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西方主流媒體視角下的「中國城市」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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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建設的品牌產品「上海文化發展系列藍皮書（2017）」隆重推出，在《上海文化交流發展報告》中，《21世紀中國城市發展與國家形象建構》一文通過美國主流媒體報道中所建立的中國城市的「它形象」，反觀中國自身城市形象建構中出現的問題，並提出解決的思路。本報擇要編髮。

原文：《聚焦西方主流媒體下的「中國城市」》

作者：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 馬釗

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康凌

城市是21世紀中國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動力所在，也是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來自《紐約時報》等美國主流媒體的中國城市報道，直接關乎海外建構的中國國家形象，日漸成為西方了解中國的重要橋樑。

在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有兩個層面值得我們特別關註：其一是遍及中國各個城市的建立國際化大都市的追求；其二是建立地方特色城市的設想。這兩個層面之間的互相滲透，成為目前中國城市形象設計的特色——或許也是癥結所在。截至目前，中國以國際化大都市為建設目標的城市已經超過200個。面對這種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大潮，專家學者表示憂慮，並指出：「城市建設應多些科學態度和人文意識，少些盲目決策和浮躁心態，建設國際化大都市不能遍地開花」。

來自學者與媒體的研究報道恰恰提示我們，中國城市對自身的「城市形象」建構缺乏系統的理解與理論思考，往往成為大躍進式的盲目運動。根據美國社會哲學家和城市規劃理論家劉易斯·芒福德的定義，城市形象「是人們對城市的主觀印象，是通過大眾傳媒、個人經歷、人際傳播、記憶以及環境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更具體地講，它又可以被分為「自形象」與「它形象」這兩重概念。前者是指由城市管理者所主導乃至設計的對城市的認識與構想，後者則是指來自他者的，對城市的媒體報道、文學書寫乃至集體與個人記憶。在本文中，我們的分析將集中於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主流媒體報道中建立的中國城市的「它形象」，並藉由對「它形象」的統計與分析，反觀中國自身城市形象建構中出現的問題，並提出解決的思路。

中國城市的整體形象

我們查閱了三個月內（2016年6月至8月）《紐約時報》有關中國的145篇報道文章，其中有關中國經濟的報道28篇（佔總報道數量的19%），中國政治27篇（19%），中國外交32篇（22%），其它社會文化新聞58篇（40%），其中43篇文章涉及中國城市。北京與上海成為城市新聞的首選，其次新聞報道涉及深圳、哈爾濱、寧波、成都、連雲港以及重慶。

以上述統計為基礎，我們繼而對《紐約時報》登載的中國城市新聞進行分類，根據報道內容將其分為五大類：大型文化活動、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社會生活以及城市歷史等。在大型活動方面，上海迪士尼的建設與運營成為重中之重，例如「55億美元的華麗夢想：米老鼠來到中國」，「迪士尼的魔法在中國失靈（上）：挫敗與妥協」，「迪士尼的魔法在中國失靈（下）：同床異夢」等三篇。報道的重點並非迪士尼主題公園本身，而是以迪士尼在華業務談判與發展為例，深入討論了中西之間的政治關係對商業發展的多重影響，以及圍繞美國流行文化引發的本土與外來文化之間的角力與協商。除此之外，哈爾濱的音樂節、施坦威國際少年鋼琴賽等也引起了《紐約時報》記者的興趣。

在城市管理方面，《紐約時報》涉及了當今中國城市在飛速發展的同時，面臨的日益嚴重的諸多市政管理方面的問題，如交通擁擠、性病防治、環境保護、城中村及外來人口管理、大眾娛樂引發的城市噪音控制、房屋與土地產權等。其中一些議題，如汽車搖號、霧霾、廣場舞等同樣是中國本土媒體關注的公共議題。另外，城市底層居住者——包括農民工、性工作者、搬運工等——的生活困境，也往往成為西方記者切入中國城市化問題的著力所在。

