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憤青宰相，上任後喊話前任宰相：你這種人，我見一次打一次

一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是註定要被寫入歷史的一天。這一天，趙宋正統余脈、呼聲最高的天下兵馬大元帥趙構正式上位。

雖然是「眾望所歸」，但趙構仍是一臉的難為情。當時，他不想急著往龍椅上坐。剛剛經歷國破家亡，父皇、生母、皇兄、姊妹、王妃都被擄走，生死未卜，哪有心情啊？再說，金人還沒有全部撤走，這麼急吼吼地高調上位，總讓人戰戰兢兢。

但一幫大臣們管不了那麼多。於是，經過群臣默契地「勸進」「推遲」，「再勸進」「再推遲」，幾個回合之後，群臣搬出了「為蒼生黎民百姓計」這等大命題，一套不需預演就輕車熟路的上位程序終於走完了。當然，這不能怪他們心急，就好比某商場開業酬賓，搞個東西免費贈送的活動，難免讓人們爭先恐後。

一片歡欣鼓舞之中，趙構實現了由大元帥向皇帝的華麗嬗變，那幫急吼吼的大臣們也可以排排坐分果果了。看守總理張邦昌送來大宋的傳國玉璽，又率百官上表請趙構即位，於是被拜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在金人扶植張邦昌為大楚皇帝時，黃潛善第一個把消息告訴趙構，並催促他趕緊登基，因此被封為大元帥府副元帥……其他官員也各自找好自己的座位，對號入座，新朝一派和諧。

歷朝歷代，做皇帝的要讓自己江山穩固，無非要解決好「出路」和「活路」兩大問題——幫自己統治天下的文官武將的「出路」和老百姓的「活路」。現在，文官武將們排好了新的座位，算是暫時解決了「出路」，但老百姓的「活路」怎麼辦？高宗雖然坐上了龍椅，但能不能坐安穩，還是老百姓說了算。高宗明白，門市算是支起來了，但怎麼經營，目前還比較難辦，他急需一位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明星來為自己代言。

高宗想起了一個人——曾令十萬京城百姓伏闕上書要求重用的李綱。

二

高宗一邊以「主和誤國」的罪名將欽宗時的宰相李邦彥外放，一邊拜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宰相），以順應民意，收買人心。

但李綱接到任命的同時，也接到了一個意外的考驗。

新朝御史中丞顏歧在高宗打算拜李綱為宰相的時候，就站出來發難，大呼李綱不適合做宰相，理由很簡單：「綱為金人所惡。」高宗簡直哭笑不得：這是理由嗎？但新政權剛剛建立，他必須以一顆寬容的心對待這個在雞蛋裡挑骨頭的人，便說：「我即位，恐怕金人也不喜歡吧？」顏歧無言以對。

但無言以對並不代表顏歧認同高宗的決定。顏歧把自己寫的幾封反對李綱入相的奏疏蓋上御史台的官印後，派公差直接送給李綱，用意很明確：你識趣點，趁早別來，即便來了，我也要把你彈劾走！

但李綱還是來了，還帶來一個「議十事」的札子。

這個札子里，李綱對國事、定都、大赦以及治軍、整頓吏治和對金防禦都有詳細說明。當時南宋初建，很多方面的問題都亟須解決，李綱也給出了很好的解決辦法，可謂很合時宜。

不過，李綱給高宗呈送札子時，也對高宗說：陛下你批准了，我才敢上任，你不批准，我不敢上任。意思是讓高宗必須接受，否則這宰相我是不會當的。這讓高宗的臉上多少掠過一絲不快，但考慮眼下用人之急，李綱也是出於忠心，便口頭答應。

然而，回過頭來細看李綱的札子，有些地方又明顯帶有文人的義氣和個人的迂直，難免矯枉過正。比如李綱在「議僭越」中，把矛頭直指張邦昌。張邦昌是宋欽宗時期的宰相，靖康之難後，被金國強立為「偽楚」皇帝，金兵撤退後，他還政趙氏。李綱因此痛斥他身為朝廷宰執，沒有一點文人的骨氣，國家臨亂，不以死明節，還恬不知恥地做金人冊封的偽楚皇帝，這樣的人應該去死。

