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在香港落腳

作者：陶然（《香港文學》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光陰鋒利似刀，不知不覺，在香港生活，竟已超過40年。

回首一想，我於1973年9月從北京移居香港，從新移民慢慢成了老香港，這過程中曲折的心路歷程，實在一言難盡。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17歲時，正值青澀年華，我離開父母，離開我的出生地印尼萬隆，回到北京，是第一次轉折。後來在北京讀大學，長達8年之後，又來到香港。所以我常說，我是東南西北人，處處無家處處家，連父母的祖家，也一直沒去過——直到2011年，我才去廣東蕉嶺尋根，當年父母正是從那裡走出來，奔向南洋。

剛到香港，人生地不熟，連粵語也不懂。我雖然也是廣東人，但屬客家，並非廣府，語言體系是兩回事。在我聽來，粵語無異於外國話。但是，既然來到香港，就一定要入鄉隨俗。何況，一出去工作或交際，你就要以粵語跟別人打交道，不諳粵語，行走困難。剛到香港時，只好睏在家裡看電視，邊聽邊學。當時碰到全球能源危機，香港燈火管制，晚上9點後，閃爍的燈火幾乎全部熄滅。一職難求，連工廠雜工的工作都沒人請。無奈中，我跑去灣仔「易通」英語專科學校補習英語，業餘就以寫作度日。

當時年輕，精力充沛，工作一時找不到，閑暇時便去油麻地探望比我先到香港的大學同學。當時，他還沒有發達，在一家馬來餐廳當侍者，我請他一起坐下，他說，工作期間我們不能坐，只能站。我想，這大概是職業要求或職業道德規範吧。富有戲劇性的是，一個明星突然闖了進來——竟是我讀高中時的同學，他顯然已認不出我了，我也不願貿然相認，畢竟那時他已是大明星。這件事觸發我構思了我的第一篇小說。

人生地不熟，第一次投稿，就像盲頭烏蠅，抱著僥倖心理。那時，身無一技之長，只有寫作可以排遣。而且寫作只需一支筆、一沓稿紙就可以了，就成本來看，再合適不過。而且除了寫作，我也沒有其他本事，何不試一試？我還記得，第一次投稿被刊出，稿酬40元，以那時香港的物價而言，已經不錯了。後來我曾經想過，如果當時稿子投出去石沉大海，我究竟還會不會寫下去呢？大概是不會了。我始終在心裡感激那位編輯，雖然至今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

後來機緣巧合，《體育周報》將我錄用了，分配給我的是除了足球以外的雜項。在香港，足球最為體育界所重視，其他項目便顯得無足輕重了。然而我覺得有一份工作就好，從沒想及其餘。負責雜項其實也不錯，當時我有機會採訪香港乒乓球總教練鄭仲賢、香港籃球總會會長程萬琦、香港羽毛球總會會長湯恩佳等，也趁著中國羽毛球隊和中國乒乓球隊訪港，專訪過陳玉娘、梁秋霞、侯加昌、湯仙虎、林慧卿、郭躍華等當時的名將，也嘗試著去節譯當時的體操皇后羅馬尼亞歌曼尼茲的傳記。這些工作，全然以外行角度進行，然而在那過程中，我了解到體育界的許多故事，也為我的生活積累了財富。

雖然我在大學讀的是文學系，多年來工作也與文學有關，但也明白，在香港謀生，首先要考慮的是生存，是生活問題。記得在找工作的時候，有一位我尊敬的前輩告誡我，不能以自己的喜好找工作，職業是職業，寫作是寫作，必須分得清楚。他是香港很有名的作家，他的職業是會計，但這並不妨礙他以寫作成名。所以，我從來也沒有過當職業作家的想法。在香港，以前還有個別以寫作為生的作家，但現今沒有了。寫作只是出於愛好，或者為了提高個人修養和社會文明，現實一點說，也是為了一點外快，但與謀生關係不大。

我的生活，被攔腰截成三段：萬隆、北京、香港。其中萬隆是我的出生地，北京是我的成長地，而香港是我逗留時間最長的地方。香港當然有種種不足，但我心繫香港，每當外游，便會思念香港，這裡畢竟是我長居的地方，我已經是地道的香港人，對香港有了很深的感情。

當香港掀起移民潮時，我並不動心，因為我曾經從南洋投奔祖國，體驗過寄人籬下的滋味，知道那滋味並不好受。何況人到中年，更希望安定，不願到異國漂泊。實際上，許多香港人移居美國、加拿大，一段時間後又回來了，證明他鄉的月亮未必圓。月是故鄉明，不是一句空話。

香港的確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試問又有哪個地方是盡善盡美的人間天堂？很讓我驕傲的是，這裡的好人好事不少見。消防員捨己為人的事迹常常有所聞，SARS期間醫生為救治病人而犧牲的往事如今想來依然感人肺腑。

每當《獅子山下》的歌聲響起，香港是我家的感覺尤為強烈。我常常想起尖沙咀的鐘樓。當年我從北京南下，那時還沒有穗港直通火車，在羅湖過關，踏上奔往九龍的火車，在隆隆聲中，我一路好奇。終於到達了當時的尖沙咀總站，9月的秋陽正好斜照在我的身上。那時，鐘樓還倚在火車站邊。當我走到旁邊的尖沙咀碼頭，上船過香港島時，聽見鐺鐺的鐘聲響起，回頭望向鐘樓，正是下午三點鐘。後來，火車站因城市發展的需要，遷到紅磡去了，但我始終記得我第一次踏上香港土地的尖沙咀火車總站。火車站遷走了，但鐘樓依然立在那裡，讓我可以找到一點當年的實物，追憶似水流年。

《光明日報》（ 2017年06月30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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