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明白自己與呼韓邪單于是勁敵，早晚會有一天刀兵相見

漢元帝初元四年，在草原分裂中不斷擴大版圖的郅支單于再次向大漢皇帝派遣使臣，表示自己願意歸順大漢，但有一條件——自己的兒子要歸還給郅支，不能留在長安做人質。雖然在宣帝朝郅支單于、呼韓邪單于都先後歸附漢朝，並派遣自己的兒子到京師來做人質，態度都比較勤懇，而且呼韓邪單于還親自來朝。不動刀兵能換來太平，自然這是上上策了，宣帝也樂享其成，使得大漢朝逐漸又恢復了元氣。

但問題就是出在宣帝對呼韓邪單于的盛情上，這樣在草原上忙於攻城略地壯大實力的郅支單于很不爽，他明白自己與呼韓邪單于是勁敵，早晚會有一天刀兵相見的。因此，他見不得漢朝對呼韓邪好，當漢朝軍隊護衛著呼韓邪單于回到草原的時候，郅支單于的心也傷到了極點。一氣之下，便困住了大漢使臣江乃始等人，百般凌辱。江乃始之辱大約在大漢的朝臣心中留下深深地烙印，而郅支單于的非真心歸附也讓大漢朝臣瞭然於心。

初元是漢元帝的第一個年號，剛剛登基，郅支單于就派使臣來了，要求歸還兒子。但大臣們似乎習慣了穩定和諧的思維方式，此時沒有人跳出來反對郅支單于的無理要求，質子長安這是當時治理外藩最常用慣用的手段，長安方面回絕了也毫無話言。但也許正是新帝登基，朝堂未穩的緣故，朝堂上而是針對著如何歸還質子一事開始一次唇槍舌戰。

以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為代表，據理《春秋》，認為郅支單于是夷狄之人，又不是真心歸附，所在又距離遙遠，只需把王子送出邊塞，護送出關即可。但衛司馬谷吉則認為這樣辦極為不妥，他認為中國與夷狄之間恩恩怨怨幾十年，總要有一個全新的開始，既然願意拋棄前嫌了，又何必「棄前恩，立後怨」呢?不能因為有江乃始之事就裹足不前。「沒一使而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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