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國兩制」護佑下開創香港發展新天地——紀念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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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30日23時59分53秒，隨著英國國旗緩緩降落，一段被鴉片和炮火熏黑的屈辱歷史結束了。7月1日零點，歷史的時針指向香港。伴隨著雄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五星紅旗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冉冉升起。這宣示著，分離了一個半世紀之後，香港終於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此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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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在「一國兩制」護佑下開創香港發展新天地——紀念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本報記者 汪仲啟

「一國兩制」證明了中國人的政治智慧

作為亞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香港被人們稱為「東方之珠」。在回歸祖國的懷抱前，一些人預測，這顆閃耀的明珠將從此黯然失色。然而，2007年香港回歸十周年的時候，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在其封面文章中坦承：「本刊的姊妹雜誌《財富》曾糟糕而錯誤地預測，香港回歸中國會導致其毀滅，但香港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具有活力。」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發布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香港依然是所有中國城市中的翹楚，宜居指數、可持續指數等位列全國城市的榜首，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則排名次席。

回歸之前，許多香港人也感到很惶恐，擔心香港原有的自由、人權、法治等「好東西」會失去。但回歸後的實踐證明，在「一國」的前提下，香港按照《基本法》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不僅保持了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而且原有的政治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也保持不變，香港同胞實現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享有比港英時期更為廣泛的民主權利。

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教授馮穎紅對本報表示，自從上世紀 80 年代初至2010年前後， 港人對 「一國兩制」 經歷了從排斥到認同度逐步提高的過程。80年代初的一份調查表明，當時港人贊成將香港歸還中國的只有 3%，而多達56%的人認為解決香港問題最不利的方案是歸還中國，而到了香港回歸十周年之後，有超過七成的市民表示對「一國兩制」有信心。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一直關心和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發展。幫助香港安然度過了兩次全球性的經濟金融風暴，順利克服了非典疫情所造成的困境，讓香港充滿活力。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指出，「一國兩制」產生於改革開放的歷程之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推進「一國兩制」不斷向前發展，是內地和香港各界人士的共同責任。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表示，「一國兩制」有很長的路要走，不能低估未來在實踐中面臨的問題、挑戰及風險，「勿要期望在『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會風平浪靜。」改革開放論壇副理事長王郡里表示，長期以來，香港都是信息的重要集散地，回歸後中央對香港採用「港人治港」的方針，但這並未完全消除顛覆勢力的威脅。香港安全問題「並非完全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及戰略問題。」香港立法會前主席、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表示，《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依據，要繼續發展香港民主，成功進行「一國兩制」，就一定要嚴格按照《基本法》、深入理解《基本法》。香港人民要轉變心態。「『一國兩制』剛提出的時候，香港的GDP占我們國家的差不多三分之一，比四分之一多；現在不到三個百分點。很多事都變了，但我們還是只想著我們過去怎麼強，這樣不行。」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孫力教授對本報表示，香港回歸祖國之後20年的實踐證明，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是可以融合的，這是中國人民的首創，此前沒有人可以想像。這不僅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政治智慧，更對於人類治理具有重要意義，「這預示著一種在重大差異情況下實現政治統一的解決方案。」

《基本法》的實施並非一帆風順

近幾年來，隨著內地發展突飛猛進，影響力與日俱增，兩地的人員往來日益密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開始在香港出現。自2011年以來，內地「雙非嬰兒」在香港引起廣泛關注。隨後，「D&G拍照」事件、「狗與蝗蟲」對罵事件、「內地遊客地鐵進食」事件、「奶粉限購」事件、「內地兒童在港便溺」事件等一一出現，部分香港居民對內地遊客滋生不滿情緒。一些以香港「本土化」甚至「港獨」為宗旨的社會組織也「應運而生」。武漢大學法學院祝捷教授表示，這種謀求「香港獨立」的社會思潮，近年來已由隱秘的隻言片語發展為一種理論體系，更有少數激進主義者將「港獨」思想付諸實踐，公然在社會運動中打出「港獨」旗號。

經濟上，香港成功抵禦了兩次金融危機的衝擊，仍然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其營商環境和競爭力的國際排名一直位居前列。但由於香港經濟已經進入較為成熟的階段，經濟增速有所回落；與此同時，內地的發展卻一日千里。兩相對照，難免使一些港人產生「今不如昔」的失落感，甚至有可能緬懷殖民時代的「光輝歲月」。社會上，貧富差距拉大、上流空間收窄、房價高企等社會問題逐步顯現。對許多年輕人而言，他們受到比父輩更好的教育，實際上卻面臨著更大的生存壓力。他們很容易將此歸咎於中央政府。政治上，香港回歸後形成了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尖銳對立。反對派自詡為本土利益的代表，將民主理解為沒有中央干預的完全自治。