與之相比，公共安全的議題則更多地與突發事件相關，包括上海浦東機場爆炸案、學校「毒跑道」事件、深圳的山體滑坡事件、連雲港的抗議核廢料處理場事件等，均進入了《紐約時報》的報道視野。除了還原事件本身，這些報道中不同程度地將重點放在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對公共安全事件的反應與處理上。中國政府對事件的調查、反應與解讀，以及在事件前後與民眾的交流互動和結果，往往成為公共安全議題報道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社會生活方面，《紐約時報》廣泛涉及了咖啡館、婚外情、飲食文化、中外交流等諸多方面。與之前的類別相比，社會生活方面的報道顯得更為鬆散與多元，並未呈現出特定的傾向與寫作方式，既有「山城重慶最後的棒棒軍」這種關注底層問題的報道，又有「披薩讓中國人吃下了『臭』乳酪」這樣討論中外文化交匯之下城市居民餐飲習慣變遷的文章。

上述分類描述粗略地勾勒了《紐約時報》中國城市報道的大致內容與側重點。這些報道中所呈現出的中國城市的整體形象具有三個最重要的特點：第一，城市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核心；第二，城市是中國社會巨大變革的焦點；第三，城市是轉型期體制矛盾的集中體現。

以底層人物的感受為報道中心

細讀《紐約時報》關於中國城市的報道，尤其是將其與國內類似新聞相比較，一個鮮明的特點是《紐約時報》對待中國官方消息和官方聲音的態度與本地媒體極其不同。唐佳梅在分析國外主流媒體對廣州的報道時曾指出，「傳播主體中的政府消息來源相對缺失，……中國對外新聞發布渠道有待提高，信息針對性與受眾分析有待提升。就傳播主體而言，它表現在政府聲音過於微弱。除新聞當事人以外，學者與專業人士高居海外媒體消息來源榜首，國際組織和外籍人士也是重要的消息源，在新聞事件中主動傳播自己的聲音」。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官方的聲音在西方媒體中的徹底消失。

首先要澄清的是，官方的聲音並非在所有新聞報道中都是必要的。譬如「在北京的『老友記』咖啡館逃離現實」這一報道，講述了一家開設在北京金融區的咖啡館如何複製美國情景喜劇《老友記》中的中央公園咖啡館，由此展示都市白領如何在嘈雜的工作和生活中尋找心靈的歸宿。類似報道還有「成都『世界最吵公園』安裝雜訊檢測器顯成效」，講述成都一家公園在降噪方面的努力，並借用人類學家斯尼亞代茨基（J.P.Sniadecki）的說法，分析了中國與西方對「公園」這一公共空間的不同期待。這樣的新聞本身並不需要官方的出場，因而官方缺席也並不成為一個問題。然而，當官方聲音成為必要，同時也事實上出現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中時，它往往不是決定性或主導性的聲音，而是與當事人和專家學者意見並列。記者根據報道的方向與意圖，根據三種聲音背後各自的需求與資源，在這三者之間做出不同的選擇與側重。

在某些新聞中，官方的聲音與影響得到了更多的體現。譬如「55億美元的華麗夢想：米老鼠來到中國」一文，除了一些基本信息的介紹（如投資額、園區規劃等）外，還引用了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賀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的致辭。「深圳滑坡調查歸罪於玩忽職守，懲罰大批官員」則大量引述了國務院安全主管部門的聲音。而在「浦東機場爆炸案」的報道中，官方聲音不僅是新聞引述的眾多聲音中的一種，甚至往往是被邊緣化、被質疑的聲音。在「中國官員承諾拆除學校『毒跑道』」一文中，教育部僅僅承擔了事件信息發布的職能，文中主要意見來自於對市民的電話採訪，其中不乏對政府官員和教育部門行政管理人員的質疑與指責。在上述報道中，民間與官方的聲音往往充當故事中的衝突兩方，而最終的權威評判則往往源自對專家學者的採訪。對於這一采編原則與策略的認識，不僅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分析西方媒體的報道文本，認識官方聲音在其中的功能，更可用于思考如何調整自身城市形象的建構，尤其是如何重視專家學者的作用。

在具體報道中，西方記者習慣於以具體底層人物的生活體驗與感受為中心，而非直接進入政策層面進行宏大敘事，他們的書寫意在營造事件發生的現場感，側重於事件與政策的效果與影響，而非其設計初衷和意圖。換句話說，西方媒體的城市報道意在書寫一個具體的政策，在一個具體的城市空間中，對具體的生活主體的影響，以及後者對此的切身感受。

