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恩怨錄（三）漢字文化圈的爭鬥

接上篇（【中日韓撕逼演義】千年恩怨錄（二）漢字文化圈的爭鬥）

在日本與唐朝一戰之後，日本埋頭苦幹一直幾百年與中國相安無事，中國倒也省心。整個唐朝大體上是三國的友好時期，都得到良好的發展，而唐朝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有大量外國的留學生、商人。唐朝的外國留學生，以新羅最多。不少新羅學生還參加唐朝進士科考試，從長慶元年（821年）至唐末，中舉的新羅學生有58人。中舉後，有的留在長安做官。

唐朝時做官的外國人多達三千，除去武官，文官也不少。新羅人、高句麗、百濟、日本人是在中國做官的外國人里比例較高的。開放的唐朝甚至有波斯人官拜宰相。在唐朝，五品以上就是高官了，三品基本到頭了（相當於宰相級別），一、二品主要是榮譽職位，比如太尉。日本人、新羅人官拜宰相級別的有：藤原清和，日本人，官拜秘書監；崔致遠，新羅人；阿倍仲麻呂，日本人……，唐朝也有黑人——崑崙奴，唐朝採取的開放的國策。對各民族採取平等政策，相當於現在的美國。唐朝的尉遲恭是著名的黑人將領。唐朝的宰相，總共369人，其中竟然有29人是外族人，佔比6%左右，比當今的美國還開放。

阿倍仲麻呂官服畫像

除了文武官員，在唐朝的各職能部門，也有很多外國人的身影，比如瞿曇謙、瞿曇悉達就是在天文曆法部門（迦葉氏(kasyapa)、拘摩羅氏(Kumara)、瞿曇氏(Gautama)（唐代天學界之「天竺三家」中最為顯赫），史籍中有關記載亦遠較前兩家為多）的印度人。

古代中國與外界的交往，起碼在明以前是開放的，只是明清以後，就採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三國的東吳孫權，就是有波斯血統的混血美男。

同樣，新羅也是大量任用外國人：高句麗人、百濟人、唐朝人、日本人；日本雖然也是較為開放，但使用的唐朝人或原中國移民較少（東渡日本的鑒真和尚算是比較出名的），使用的百濟人最多、新羅人次之……整個唐朝東亞相對穩定。

我們知道現在朝鮮與韓國，有很多人是從中國移民過去的，不乏王公貴胄，形成很多望族。同樣日本有很多中國王公貴胄移民慢慢的成為了日本的豪族。其中在日本，徐福是神一般的存在：徐福被日本人稱為農神、蠶桑神、醫藥神……

漢獻帝的玄孫（被日本稱為阿知王）在日本開枝散葉之後，形成了今天日本：原田、高橋、大藏、直、山口等逾30個姓氏。

安史之亂後，日本對唐政策進行調整。公元894 年，日本下令中止歷經200多年的「遣唐使」。此後日本僅和渤海、高麗等極少數國家保持積極的官方往來，中日兩國處於一種沒有正式政治關係的狀態。日本在延喜年間（901至923年）頒布了一系列針對唐朝的有關禁令：

1、 其中包括嚴禁官員、國民出海的「渡海制」；

2、嚴禁公卿大臣未經政府定價私自搶購「唐貨」的「禁購令」和嚴格限制唐商來日次數的「定年紀」等三大禁令。

3、這些禁令對之後的宋日關係產生深刻影響，也意味著日本開始盡量迴避與唐、宋的政治、經濟交往。

關於唐的三國關係我們就講到這裡，往下小編按遼宋夏金元明清民的歷史脈絡簡要述說。

唐末年間新羅與日本的撕逼

弘仁韓寇、弘仁新羅之亂、貞觀韓寇、寬平韓寇、長德入寇等。

新羅對日本的一系列騷擾、殺掠的嚴重程度這個與當年明朝沿海的的「倭寇」有得一比，此處略。

宋朝與日本關係

這裡小編把與宋朝大致同期的遼金元等與日韓發生關係的歷史政權也放在此簡述，而夏（西夏）不直接發生關係的，就不再敷述。

在此期間，日本與宋朝的關係比較平淡，不要被「海上度種」、「崖山之後」、「舉國茹素」等等鄉野謊言蒙蔽，兩宋時期（960至1279年），大體相當於日本的平安時代和鎌倉時代。北宋時，平安朝的藤原氏對外採取閉關政策；到南宋，藤原氏被武士階級所取代，開始了鎌倉幕府時代（1192至1333年）。自平清盛掌權，即廢除閉關政策，開始加強與南宋的交往。

