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證明霧霾致病？以及如何依此進行索賠訴訟？

霧霾到底對身體有什麼損害？

它是不是某些疾病的「罪魁禍首」？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霧霾攜帶的物質是什麼（主要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顆粒物）。

其次，要證明這些物質對於人體確實造成了損害。

最後，還要確認這些物質是造成這些疾病的主要原因（姑且不說唯一原因），從而確證人們的病症確實是因霧霾而起。

然而，這個因果關係的證明可一點也不容易。

無法證明的因果關係

難以確認空氣污染與疾病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是中國的專例。這裡要講的，是發生在日本的一起曠日持久的訴訟案。

1996 年 5 月，住在東京都內 23 區多條幹路沿線的呼吸道疾病患者提出，路邊經過的柴油車排放的尾氣污染了大氣，導致他們健康受損。

於是，他們不僅將負責管理道路的日本政府、東京都政府和首都高速公路公司告上法庭，還首次將製造並銷售柴油汽車的豐田、日產等 7 家汽車製造商一同列為被告，要求賠償損失並停止排放含污染物的汽車尾氣。

其後幾年裡，又有受到同樣損害的原告分別對相同的被告提起訴訟，訴訟次數達到 6 次，原告人數共計 633 名，訴訟時間長達 11 年。

但是，這一訴案的難點在於，造成他們的疾病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原告拿不出證據表明，自己的疾病是因為這些污染所致。在他們提起訴訟的八年前（即 1988 年 12 月），日本尼崎早就有 472 名居民作為原告，以日本政府、阪神高速公路集團及 9 家企業為被告，提起了大氣污染致害訴訟。這場訴訟也打了將近十二年之久。

但正是尼崎公害訴訟雙方你來我往的不斷博奕，使公眾對於懸浮顆粒物及其成因與危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懸浮顆粒物是指懸浮在大氣中的微小顆粒物，其中包含 PM10、PM2.5、PM1.0 和 PM0.1。這些物質被認為對過敏癥狀及肺臟，特殊是心血管疾病有影響。

懸浮顆粒物的相當一部分來源於柴油車的尾氣。研究表明，直徑為 2.5 微米以下的細顆粒物（PM2.5）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柴油車排放的。以此為基礎，地方法院於 2000 年 1 月作出判決，初步認定原告中居住在距道路 50 米以內的 50 人，因為局部大氣污染而導致健康受損，要求政府和阪神高速道路公團進行賠償。

但是，日本政府及阪神高速公路公團以「缺乏根據證明懸浮顆粒物與損害健康有因果關係」為由，拒不接受初審法院的判決，並於 2000 年 2 月 9 日提出了上訴。

對此，原告辯護團的野口善國律師也表示：「關於懸浮顆粒物對健康的損害，今後將有新的論文不斷出現。我們將在高等法院審理時準備有利的證據，力爭獲得更好的判決結果。」言下之意：目前確實沒有研究成果能夠證明懸浮顆粒物是造成具體某位患者得病的首要原因，只能期望醫學與大氣科學的發展。

這也是所有空氣污染訴訟案的核心問題所在。

懸浮顆粒物里的「真兇」

其實，早在半個多世紀前，人們就遇到過這一難題。1930 年 11 月 1 日，在比利時境內的馬斯河谷地區出現了濃霧天氣。

其原因是一種名為逆溫的現象——本應隨高度增加而降低的氣溫出現了升高，阻礙了空氣的上升運動，使得接近地面的空氣中雜質和廢氣停留原處。

更可怕的是，在這 15 英里的河谷旁，聳立著 4 座煉焦爐、3 座鍊鋼廠、4 家琉璃廠和 3 座鋅熔煉爐……河谷被 90 多米高的山峰圍繞，這些山峰要比化工廠的位置高出 30 米。面對逆溫現象，工廠沒有停止運營，濃煙從煙囪中不斷冒出，河谷很快就被刺鼻的化工廢氣包圍。

隨著煙霧天氣的不斷惡化，人們開始感到不適——咽喉疼痛、眼酸流淚、呼吸短促、咳嗽胸悶、噁心嘔吐。濃霧瀰漫的第 3 天開始，河谷工業區有上千人患呼吸道疾病。

第 5 天濃霧逐漸散去後，共有 65 人在這次事件中喪生，其中大多居住在河谷東岸。雖然死者中大多數是本身患有呼吸道或心臟疾病的老人，但健康的青壯年也深受其害，根據當時的相關報道，也曾出現了原本完全健康，但在患病入院數小時後便宣布死亡的病例。大量的鳥類、老鼠和牛羊也在煙霧事件中喪生。

11 月 6 日，煙霧散去之後，人們的健康逐漸恢復，死亡也戲劇般地戛然而止。據統計，因為煙霧事件，這段時間內這一地區的死亡率驟升至以往的 10.5 倍。

事件發生以後，雖然有關部門立即進行了調查，但始終不能確證致害物質到底是什麼。有人認為是氟化物，有人認為是硫的氧化物，紛紛揚揚其說不一。以後，研究機構又對當地排入大氣的各種氣體和煙霧進行了研究分析，排除了氟化物致毒的可能性。最後，人們將目光投向了硫的氧化物——二氧化硫氣體和三氧化硫煙霧的混合物。

