，串聯起了整個故事。

三支主線相互交錯，網羅了香港抗戰往事的各個階層，但導演筆墨有濃淡，人物卻全是立體的：

戰時筆耕不輟，卻不得不顛沛流離的文化名人，精打細算勉強維持體面婚禮的普通市民，有春夏飾演的富家千金這種看似奢靡，實則心懷信仰的名媛交際花，還有喜愛中國文化，但永遠也無法理解中國的日本軍官。甚至連港口負責搜查的普通老百姓，許鞍華也精雕細琢，將其猶疑又怕事自保的心態刻畫得入木三分。

這些細膩的對世情的群像描寫，恰是導演想讓電影呈現的狀態：國難當頭，不同階級，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人，都在拯救自己，拯救這個民族。細究下來，每一處似乎旁枝斜逸的細節，都有情節的勾連。

春夏與霍建華

譬如春夏飾演的富家千金，與日本上層的女子縱情歌舞，似乎沉淪於亂世中短暫的歡愉，一度讓人疑惑，這與電影中的主線故事有何關聯，但隨著敘述展開，參與情報工作的方姑母親被捕後，春夏也同時被捕，我們才恍然大悟，她原來也是心懷大義的抗戰人士。

霍建華飾演的錦榮，是周迅飾演的小學教員方姑的男友，他突然的求婚，和求婚不成後的告辭，一度讓人摸不著頭腦，直到電影最後，觀眾才理解，在向女友求婚的時候，錦榮已有了為國赴死之心。

再比如作為日方中文教師的錦榮與日本軍官的幾場對手戲，更是寥寥幾筆，卻畫龍點睛，含蓄表達出導演對抗戰的態度。兩人的微妙關係幾乎成為抗戰時中日關係的隱喻。日本軍官傾心於中華詩詞的精妙，但永遠參不透其中精髓。劇中借用七步詩的典故，顯出了日本軍官對大國文化的掌控欲，不尊重和傲慢，錦榮情急之下隨口做對的詩卻不卑不亢，綿里藏針。這些細節都在故事最後嚴絲合縫地對隼了。

這種看似散漫，其實草蛇灰線的敘事方式，其實是從古至今，漢民族特有的古典敘事。任何一個在紅樓夢，金瓶梅等古典小說的浸淫下成長的中國觀眾，都應該會覺察到一絲久違的舒適感。

散點敘事

最讓人擊節的，是梁家輝飾演的童子軍彬仔的偽紀錄片採訪式的旁白插敘設置。在此片中，梁家輝飾演老年的鄭家彬，昔日的童子軍，曾與方姑等東江縱隊成員並肩作戰，傳遞情報。

方姑，劉黑仔，錦榮等人的故事，是由他的碎片式回憶，勾連在一起的。這樣的形式，乍一看有點像關錦鵬的《阮玲玉》，或許鞍華的上一部電影，同樣以個人的沉浮描寫整個民國文壇的《黃金時代》，細究起來卻全然不同。

梁家輝

彬仔的採訪，是戲中戲，梁家輝雖直接向觀眾敘述，但他扮演的仍是戲中的角色，而非梁家輝本人。採訪本身也是戲中的情節，劇情因此用彬仔的採訪作套子，以插敘形式出現，結尾又回到彬仔的開車離去。

更妙的是，戲中的情節雖由他的採訪引入，但視角卻是全知視角，超出了他在東江縱隊時，作為孩子的視角。劇中對於劉黑仔，方姑母女和錦榮的描寫深度，遠遠超出了彬仔所知。

這種敘事手法足以看出許鞍華導演的文人氣質，民族美學！落木君不由得想起前段時間，奇愛葛格在北影節做的「文人電影」特別單元。其中的《小城之春》，女主角玉紋那種超出了全知視角的旁白，也一度讓中外學者既著迷又疑惑。

《小城之春》

君君一直覺得，恰恰是這種全然自由的，游離於內心和客觀世界的旁白描述，掌握了中國文化五千年來寫意表述之精髓！

君君先班門弄斧，舉個繪畫的例子吧，在畢加索立體主義之前的西方繪畫中，老外們一般使用單點透視，比如下面這幅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透視點在正中，畫出的是事件發生的一瞬間。

而東方的繪畫思維是散點透視，比如《清明上河圖》，透視點有很多，使得一幅畫可以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超越了一時一地一個人的感知，可以自由穿梭千里江山，移步換景。

這种放飛自我的自由表現到了古典小說里，照北師大郭英德老師的總結，變成了一種「散點敘事」。比如說，水滸傳里寫武松對付孫二娘，是這樣寫的：

先全知敘述武松的動態：武松也把眼來虛閉緊了,撲地仰倒在凳邊。

這時就開始說武松的聽感：只聽得笑道:「……」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聽得飛奔出兩個盛漢來,聽他把兩個公人扛了進去,「一隻聽得他大笑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若千東西。」聽得他把包裹纏帶提入去了,隨聽他出來。

然後突然又轉到旁觀者的視角：看這兩個漢子扛抬武松,哪裡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卻似有千百斤重的。

又回到武松的聽覺：只聽得婦人喝道……

古典小說這種「散點敘事」的手法，隨處可見。這種描述已經跟電影分鏡頭腳本似的了。而到了戲曲里，這種散點敘事的思路，成了戲曲的代言體，變得更加放飛了，全知視角和限知視角自由穿梭毫無障礙。