北宋

這個時期，「脫宋」似乎已成日本的基本國策，即使必須要與宋進行政治接觸，也往往採取「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國表」的特殊方式。日本既想通過「貢方物」而達到某種目的，又以「不持本國表」 的方式堅持一貫的外交方略、迴避正式國家層面交往，這是宋朝所無法接受的。

宋神宗時期，針對日本三禁令，開始採取靈活變通的策略，曾連續三次通過宋商攜帶國牒和禮物出使日本，試圖恢復宋日間國家層面的交往。神宗三牒這個算是外交策略和戰術的極好教材：

第一牒：公元1078 年（北宋為元豐元年，日本為承歷二年），宋朝借日本通事僧（即翻譯僧）仲回搭乘孫忠商船回國之機。又以收到「太宰府國牒」為由，讓孫忠攜帶國牒及回賜禮物出使日本。日本面對突如其來的宋朝國牒，「人以成狐疑」，不知所措。

在接下來的連續兩次公卿合議中，大臣們發現孫忠攜帶的國牒不符合外交格式，國牒上前面既無抬頭接受者，後面也未注年號，竟然還出現「回賜」文字，因此對孫忠作為國使產生極大懷疑。誠然孫忠身為商人，擔當國使自然與官方派遣的使臣有所不同，「以孫忠乃海商，而貢禮與諸國異」，但或許這也正是宋朝所要達到的效果，盡量消除日本對正面接觸的疑惑。公卿大臣們身著朝服整日高談闊論，他們爭論的焦點：是否按照國使接待孫忠、如何回復國牒和回禮？遺憾的是兩年來仍未達成共識。

第二牒：正當日本公卿就是否接受宋朝國牒爭論不休時，公元1080年（北宋為元豐三年，日本為承歷四年），第二位宋商國使黃逢又到。其來意很簡單，只是詢問上任國使孫忠的下落，「別不待歟，只孫忠遲歸來也者」。但雖然表面上追問孫忠的下落，其實是「大國有所郁重牒示」，簡言之，宋朝是想借查詢國使下落來迫使日本儘快回復國牒。而日本卻恰恰對宋朝這種以宋商為推介的非正式的准外交模式的接觸有所疑懼。黃逢抵達後，日本朝廷又連續五次召開公卿會議研究對策，一年過去依舊毫無結果。

第三牒：就在日本大臣們一籌莫展時，公元1081年11月，宋朝派遣的第三位宋商國使黃政（又名王瑞垂）又攜國牒而至。理由依然和上次一樣，但除尋找孫忠之外，還請求日方協助尋找宋商劉琨父子的下落。黃政攜帶的這份大宋國明州牒收錄在《水右記》中，現轉錄如下：

大宋國明州牒

日本國

常州勘會先差商客孫忠等，乘載日本國通事僧仲回及朝廷回賜副物色前去，至今隔歲月，未見回還，訪聞得在彼載，有本朝商人劉琨父子說事端勘(欺)，或本國致遷延，久不為發遣，須至公文。

牒具如前事，須牒日本國，候牒到請狀，捉逐人國客商舟船，穿送赴州，依憑依法斷，遣狀其孫忠等，亦請疾發遣，回歸本州島，不請留滯，謹牒。

元豐肆年陸月初貳日牒

權觀查推官權節推萊畜

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花返

朝奉郎通判事州事胡山

朝議大夫知軍州事王正

此番明州牒遵照唐朝以來的牒式，上面明確注有「大宋國明州牒」的發出國和「日本國」接受國，末尾有「謹牒」以及簽發日期（元豐肆年陸月），國牒簽發者為「朝奉郎通判事州事胡山」和「朝議大夫知軍州事王正」。另外，「日本國」等文字換行頂格書寫，由此可見，宋朝是以平等的外交禮儀對待日本。

這份明州牒有兩項內容：

1、尋找宋商孫忠的下落；

2、請求日方協助遣返滯留在日本的宋商劉琨父子。

在太宰府史料收錄的這份明州牒後邊，還附有日本地方官員對宋商孫忠和劉坤的「存問記」以及朝廷官方意見。由此我們得一探歷史原委，「存問記」表明孫忠乃代表宋朝持國牒而來，還攜帶有回賜給日本的唐錦等物。但正因如此，使得日本難以接受，遲遲未肯復牒，從而又導致宋朝接二連三地遣宋商國使黃逢、黃政，攜國牒赴日尋找孫忠。

宋朝的連續三牒，最終迫使日本回牒，「遣大宋返牒孫忠遣歸本朝事，右大辨匡房朝臣書之……入木函以五色漆封之云云，金字出錢躰」，返牒依然讓孫忠攜帶」。整個北宋時期，總體來說是「政冷經熱」。

