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古代沒有書店 上哪兒買書

活在今天，其實對讀書人來講是很幸運的。雖然很多人說，今天的讀書風氣不好，如何如何。可是你想想看，光從你要得到一本書這個角度來講，今天真是太容易了——任何一本書，除非你特別講究版本，要不然你都很容易去看到它，甚至是買到它，再不然就借到它。

比如說上網，你上那些網站上面去找書，多方便、多容易的一件事。回想起來，古人可就沒我們這麼輕鬆了，我今天繼續給大家講《書籍的社會史》——現在在英國劍橋大學教書的周紹明教授的著作。那麼在這書裡面，他首先提出一些很有挑戰性的看法，引用了很多中國跟日本還有外國學者的研究。他發現，我們過去以為中國那麼早發明印刷術，那麼我們用手抄書的這個習慣，或者賣書賣手抄本的這種傳統或風氣應該很早就斷了吧，原來不是這樣。

他這本書裡面就提到，比如說有兩個中國學者，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得出結論，認為在1912年前的大約一萬兩千部中醫古籍裡面，絕大部分居然是手抄本。另一個學者又發現，在雕版印刷術發明已經一千年之後，17世紀活躍於江南蘇州的16個劇作家現存的80個劇本裡面，手抄本也是佔了絕大部分。

也就是說，其實就在我們中國已經開始使用印刷術、雕版印刷術之後，手抄本仍然繼續存在，這到底是為什麼呢？然後才發現，原來那個時候大部分的印本書，就是印刷出來的書，是官方印刷的，民間的書很多都是手抄的。那麼為什麼已經有印出來的書，我們不用，反而要去手抄呢？其中一個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成本問題。比如說這裡又提到，現在找到16世紀的手抄本和印刷本，二者在勞動力和生產相對成本上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明朝的一個文人叫李玉，他在出版繁榮的前夜，關於手抄本生產的評論。他說他在江南北部邊緣的江陰這些地方度過童年，那個時候他要考科舉，對不對？買不起書怎麼辦呢？他就只能夠雇一些人去抄書。那些人，比如說他們抄書，二三十頁紙大概是兩到三文銅錢；也就是每張紙上面大概四五百字，就是0.1文錢。就單本書來講，沒有印本能夠和如此低廉的抄寫生產成本競爭，居然是這個理由。

也就是說，我們中國向來就人力便宜，沒想到抄出來的書居然比印出來的書還要划算，還要便宜，所以流行手抄本多於印刷本。那麼活字印刷呢？就更是減少了。我們今天常說活字印刷不是德國人古登堡發明，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但問題是我們必須承認活字印刷在中國的應用的確不廣泛，為什麼？也是因為它成本高。那麼當時書的印量少、傳布少，要靠手抄的話，你要取得書就有一個學問。那個時候買書不像今天那麼方便，我們不要以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專門的書店，不是的。這個專門的書店是到了後來才開始有的。那麼以前通常賣書的人可能是賣香的，甚至佛寺、廟會裡面順便賣賣書，真正主要賣書的店鋪是16世紀初才第一次出現。

而那時候的文人，要想找書就要到書市、書鋪去逛，但是貨量也很有限。那個時候要找到書有多難，我們來看一些例子。15世紀早期的時候，北宋四大文學家——蘇軾、歐陽修、王安石和曾鞏，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的著作可以在書坊也就是書店裡面找到，你能相信嗎？

蘇東坡的著作在成化以前，也就是1465到1487年以前，都難以獲得。據稱在皇宮之外，文天祥的著作只能在他老家江西找到手抄本。而15世紀最大的一個藏 書家也很難得到司馬光所寫的非歷史類著作。今天讀中國文學的人一定都聽過蕭統編的《文選》，對不對？甚至覺得這是必讀經典，覺得它自古以來就是如此，歷代文人應該都讀過。可是這裡面就說到了，他在明朝出版晚到1487年，但是直到16世紀中期，江南的文人讀者常常很難找到一部完整的《昭明文選》。

那麼當時有一個文人叫楊士奇，他說他用了幾十年，試圖從十多家所藏的殘本中湊齊這本書，但他最後湊的這個本子還是不全。大詩人白居易夠紅，但在明朝的時候，早期的藏書家也是要費盡千辛萬苦才能夠到處把他的詩，這一點那一點地抄回來，結成一個集子。

到了12世紀晚期，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完整印本已經很少見。1525年，當時人們說，要找全《史記》都很難，你想想看。當時的書是這麼這麼地難取得，這麼這麼地稀少，買書又很貴，所以當時的文人、士大夫之間主要是靠借人家的書來抄，或者自己印去送。所以那時候贈書是很大的取得書的一個渠道，而那個時候的官府、士大夫也很流行印書當禮物送人。今天你去跑政府部門，也不能叫行賄對不對？送個酒算什麼行賄，今天我們送個車都不一定叫行賄。那時候就叫做送書，那時候的貪官主要搞送書，或者印書送人，搞這類的事情。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要來問，當時的那些藏書家，比如說他收藏了很多書，那難怪大家很羨慕，都很想去看一看。可問題是大部分的藏書家都不願意把自己的藏書公開給別人看，怕的是什麼？怕人家借了不肯還。今天我們已經聽過很多那個年代一些文人無恥的故事，像錢謙益，向別人借書，借回來抄好了，有時候不還，又或者是人家肯大方慷慨借了很多書給他，他也抄好了。然後人家再找他說，你的一些書也借我看看吧？他就假裝說我沒書，哪有？你胡說吧。我上回答應過你嗎？哪有這種事呢？

所以你想想看，書對他們來講是很重要很寶貴的一件事，這樣的情況居然造成明朝一個很特別的思想潮流。我覺得周紹明這本書最大膽的一個判斷是什麼？他說因為私人藏書、難以接近所造成的後果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到什麼程度呢？就是那個時候，為什麼明朝流行到書院聽課、講學、討論？因為書不容易得到，你必須去聽，必須去講，得到一本書就要好好地憑記憶記下來。所以明朝最讓人吃驚的一點就是那些大思想家，像王陽明通常不一定是大藏書家。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所以後來為什麼很多人說明朝講興學，講學問不注重文字，不像後來清朝搞考據、搞訓詁搞得那麼發達。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明朝文人要找書看很難，到了清朝書多了，你就有條件去搞那些很繁複很煩瑣的那種文字考證上的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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