主角上來先念個定場詩，跟觀眾講自己的身世，一會兒在劇情里，一會兒又背著劇中人跟觀眾講兩句心裡話，甚至直接作者附體評價一番。

角色知道的事情可以大於劇情，也可以小於劇情，還可以等於劇情，而不會精神錯亂，偶爾各懷心思的兩人同時跟觀眾講話，劇中人還可以選擇性耳聾，互相聽不見，最後下場還彷彿未卜先知似的，預告了自己身世。

對於精通京劇之精髓的費穆導演， 《小城之春》中玉紋的旁白，自然而然就是這種操作，這足以讓洋人震驚了，但是對於放飛自我的中國人，咱是見怪不怪。

而《明月幾時有》中，梁家輝飾演的彬仔在散點敘事之外，還是一個重要的「功能性人物」。他就像《桃花扇》中的老贊禮，《長生殿》中的李龜年，《紅樓夢》中的賈雨村，作為一個群戲中的「緯星」。

彬仔的採訪，讓導演可以自然地打破電影的第四堵牆，自由表述。他既是場外之人，評點戲中人事；又是場內之人，展現當年世事。這種雙重身份，使他不僅在電影的敘事結構中可以「細參離合之場」，而且在抒情中承擔著抒發「興亡之感」的重要任務。

而梁家輝教科書般的演技，也很好的完成了這一任務，他的表演無比真實，連脖子上的皺紋都特別有戲。如果不是知道他是梁家輝，觀眾簡直要誤以為這是真的人物採訪。彬仔的設置，hold住了整個故事的「形散」，而且拉開了時間的跨度，讓細膩的，細節上精雕細琢的故事，一下子有了滄海桑田的宏大感。

借離合之情，抒曠達之感

和孔尚任，曹雪芹一樣，許鞍華的《明月幾時有》，電影敘事沿用了中國傳統的「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手法。通過方姑的成長，與兩個男人的情愫，與母親的生離死別，寫出了一個時代的興亡之感。

這種家庭倫理的故事內核，寫家國情懷的宏大敘事，其實一方面延續了許鞍華從《客途秋恨》到《黃金時代》一以貫之的細膩又客觀的描述，另一方面，又沿襲了民國文人電影傳承不息的民族美學傳統。

《黃金時代》

《明月幾時有》讓我想起，鄭君里和蔡楚生兩位影壇巨匠聯合執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同樣也是用詩句作題，同樣講抗戰，同樣的「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敘事手法，也同樣有望月場景，每當江上月圓時分，忠良月下「永遠團聚」的誓言，成了髮妻素芬生活下去的信念。

「明月」作為一個民族希望的象徵，也成為兩個電影共同出現的意向。

《一江春水向東流》

但不同於《一江春水》表現出李煜式的沉鬱，《明月幾時有》就像它所引用的蘇軾的詞句，全片有一種港人特有的從容曠達之感。沒有悲悲戚戚，只有為國的奮不顧身和樂觀向上。

從影片開頭被營救離港的一句「勝利再見」，「勝利見」成了所有抗戰時港人心中的明月，從俠客般神勇的劉黑仔，到嬌小瘦弱的方姑，到方姑年邁的母親，所有港人，懷著希望與樂觀的心態，積極抗日。

雖然劉黑仔也有「入了短槍隊，就沒想著活著回來。」，方姑母親也有「死不重要，不要連累隊友。」但每個人說到生死，都有一種曠達和樂觀，甚至有種幽默。

這種幽默的背後，是香港人對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自信。勝利後見沒見，影片悲憫地在此處留白，我們每個人也心知肚明，蘇軾的水調歌頭也已經給出了答案：「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本片的曠達洒脫正如蘇詞的最後一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體現在影片末尾，驚艷的長鏡頭，明月照耀下的香江邊，香港，東江縱隊曾經拋頭顱灑熱血保衛的地方，已是高樓林立的大都會。

許鞍華的民族認同感和港人的自豪感，在一個鏡頭中表達得淋漓盡致。正如《客途秋恨》中她借爺爺之口說出的「不要對這個國家失望。」，本片中也洋溢著一種極其曠達的民族自豪感。

明月，是這個民族千百年來堅強不屈的希望。我想，這也是許導演為什麼要把本片的英文名起為：Our Time Will Come的原因吧，不管當下有多糟心，香港人總相信，我們的時代會到來。

導演許鞍華和彭于晏

這部片子也讓我對17年的中國電影有了希望，在商業化IP化的大潮下，我們仍有這樣的導演，堅持民族美學，文人風格，堅持講述本民族的故事。

有人擔心這部明星雲集的文藝片會不賣座，我卻是比較樂觀的。在上海電影節，曾經有導演怒噴中國觀眾是「垃圾觀眾」。但我想，曾經的《一江春水向東流》，一部長達三個小時的文藝片史詩長卷，能夠在上海引起巨大轟動，每七個人就有一個看過《一江春水》，甚至影響了中國的政治格局，連國民黨敗退到台灣時，甚至覺得《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雲和月》，和《烏鴉與麻雀》，讓國軍失了民心和江山。

那時的觀眾欣賞得了《一江春水》，現在往返於京滬兩地，在電影節受到各種高級片子洗禮的觀眾，就欣賞不了《明月幾時有》了嗎？觀眾都不傻，好內容，觀眾都會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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