大氣研究者費克特博士在 1931 年對這一事件進行了研究。據他推測，事件發生時工廠排出有害氣體在近地表層積累。當時大氣中二氧化硫的濃度約為 25～100 毫克/立方米（9～37 微克）。

空氣中存在的氧化氮和金屬氧化物微粒等污染物會加速二氧化硫向三氧化硫轉化，加劇對人體的刺激作用。

換句話說，並不是煙霧本身造成了損害，而是煙霧將具有刺激性的物質（例如三氧化硫）帶進了肺部深處，從而造成了一定的致病作用。

我證明不了，那就你來

讓我們回到半個世紀多後的日本尼崎。由於拿不準到底是什麼導致了損害，400 余名原告一股腦兒將日本政府、阪神高速和九家企業告上了法庭。

1989 年 2 月，法院向原告和 9 家被告企業提出和解勸告，在雙方同意下，達成了和解協議。至於最為頑固的日本政府和阪神高速，地方法院於 2000 年 1 月作出判決，認定原告中居住在距道路 50 米以內的 50 人系因局部大氣污染而導致健康受損，要求政府和阪神高速道路公團進行賠償。

地方法院的判決，雖然未直接認定二氧化氮為致病原因，但認定懸浮顆粒物（SPM）對健康造成了負面影響，在懸浮顆粒物總量超過每立方米 0.15 毫克的情況下，居民有權要求採取措施防止大氣污染。

關於這一判決，原告和被告雙方均進行了上訴，但在上訴審理階段，日本政府和阪神高速道路公團於 2000 年 12 月承諾，將採取削減交通量、增設監測地點及實施健康調查等舉措，隨後原告放棄了在一審中獲得支持的索賠權，雙方達成了和解。

從今天來看，尼崎訴訟的積極意義在於，首次從法律層面確定了污染物與受害者健康之間的因果關係。即當用醫學和科學無法證明之時，只能用一種法律擬制的技術加以推定。

這一訴案也確定下了一項慣例，即空氣污染與健康損害之間，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訴訟規則。原告只需要證明空氣污染的存在，並證明這些懸浮顆粒物對於人體健康有害，就足夠了。

至於具體個案中，某位居民具體患上的某個疾病，是否因某個企業釋放的某些有毒氣體造成，這個證明的責任不再由原告承擔——當然，如果被告可以證明，這位受害者的疾病，確有其他原因，那麼其賠償責任也可豁免。

以及這次訴訟為契機，之後的名古屋和東京的公害訴訟案件就有先例可循了。法院在做出判決時，只需要原告證明大氣中的懸浮顆粒物能夠造成對健康的損害，而被告不能證明這不是它造成的，就可以判決原告勝訴。

社會組織的力量

據此，名古屋南部公害訴訟案達成了和解。前文所述的 1996 年提起的東京大氣污染公害訴訟案，也有了解決方案。

雖然東京地方法院在一審判決中認定，汽車廠商對原告的健康損害不存在過失，但在 2007 年東京高等法院的最終調解中，被告（7 家企業）仍然被認定有責任，應當共同支付共 12 億日元的和解金。

法院提出，雖然無法證明，東京的呼吸道疾病患者全都是單純由空氣污染致病；但是，在上世紀 70 年代，汽車製造商一味追求低成本高利潤，確是不爭的事實。受稅率及油價的影響，製造商們大量生產更受歡迎的柴油驅動的汽車。然而，相比汽油，柴油會排放出更多的懸浮顆粒物，對人類健康損害更大。

所以依據雙方達成的和解方案，新的醫療補助制度還要求政府和汽車製造商籌集 200 億日元經費，向東京都內所有哮喘病患提供全額醫療費用。

具體的醫療費用補助制度如下：

東京都內所有持續居住 1 年以上的哮喘病患者（吸煙者除外），得由政府和汽車製造商支付自費部分的全額醫療費用。

該制度實施 5 年的預算約為 200 億，全部由被告分擔，其中日本政府、首都高速道路公司及七家汽車製造商分別向東京都政府資助 60 億、5 億和 33 億日元。

截至 2013 年，該制度已讓約 7 萬 5 千人獲益。

從尼崎訴案到東京和解，除了醫學、科學和法律方面的共同努力，社會組織的力量也充分顯現。

有關社會組織在原告和被告之間，以專業和中立為特徵，促成了民間與政府的協商機制，這就是著名的「東京道路交通環境改善聯絡會」和「東京都醫療補助制度聯絡會」。

各方對話過程中，聯絡會不斷據理力爭。達成和解之後，聯絡會也繼續發揮重要的作用，針對抑制尾氣排放、交通流量削減等環境改善狀況及醫療補助實施情況，組織各方長效交流溝通。

例如，當初的和解協議僅規定五年內的醫療補償制度。當五年期限屆滿後，迫於經濟壓力，東京都政府提出僅繼續提供三分之一的補助額度的方案。對此方案，各個聯絡會不斷與政府進行協商，要求提高補償額度，延長補助時間，探索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東京都空氣污染案已經過去二十年，但其中行政、法律、科學以及社會組織的行為模式仍值得我們學習，並且為之反思。（責任編輯：lightning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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