當然，張邦昌只是為首的一個，後面還有一大批人，凡是在大是大非上有問題的，都應明正典刑，以便垂戒萬世。

李綱有清理門戶的意思。但如果真這樣清理，無疑要打倒一片。

張邦昌身為當事人，不作解釋，任憑李綱往死里泄憤。但張邦昌的追隨者們可不會坐視不管。知樞密院事汪伯彥首先站出來，在朝堂上與李綱吵得臉紅脖子粗。

在欽宗朝，張邦昌擔任少宰時，一意主和，汪伯彥就是其追隨者，與張邦昌的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汪伯彥現在是朝廷的當權派，也是主和派，怕過重處置張邦昌，金人會怪罪，不利於議和。

另一層不能言明的隱痛是，高宗即位，汪伯彥以「乳嫗護赤子之術」而得志，「自謂有攀附之功」，以為相位勢在必得，誰知半路殺出個李綱，嫉妒就像毒蛇一樣在汪伯彥的心靈四處遊盪。

而李綱表現出的特立獨行，不僅讓汪伯彥目瞪口呆，也讓高宗無所適從。

李綱泣拜，說：「臣不可能與張邦昌同朝為官，只要我在朝堂上碰到他，我一定用笏敲爛他的頭，陛下如果非要用張邦昌，那我就罷相。」

按他的邏輯，是與否必須是絕對的，不可能有中間的過度和緩和。

很快，高宗下旨貶張邦昌到潭州（今湖南），汪伯彥恨恨地表示：「李綱氣直，臣等不及。」

當初，御史中丞顏歧極力阻止李綱入相，因為顏歧是張邦昌的故舊，他知道李綱入相對張邦昌意味著什麼。張邦昌被貶潭州不久，朝廷下旨：請自盡。於是，張邦昌在潭州城內天寧寺被自縊。

三

其實，作為宰相，李綱也知道這個角色在帝國權力中樞的重要性。上任伊始，他就對高宗說：「自古人主，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下之事舉；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

關於宰相的職責，西漢初年的丞相陳平有過總結：宰相除了上佐天子，下親百姓，還要協調各職能部門，推動政權機器正常運轉。

但李綱在踐行這一職能時，卻多被自身個性所左右。

建炎元年（1127年），李綱拜相，剛到南京行在（這裡指天子巡行所到之地），高宗打算給他搞個隆重的接風宴會，就命副相黃潛善去準備。尚書右丞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等帝國大佬——起在南都門外迎接。這對李綱而言，本來是件非常有面子的事。

但李綱一方面上奏說宴會不用搞了，一方面和高宗見面問好之後徑直回到住處，用實際行動讓汪、黃等人知道什麼是熱臉貼上涼屁股，一干帝國政要就這樣被晾在了城門外。

有史家分析，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磨合機會，但此事之後，李綱與帝國大佬們之間的嫌隙就像管涌一樣，開始小股滲漏。

小股滲漏如果不修防加固，勢必有決堤的危險。李綱也曾在修防上做了一些努力。

他的軍事防務方針是「戰方可守，守方可和」，其核心是戰。為此，李綱起用張所為河北招討使。張所為徽宗朝進士，靖康元年，金圍汴京，他以書信招募河北兵民，應者17萬之多，因此有廣泛的影響力和出色的軍事能力。

但張所一向與副相黃潛善不和，經常上奏說，黃潛善及其兄長是姦邪小人，不可用，用這等人，對國家不利。因此黃潛善和張所的關係非常不好，李綱常常發愁。

現在為軍事防務計，張所無疑是個很難得的人才，但若用張所，黃潛善這兒必定是通不過的。李綱主動找黃潛善示好，說：「現在國家處境艱難，但是四方的士大夫，沒有多少願意真正效力。上次朝廷提議設置河北宣撫司，唯獨張所可以勝任，但是張所曾經以狂妄的言辭冒犯過您，以他所犯的罪，再委任他確實不恰當，可是情勢所迫，不得不試用他。不如任命他為招撫使，讓他冒死立功贖罪，您意下如何？」黃潛善對李綱的主動示好沒有拒絕，欣然同意了。

如果李綱都像這樣去處理帝國政事，可能也不至於和汪、黃等宰執們鬧翻，並最終讓自己深陷孤境，使帝國中興也成為難以企及的夢。

四

李綱主政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對與自己政見相同的人，肯委曲求全；但對政見相異的人，眼裡容不下沙子，決不妥協！

李綱主政後，施行「募兵、買馬、括財」的強軍方針——「募兵」以增強軍力，「買馬」以增強騎兵實力，對付金人騎兵，「括財」則勸募民間出財以助，有捐資多者，可給官職作為補償。

