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了·安徽（2）徐錫麟竄紅官場，恩銘聽流言心生疑忌

以恩銘與徐錫麟的連帶關係，本不該對徐有所疑忌，但想必徐錫麟豪燥決裂的做派，實在不像個做官的人，不然何以袁世凱疑他，張曾敭也疑他？當安徽臬台世善暴死之後，徐錫麟謀升此職，恩銘沒有同意，而是奏升了安徽首道毓秀，沒有讓徐獨當一面。

徐錫麟籌資捐官，動用俞廉三的關係，赴日留學，回國候補，花了偌大本錢，當然不只是為了刺殺一位安徽巡撫。他在被捕後的供詞里稱「我蓄志排滿十餘年，今日始達目的，本擬再殺鐵良、端方、良弼，為漢人復仇」，固然是面對敵仇，不必盡吐心事，即如供詞里又說「革命黨本多，在安慶實我一人」，乃不欲牽連他人。

徐錫麟

後人偽作的《孫中山致徐錫麟》一函中稱「安徽一省實為南省之堂奧，而武昌為門戶，若閣下乘機起事，武昌響應，一舉而得門戶堂奧，則移兵九江、浦口等處，以窺金陵，則長江一帶可斷而有也」，其實可看作時人對徐錫麟入皖之舉的揣測，陶成章在紹興為徐錫麟的謀劃也大致類此（此信發現於安徽巡撫衙門檔案，如系清官吏偽造，則多半是逆推革命黨的意圖）。1907年末《新世紀》第14號上刊出《徐、秋二君事略》亦稱「以君蓄志之久，取道之迂，而僅僅殺恩銘一人，良非君本意」。

總之，徐錫麟入安徽官場，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重點在於長江中下游的易手。這也是光復會的一貫主張。然而徐錫麟歸國後的一系列舉動，甚是奇怪。一方面，他確是在儘力實現入皖計劃，如六月赴京，改省分發安徽引見，徐錫麟在致友人函表示：「麟此次到京，奔走終日，無片刻之暇，大約安徽兵權或可到手」，他還請託在日某位朋友學造紙幣，以備將來起義成功發行軍用票，不容易被人造假。

另一方面，徐錫麟又多有歧動，比如同是六月，他又跑去保定，試圖刺殺練兵大臣鐵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殺直隸總督袁世凱，袁世凱「疑之拒不見」。徐錫麟難道不知，這兩次刺殺，一旦發動，不管能否得手，籌劃經年的入皖計劃必成泡影？

鐵良

更奇怪的是，徐錫麟八月往武漢訪俞廉三，跟他大談要在北京開報館，請誰誰誰當主筆，又致函友人，稱打算在奉天組織一間墾務公司，「寓兵於農」，資本需三十萬至一百萬。若說這些舉動，都是為了迷惑外界，掩飾他入皖的目的，則徐錫麟十一月跑去杭州見浙江巡撫張曾敭，明顯也有不軌意圖，否則以徐錫麟曾賄賂前任巡撫壽山的交情，壽山焉有不拜託張曾敭看顧之理？可是張曾敭居然跟袁世凱的反應一樣，「疑之，拒不見」。

徐錫麟屢次謀刺清廷大員，這才啟程往安慶就職。但是他的表現，一點都不像是要去安慶謀奪軍權，反攻江浙的樣子。據呂公望回憶，徐錫麟在杭州白雲庵告別光復會諸友時說：「法國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間不知流過多少熱血。我國在初創的革命階段，亦當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實。我這次到安徽去，就是預備流血的，諸位切不可引以為慘而存退縮的念頭才好。」（《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紀實》）

徐錫麟去了安慶，恩銘委以陸軍小學堂會辦之職。這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的事。轉過年，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徐錫麟便將妻子徐振漢遣回紹興家鄉。陶成章後來解釋說，徐是因為「每月所入不過數十金」，養不起妻兒才行此舉。但後人大都認為他是在為行刺恩銘作準備，已經抱了必死的決心。

陶成章記載，徐錫麟在安慶初時非常不如意，官場的那套禮儀他沒學過，常常在覲見酬酢時出乖露醜，被同僚笑話，想按起義計劃去聯絡安徽的新軍，又因為「口操紹興土音」，跟新軍弟兄雞同鴨講，無法像在浙東聯絡會黨那樣見效。因而徐錫麟鬱鬱不樂，「屢思歸浙」，在皖同鄉都勸他不要著急，關鍵是上次張曾敭不肯見他，兩人勢同冰火，回浙江也未必有什麼好果子吃。

幸或不幸，姻親俞廉三在此時又伸出了援手。俞廉三與皖撫恩銘有師生之誼，前任浙撫壽山又是恩銘的連襟，故此在俞廉三來信「務加重用」的請託下，恩銘改派徐錫麟為巡警學堂會辦，加授陸軍學校監督，還奏請朝廷，加徐錫麟二品銜，所謂「私恩」，確實不可謂不厚。

徐錫麟陡然竄紅，難免為安徽官場所忌。便有人在恩銘面前說徐的壞話，大抵是在鄉行為不端，曾經留日，不可不防之類的話。以恩銘與徐錫麟的連帶關係，本不該對徐有所疑忌，但想必徐錫麟豪燥決裂的做派，實在不像個做官的人，不然何以袁世凱疑他，張曾敭也疑他？當安徽臬台世善暴死之後，徐錫麟謀升此職，恩銘沒有同意，而是奏升了安徽首道毓秀，沒有讓徐獨當一面。

恩銘

這就埋下了一個隱患。徐錫麟謀划起義，此時能動用的力量，便是巡警學堂的三百名學員。這些學員不比陸軍小學校學生都是十幾歲的學生，均已成年，且每人配有一枝九響的毛瑟槍，可算得一支武裝力量。但徐錫麟只是巡警學堂的會辦，相當於常務副校長，學堂的「督辦」即校長例由臬台兼任。清末軍隊、警察中，頂頭上司最有權威，徐錫麟以會辦的副職，要讓學員聽從，頗有難度。徐錫麟供述誓言必殺恩銘，亦必殺毓秀，便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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