關於北宋，不得不提一下宋仁宗（1010年至1063年）

在位四十二年的宋仁宗，可以說是一代明君。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佔了六家。這六家（蘇洵、蘇軾、蘇轍、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又都在仁宗時代。中國的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都出現於仁宗時代。就連自視甚高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宋仁宗是他生平最佩服的三個帝王之一。當宋仁宗的駕崩訃告送達北方遼國時，彪悍的遼國君主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你說什麼？他老人家怎麼就過世了？」說著眼淚就掉下來：「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託哀思。 」遼國的皇帝將仁宗送給他的御衣「葬為衣冠冢」，歲歲祭奠。

當年八大家的蘇轍參加進士考試時，居然膽大包天地在試卷里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在宮中，美女數以千計，終日里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國安邦大計。」其實蘇轍這些話純屬道聽途說，完全與事實不符。考官們打算給蘇轍治罪，但宋仁宗聽說此事後，卻說：「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學生，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予功名。」於是蘇轍反倒考上了進士。這如果趕上大清「康乾盛世」，滅三族不夠九族來湊。

南宋

南宋時期，政府積極鼓勵對外貿易，商品經濟空前高漲。日本方面，模仿隋唐制度的班田授受法（土地國有，政府授予農民使用，定期輪換土地）早已崩潰，土地私有的莊園大量出現，刺激了日本經濟的發展，客觀上帶來了商品的需求。中日民間貿易在此背景下，快速發展。

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貨幣的發行，但是在莊園制度的背景下，這個時期日本中央政府的力量被削弱，政治不穩定。貨幣是政府信用力的表現，日本也間歇發行過本國貨幣，但是被日本人自己稱為惡貨，流通不多。日本人稱宋朝的貨幣為良貨，使用很廣，大凡動蕩地區，外國硬通貨好使，古今中外，都是這樣。此後一直到江戶幕府為止，中國貨幣在日本歷史上都扮演重要角色。日本考古學家就在多處遺址中發現了宋朝銅錢，多達55萬枚，可見宋朝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力。

宋朝的銅錢不僅工藝精良，而且幣值穩定。當時的日本對優質的宋朝銅錢需求量很大。不單是日本，連當時的遼國皇帝都認為只有宋朝的錢才是真錢，從而放棄了鑄幣。《宋史》有載：日本商人攜帶大量黃金來到宋朝，不進貨，卻專買銅錢。巔峰時，一次從宋朝購買的銅錢多達10萬貫。由於日本國內的法定貨幣發行權掌握在宋朝手中，這讓宋錢處於硬通貨的地位，類似今天的美元地位。這種情況，反應為：從北宋到南宋，「荒錢」鬧個不停，老百姓常常發現，市面上的錢用著用著就不見了，不知流到哪裡去了。

宋朝高度繁榮的文化、政治、藝術這些軟實力，讓日本看到了唐朝的延續，甚至繁榮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宋朝時期，宋朝理學、佛教禪宗傳入日本，當然還有大量文學作品及書籍，茶樹也是這個時期傳入日本。與唐代相比，宋代文化對日本產生的影響是更加廣泛、更加持久，特別是宋學和禪宗所強調的寧靜克己和忠義團結的精神深得下層民眾和新生的武士階層的崇尚，對日本近世以來所發生的社會變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種精神與日本本土文化互相融合後，逐漸滲透到日本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等各個方面，在某些方面甚至逐漸發展成為現在的日本文化。

日本奈良東大寺裡面有很多宋式風格的建築，宋朝明州最有名的匠師陳和卿挑選了明州當地的最頂級的7名工匠應日本方面的邀請，按照中國明州寺院的建築樣式，和日本工匠一起，前後花費15年的時間，建成了東大寺，寺內供奉高大的銅佛。如今，東大寺的南大門、鐘樓、開山堂等建築都是當年陳和卿建造的原物。當年帶來的幾個工匠中，有一個叫伊行末的石雕奇才，他在東大寺工程結束後，並沒有選擇回國，而是留在了日本，帶領一批日本工匠將石刻技藝發揚光大，形成了日本石刻工藝史上赫赫有名的「伊派」。

宋朝與高麗關係

在這個時候，朝鮮半島的新羅已經被王氏高麗取代，高麗先後奉遼、金為正朔，從某種意義來說，宋朝沒有一統天下，也沒有問鼎中原，只是一個地方政權。倒是遼朝，可以說是正朔。首先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稱帝建國時間為公元907年，比宋朝早了53年，而且遼朝以轄燕雲十六州的戰略優勢問鼎中原。（問鼎中原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滿族人建立的清朝）