高宗覺得可行，但諫議大夫宋齊愈反對，他說：「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又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

高宗覺得也有道理，這樣搞很擾民，現在新朝剛立，還是少惹是生非的好，便讓三省停止買馬，勸民括財也停止實行。自己的治兵方針遭到拆台，李綱很生氣。

就在此時，有人彈劾宋齊愈有政治問題，李綱便向高宗作了彙報。

當初金人在挑楚政權領導人選時，眾大臣皆不吭聲，唯宋齊愈推選張邦昌。這表明宋齊愈政治立場有問題。高宗讓御史台審訊，宋齊愈供認不諱。高宗表態：「齊愈奸佞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假使邦昌事成，置朕何地？」結果宋齊愈被腰斬。

這件事促成了另一場政治風暴。

殿中侍御史張浚與宋齊愈私交甚篤，對好友的被殺，他深感悲痛，繼而化悲痛為力量。他累次上書彈劾李綱，從最初的「他擅殺侍從，不可當宰相」，到「他獨斷專行，堵塞言路」，再到「他讓他弟弟帶著數千貫家產和數千頂紅巾跟反賊聯絡，不知何意」——由彈劾政事到誣陷謀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張浚簡直窮凶極惡。

李綱對政敵的不包容，讓自己深為被動。

不僅如此，李綱也時常挑戰高宗的底線。每當高宗意見與己不合時，李綱便自請離去。高宗也常惱怒李綱專權，不把自己放在眼裡，甚至發出「李綱孩視朕」的憤懣。

李綱主政僅七十五天，便遭罷相。最終，在張浚的瘋狂彈劾和高宗的心懷不滿下，李綱被一貶再貶，最後遠放海南。

五

李綱是個「官二代」，父親是進士出身，累官至集賢殿修撰，家境優渥，重視教育，給李綱的成長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氛圍。

紹聖三年（1096年），李綱年方13，跟隨父親在延安戍邊。有一次西夏兵數十萬圍城，人心惶恐欲棄城而逃，李綱跨馬揚刀，臨城禦敵，毫無懼色。

22歲時，李綱以榜首成績進入京師的太學，這個榮譽，他的父親曾獲得過，他的一個堂弟也獲得過，一門三個太學榜首，如此盛事，「時人榮之」。

29歲時，李綱考中進士，得到徽宗皇帝的青眼，名次從乙科特別提至甲科……

可以看出，李綱從少年成長為青年，一直都是非常有驕傲資本的，也並沒經歷多少挫折。但是太學畢業之後，一直飽讀的儒家經典與治世的脫節，以及官場的腐敗，讓李綱遭遇了官場之惑。

政和五年（1115年），李綱被任命為監察御史，到任一個月，便對「內侍建節」「宰相任用後堂官」頗多非議。他的另一個過激舉動更在大宋官場掀起不小風波：他居然拿著上朝奏事用的笏，追著官員狂打，直至把人打跑。這在當權者看來，簡直有傷斯文。這些過激舉動，也反映出李綱是一個對社會現狀不滿，而急於改變現實的青年，簡而言之——憤青。

這三件事，導致了一個結果，那就是李綱觸怒權貴，直接被外放。

宣和元年（1119年），京城水災。此時，李綱剛復出一年，按規定不能言事，但他卻上書直指當權者蔡京，指責其窮奢極欲，只顧勞役工役，搜集花石綱，使得國庫虧空，無財力興水利。很快，李綱以「越職言事，議論不當」被遠貶福建。

李綱一生在朝二十餘年，卻經歷了六起六落，既有官場腐敗的緣故，也與他眼裡容不得沙子的個性有關。

如果說，胸懷決定未來，那麼李綱的宰相生涯勢必也決定了南宋的格局。

李綱歷仕徽宗、欽宗、高宗三朝，目睹了生靈塗炭，經歷了王朝的山崩地裂，感受了國家的生死存亡和命懸一線。但在歷史重新洗牌後，他也迎來了自己的時代——真正屬於他的時代。但這一切來得實在倉促，倉促得他都來不及精心裝扮就被推上場；同時，他在舞台上停留的時間也很短暫，短暫得來不及將精彩綻放，就被清場。

而在他之後，新政盡廢的南宋進入了「中原盜賊蜂起」、奸臣執政的黑暗時期。這，是歷史的宿命，還是李綱個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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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齊 諧

文章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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