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暢:德性倫理學,逐漸興盛的「第三種方法」
德性倫理學是一種以人的德性品質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倫理學理論。它產生於古希臘,並成為西方古代社會佔主導地位的倫理學理論。近代以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以人的行為規則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規範倫理學成為了西方流行的倫理學理論,德性倫理學隱退。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出現了古典德性倫理學復興運動。經過半個多世紀,德性倫理學研究在西方逐漸興盛起來,並引起了世界倫理學界的普遍關注,被認為是當代世界倫理學中與功利主義(或結果主義)和道義論並列的「第三種方法」。德性倫理學復興有倫理學理論構建的內在邏輯,但它的迅速勃興主要是因為其現實針對性,即它對現代文明弊端具有的明顯診療作用。德性倫理學復興及其理論,對於我們反思和糾正當代人類社會的深層次觀念問題頗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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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德性倫理學:逐漸興盛的「第三種方法」》
作者:湖北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江暢
糾近代以來倫理學之偏
西方近現代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市場經濟。歷史事實已經證明,市場經濟不僅是一種有缺陷、有弊端的經濟形態,而且其規則一旦泛化就會使整個社會生活市場化、資本化,從而導致許多社會問題。
與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制度和主流意識形態相適應,西方倫理學不再像古典思想家那樣重視人的品質問題,重視「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的問題,而只重視人的行為問題,重視「一個人應當怎樣行動」的問題。從重視作為整體的人的生活(包括人的行為)到只重視人的行為,而不關心作為整體的人的生活,這給人們留下了更大的自由空間。人們可以在不違反社會規則的前提下隨心所欲、各行其是。
特別是後來成為主流倫理學理論的功利主義,更是將市場經濟的最大利益化原則一般化為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使人們以為只要自己的謀利行為不傷害他人利益甚至能促進他人利益的實現,就是道德的全部涵義。把經濟道德原則泛化為一般道德原則的結果,是使道德放棄了對市場經濟的應有限制和對它可能破壞社會生活的消極作用的應有防範。同時,功利主義也沒有告訴人們,除了通過與他人利益共進實現自己的利益之外,在道德上還應該做什麼。如此,倫理學就喪失了社會的預警功能、批判功能和指導功能。
近代西方倫理學特別是功利主義的偏頗所導致的後果是眾所周知的。這就是人有了自由,也有了充分謀求利益的機會和環境,但放棄了對德性、人格和實踐智慧的追求和培育,放棄了對人作為整體的生活的關照,人的生活就等於物質生活,人的追求就等於利益的追求。正是這樣一些嚴重的消極後果及其可怕的社會效應使許多西方思想家痛定思痛,開始反思近代啟蒙思想家對現代社會的謀劃,反思西方現行的主流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德性倫理學復興,就是這種反思在倫理學領域的一種表現。
在致力於復興德性倫理學的思想家看來,西方近代以來出現的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從倫理學的角度看,根源就在於只重視行為及其正當性問題,而不重視行為者及其德性問題。因此,他們要糾近代以來倫理學之偏,使倫理學重新回到古典倫理學所關心的「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一個人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的問題上來。
現代德性倫理學的理論個性
德性倫理學自復興以來形成了不盡相同的理論觀點,在一些問題上還存在著分歧。但是,德性倫理學作為一個當代倫理學流派,也有一些大體上相同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它們體現了德性倫理學的理論個性。
第一,主張倫理學主要回答什麼是好生活以及如何過上好生活的問題。近代以來的倫理學主要關注正當和不正當的行為,德性倫理學改變了我們關於倫理學所問的這類問題,主張倫理學應當關注什麼是好生活,以及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才能過上好生活。「什麼是正當行為」與「我應該怎樣生活,我應該是什麼樣的人」是兩種不同角度的問題。前一類問題涉及的只是行為選擇,而後一類問題涉及的是人的完整生活,除了行為之外,還包括品質、情感、意志等。它認為,人們應該有德性地生活,成為具有德性品質之人。