構築交流的橋樑：破解

我們要客觀認識西方媒體的政治立場和新聞選材，秉持有所辨析的「去政治化」的態度看待西方媒體的新聞選材。這就好比我們經常要求西方國家放棄冷戰思維，客觀看待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我們也不應該總是用敵我關係、或「西方反華勢力」這樣的政治框架去解讀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相對於對用「肯定」與「否定」的簡單標籤加以區分，並在此基礎上致力於打造自身的完美城市形象以「平衡」甚至「對抗」西方的「負面」報道，我們更願意首先去審慎地分析、理解西方媒體自身的邏輯與思路，並在此基礎上調整我們的工作方式。

「信息供需錯置」

我們認為，目前的城市形象宣傳工作中存在著某種亟待糾正的「供需錯置」的現象。具體而言，「供需錯置」指的是以中國中央／地方政府為主導的城市形象推介的重點，與美國媒體報道突出底層的傾向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與錯位。實際上，《紐約時報》對中國城市的報道，不論其為「正面」或「負面」，始終關注具體時空中的個體人物及其生活世界。換句話說，以一些形象工程作為外宣工作的重點這一做法本身，就已經誤解了西方媒體運作方式的基本邏輯，更不可能達到期待的效果。在我們看來，中國城市形象的建構，首先必須打破「正面／負面」這個二元對立的理解框架，打破「它形象」＝負面，「自形象」＝正面這種思路的束縛，正如唐佳梅所說，海外媒體塑造的廣州形象和實際形象的對比表明，將「自塑」與「他塑」對立，試圖「自塑」正面區域形象既不符合實際情況，也很難具備良好傳播效果。

「工作環境限制」

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媒體中出現負面報道是源於官方信息的缺失。在華外國記者協會曾列出西方記者在中國工作時所面對的六項主要限制，其中就包括政府信息的難以獲取。即便要獲取一些並不敏感的信息，也存在諸多困難。絕大多數政府官員無法聯繫到，政府機關通常對記者的問詢反應遲緩，各級政府代表或相關組織對外國媒體懷有偏見，而刻意隱藏數據或相關歷史信息。在華外國記者協會所提出的問題，源於西方記者在中國的實際工作經驗。依據這些問題，在改善城市形象的過程中，與其花大力氣進行「正面」城市形象的「自塑」，不如致力於城市基本信息的公開發布機制，乃至建立面向外國媒體的信息提供與交流平台，使得西方記者能夠及時獲取完整準確的必要信息。

建立「互動型交流」

近些年來很多地方政府花費巨資開辦的各種地方性文化節慶活動，或承辦的大型國際會議、展覽、賽會等，是更大規模的「展示型交流」。政府為這些交流活動設立詳盡的預案，布置周密的活動計劃，規劃細緻的參觀路線，安排專人代表接待。「展示型交流」的「優點」在於接待一方可以盡量將優勢的、正面的、積極的信息準備完備，充分展現，有很強的可控性；但「展示型交流」的「缺點」也同樣明顯，它過分突出了展示，極大地壓縮了信息雙向流動的交流空間。「互動型交流」可能面臨一些風險，比如面對突如其來的質疑，沒有事先準備的文案工作，直面一些負面的事件和景象等，但直面問題要勝於迴避和掩蓋問題，要習慣於傾聽問題而不是否定問題，倉促的回答也許不那麼完美，但是在西方記者眼中，這遠比口若懸河的宣講更能讓人接近事實的真相。「互動型交流」需要從事外宣的工作人員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和習慣，也需要外宣機構建立一套訓練與培養溝通能力的機制，而這些正是中國所缺乏的。正因此，許多外國媒體缺席「展示型交流」活動，這不僅意味著他們將從其他渠道獲取那些或許不那麼準確的信息，也意味著國家管理者失去了與外界互動的機會。換句話說，要消滅「負面」新聞，建立互動交流的平台要比拍攝宣傳片更為重要。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0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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