遼朝是一個奇特且神秘的國家，留下的史籍大多隻言片語，而且語焉不詳，連元朝寫的《遼史》在歷代正史中最為下乘，史料範圍又比較狹窄，書中的缺陷確實是比較多的。其缺點主要表現在：太過簡略、前後矛盾、史實不清、官制粗略、明顯錯誤等。

遼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採用雙國號的朝代（一個國號為「大契丹」、另一個國號是「大遼」），也是採用南北兩院的朝代（一個叫「北面官」、另一個叫「南面官」）。大遼國全盛時期佔據了中國大約三分之二的國土，中原也在其治下。遼朝的複合國號全稱為「大中央遼契丹國」——其意分解為「大中國」、「大央國」、「大遼國」、「大契丹國」。

現在俄語中的中國拼寫是Китай，發音就是契丹。而契丹的英文叫Cathay！意思是「中國的雅稱」。香港的國泰航空公司英文就是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按字面直譯就是「契丹航空公司」。希臘語也是稱中國為契丹。穆斯林文獻中常把北中國稱為契丹（Khita，Khata）。而後金朝把遼朝滅了，承續了遼朝的疆域，也算是入主中原的正朔。王氏高麗把遼金奉為正朔是說得通的。這也許是日本對宋朝國書性質的東西——牒，進行「迴避」、「抗拒」的原因之一吧？

北宋時代，很長時間與高麗無正式外交關係，南宋更是如此。兩國間的外交活動常以商人為媒介推進著。

公元994 年，高麗開始使用契丹年號統和，第二年，高麗侍中朴良柔奉表前往契丹上京告行正朔，宋和高麗斷交。熙寧二年（公元1069 年，高麗文宗二十二年）宋朝發運使羅拯轉來高麗國國禮賓省移牒，高麗禮賓牒其實是在向宋朝表明兩國今後的基本外交原則：繼續奉遼正朔，在此前提下，發展宋高友好關係。從此兩國恢復了斷絕近70年的國家關係。這也決定宋高兩國關係只能以非正式的「准外交關係」的方式交往。

南宋時期，高麗奉金為正朔，兩國又中斷國家間的使臣互派交往，仍然依靠宋商作為國使來保持這種「准外交關係」。由於高麗前後奉遼金為正朔，無法與宋正式互派使臣，因此，就利用宋商這一特殊群體，來去自由，接觸面廣的特點，作為兩國之間的「白手套」進行非正式的國家接觸，以達到實質性的國家外交往來。一千年前，宋、日、高三國之間上演了一場以宋商為推介的獨特外交博弈。而宋高兩國政府似乎樂意並主動地利用這種非正式的「准外交關係」 模式。這與宋日之間，宋朝一廂情願地派遣宋商寫國牒赴日作為兩國間的推介有所不同。

日本與高麗關係

日本和高麗則保持著密切的政治接觸。沒有大的戰事，僅有一場長德入寇的撕逼：長德三年（997年）十月一日、四年二月的條目記載九州所受擄掠及反擊。『百練抄』記載為「高麗國人」，而『紀略』記載為南蠻海盜（即奄美島人）。筑前筑後薩摩壹岐對馬皆有侵擾報告，故被認為並非僅有奄美島人參與。擄數百人亦無前例。與寬平韓寇行為甚為相似。

宋朝設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海關，建立了當時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從高麗、日本到印度、阿拉伯、東非，中國商人和水手在各處海岸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對外貿易的空前發達使之第一次具備了財政上的重要性，局促於東南半壁的南宋朝廷對外貿收入的需求更為強烈，宋高宗趙構以帝王之尊，也津津樂道於「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於民」。宋朝雖然戰役力比較弱，但宋朝的經濟實力可不是開玩笑的，每年的GDP可以佔全球的四分之一，商業十分興旺。宋朝與遼朝的「澶淵之盟」給自己的發展留下了相對穩定的130年發展時間，但以每年朝貢遼朝為代價。後來宋朝與金朝以滅亡遼朝為目標的「海上之盟」，卻加速了遼朝和北宋的滅亡。

北宋聯金滅遼，北宋滅亡！南宋聯元滅金，南宋滅亡！在同樣的地方跌倒兩次犯兩次同樣的錯誤而滅亡，在歷史上也是沒有誰了。宋朝無論是文明文化還是經濟在古代中國達到巔峰，他的滅亡讓中國從農業帝國向商業社會轉型的一次嘗試化為泡影。

獲取更多資訊，敬請關注熙和微信公眾號。如需要更深入的探討及合作，歡迎來訪。廣西熙和綜合食品交易市場歡迎您進駐，搭建一村一品平台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竭誠為您服務創造更大價值。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