第二,強調道德的不可規則化。道義論和結果主義之類的理論依賴那些期望應用於所有情境的原則,但這些原則是僵化的,因而不能適應所有道德情境。在德性倫理學家看來,「我應該怎樣生活」的答案不能在一個規則或多個規則中找到,倫理學不能被攬括在規則體系之中,這就是「倫理學論題的不可法典性」。這樣,一些德性倫理學家把他們自己看作是反理論家,拒絕那種試圖囊括和組織所有實踐的或倫理學問題的系統理論。
第三,將德性問題作為倫理學的中心議題。當代德性倫理學從亞里士多德對品質和德性的理解中尋求理論依據,把品質和德性作為道德的中心問題。對品質發展和情感作用的強調使德性倫理學具有一種道德心理學的解釋,而這是道義論和結果主義所缺乏的。當代美國著名德性倫理學家邁克爾·斯洛特說:「一種最充分意義上的德性倫理學必須把德性概念(像『善』或『優秀』)而不是義務概念(像『道德上不正當的』、『應當』、『正當』和『義務』)看作是主要的,而且它必須更多地強調對行為者及其(內在)動機與品質特徵的道德評價,而不是對行為和選擇的評價。」贊成豐富的德性概念就能避免責任和義務這樣有問題的概念,因為德性判斷是對整體生活的判斷而不是對一種孤立行為的判斷。
第四,肯定道德運氣的存在。近代以來流行的規範倫理學,特別是康德的道義論,強調道德原則的普遍性,而完全否認道德運氣的存在。當代英美著名倫理學家伯納德·威廉斯和托馬斯·內格爾第一次明確肯定道德運氣的存在,認為成功和好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會受到我們不能控制的外在因素的影響。德性倫理學家肯定人們的德性是後天在其特殊的生活環境中形成的,因而承認道德運氣的存在,無論他們是否公開宣稱這一點。
第五,採取自然主義立場。真正意義的德性倫理學基本上是自然主義的,一般都從人性中尋求德性的根源。雖然有的認為德性根源於人的理性,有的認為根源於人的情感,也有的認為根源於人的脆弱性和依賴性,但他們通常將德性奠基於人的自然性之上。
對當代人類觀念更新的啟迪
雖然許多倫理學家對德性倫理學提出了種種批評,德性倫理學的復興仍然具有重大的學術理論意義和社會歷史意義。這一運動喚醒了西方社會沉睡幾個世紀的德性意識,也促進了人們對近代以來流行的規範倫理學的偏頗的認識。德性倫理學家還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理論觀點,建立了不少獨樹一幟的學說。更為重要的是,德性倫理學為當代社會克服現代文明的缺陷及其導致的消極後果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新方案,可以促進人類諸多根本性觀念的更新和完善。其中特別值得重視的有以下四點:
一是針對將幸福理解為物質慾望滿足的享樂主義,主張真正的好生活在於生活整體上的繁榮。在市場經濟的資本邏輯驅使下,消費主義盛行。針對享樂主義的幸福觀,德性倫理學家在弘揚古典德性思想的基礎上,闡明真正的幸福或好生活是人的作為一個整體的生活(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等)的繁榮興旺,而不只是物質慾望這種最低層次需要的滿足。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是最高的、終極的、完善的、自足的善,因而是至善。
二是針對國家只管個人行為底線的法治主義,鼓勵人們追求成為德性之人。近代以來,許多市場經濟國家為了保護和促進市場經濟發展,不斷縮小國家對於人們控制的範圍和程度,以至於國家成為只管制定和實施法律的最弱意義上的國家。國家只管人們的行為是否違規,而不管人格和品質如何,人因為缺乏應有的引導而陷入各種心理和精神的困厄之中。德性倫理學家深感這種普遍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大聲疾呼德性對於人生存和幸福的意義。他們反覆論證,德性有益於它們的具有者,德性使其具有者成為好人,對於人而言的好生活就是德性的生活。「好生活是對德性的報償。」(荷斯特豪斯)
三是針對「人人為自己」的利己主義,倡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愛。市場經濟的利益最大化原則對整個社會生活的浸染和滲透,是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的最突出現象。其嚴重後果之一是,導致利己成為人們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動機。生活在這種缺乏真情和友愛的冷冰冰社會中的女性主義德性倫理學家,尤其感到這種環境對人性的扼殺和對人情的摧殘。在她們看來,長期以來對關懷的漠視是當今社會諸多問題的根源之一,因為「關懷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基本要素」,「我們每時每刻都生活在關懷之中,它是生命最真實的存在」(內爾·諾丁斯)。
四是針對個人自由權利至上的個人主義,強調社群的價值優先於個體的價值。把個人的自由權利視為至高無上的,是近代以來自西方蔓延整個世界的一種主導觀念,其基點是把個人視為實體和本位、而把社群視為附屬物和純粹服務機構的個體主義。對此,許多德性倫理學家在亞里士多德那裡受到啟發,強調自我必須在諸如家庭、鄰里、城邦、部落等共同體中,並通過它在這些共同體中的成員資格去發現它的道德身份。他們強調,「人們即便不需要其他人的幫助,照樣要追求共同的生活」(亞里士多德);人「由於具有脆弱性和折磨,所以相應地具有依賴性」(麥金太爾);「無論權利是否被尊重,人們已經充足地依據關懷而結合」(弗吉尼亞·赫爾德)。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4期第5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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