復旦大學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周帆教授對本報表示，目前香港面臨社會分裂的問題。近兩年來，這種趨勢愈加明顯，「表現在選舉中即中間黨派被拋棄了。」文化上，由於港英當局長期在香港實施「疏離教育」，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香港人，缺乏對祖國和民族的認知、認同和歸屬感。哈佛大學終身教授丘成桐就曾指出，很多香港人對中國的歷史和認識大不如前，基本文化竟不如當年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教育，這十分值得反思。祝捷教授表示，香港本土意識存在兩種敘述方式：一種視殖民政府為「他者」，另一種視中國內地為「他者」。由於歷史形勢的變化，前者逐漸為後者所掩蓋和遮蔽，淪為分離主義者謀求「港獨」的口號。北京大學法學院強世功教授認為，現有的制度安排將內地人與香港人隔離開來，一方面限制了內地居民移民香港，促使香港人口結構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阻塞了香港人融入內地的渠道，強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劉兆佳認為，上述問題大多是過去兩三年發生的，並非源於「一國兩制」，而是源於內地、香港和國際上的變化。目前，雖然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有所起伏，但總的來說還沒有哪一股力量想要放棄「一國兩制」，或者說認為還有更好的針對香港前途的安排。極少數人提出的所謂本土主義或「港獨」意識，只是一種情緒宣洩，而不是針對現實的政治綱領，在社會上也沒有得到共鳴。但是，從保障「一國兩制」順利實施的角度來看，必須面對這些變化，積極妥善把問題處理好，理順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對香港的反對派來說，不要妄圖衝擊中央的權威和權力，要在《憲法》和《基本法》框架下進行活動，把政治目標和行動都局限在香港，不要妄圖讓香港扮演它不該扮演的角色。

人心回歸是香港統戰工作的重中之重

從根本上來說，這些問題的處理，都有賴於正確理解和深入發展「一國兩制」。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齊鵬飛教授對本報表示，「一國兩制」構想提出並付諸實踐以來已有近40年的時間，然而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創新和發展，遠遠落後於香港回歸的豐富實踐。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浦興祖教授對本報表示，「兩制」並非平行線的關係，而是「人」字關係，下部有所區分，上部統一於社會主義制度。雖然如此，一國之中兩種制度的和諧共存，依然需要經過一個艱難細緻的磨合過程。

要增強「一國兩制」的穩定性和活力，香港同內地的互聯互通是基礎和關鍵。其中，粵港澳的互聯互通更是重中之重。為此，國家一方面大力推進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逐步深化兩地社會民生方面的合作。比如，粵港澳共同開展研究編製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2012年即在三地同時公布實施，推動逐步探索建立香港居民在粵上學、就醫、養老等福利保障，推動建設優質生活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研究所研究員蔡赤萌表示，香港未來發展動能的構建，要強化在國際分工中的節點功能與優勢定位，融入「一帶一路」戰略需求，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提升創新科技與高端服務業，強化作為全球城市的核心競爭力。

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姚儉建教授對本報表示，人心回歸是香港統戰工作的重中之重，比體制和領土的回歸艱難得多。「只有贏得成長者，贏得香港的新生代，才能贏得『一國兩制』的未來。」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於銘松教授認為，做好香港中產專業人士的統戰工作，根本上是要解決他們的身份認同問題。要在具體的統戰工作中，強化對於他們的國家意識教育，照顧他們的實際利益，拓展交流渠道，搭建服務平台。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徐海波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尤應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執政績效；排除阻力推行港式國民教育和去殖化教育；與香港民間社會、社運組織積極互動，有效引導和吸納香港社會運動提出的合理的體制外訴求。

中央政府則應加快完善「一國兩制」制度框架和《基本法》的建設；繼續加強港人和內地的對話、溝通和交流；統戰方式應在吸納香港精英的同時注重吸納香港普通大眾。深圳市委黨校教授徐曉迪認為,香港發展到今天，棘手的問題大都集中在香港市民的民生問題上，特別是中低階層收入群體的生存及青年人的就業問題，2014年「十一」參加「佔中」遊行的人群大多來自這些群體。所以，保障「一國兩制」的有效實施，保持香港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是基礎，保障其社會穩定可預期是關鍵，而形成兩地價值與命運共同體是根本。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4期第1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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