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錢的日本急於籌劃發動九一八事變，為何不怕美國或蘇聯插手？

1929年因華爾街崩盤引發的大蕭條，使全球經濟局勢發生逆轉。日本的經濟與社會陷入了失控的危機之中，日本政府在面對這些危機的壓力之下，一直抱著必須「先發制人」的觀念，其政府領導人認為，日本（一個資源貧乏與戰略弱勢的國家）一定要先得到中國廣大的資源與支持，才能在未來與美俄的決戰中，取得不敗的地位。

大蕭條也讓中國東北的戰略地位上升為日本的「生命線」。

在關東軍少壯派軍官謀劃發動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計劃的同時，在東京的日本軍部少壯派軍官們，也沒有閑著，他們同樣在著手進行，如何在日本推動徹底地軍國主義，如何以武力完成對滿蒙的佔領。

永田鐵山

一九三〇年日本軍部在參謀本部作戰主任建川美次的主導下，組成所謂「五課長會議」，包括陸軍省軍事課長永田鐵山，人事課長岡村寧次、參謀本部編製課長山協正隆，歐美課長度久雄，中國課長重藤千秋，共商擬定「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這是日本中央軍部研擬的以武力侵佔中國東北的作戰計劃。

不過存在於日本軍部與關東軍少壯派之間的立場差異是，軍部的少壯派主張先在日本國內發動軍事政變，以完成改造日本成為完全軍國主義體制的運動，然後再以此為基礎，推動日本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這樣才不致於重蹈日本文人政府，在遭到英美法蘇等國的壓力而退縮，讓日本無法完成獨佔中國利益的歷史覆轍。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陸軍步兵學校發表題為《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的演講，宣稱中國東北地區為日本「國防的第一線」，大肆鼓吹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地區；在此期間，日本國內的少壯派軍官決定，準備先以軍事政變方式，推動他們的改造日本的政變計劃。但是日本高級將領在「師出無名」、民氣支持不足、以及擔心昭和天皇不同意的多重考慮下，在最後一刻不肯支持政變的行動，因此造成三月政變的流產。

日本國內的政變既然胎死腹中，當然就輪到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來推動他們的「滿洲事變」計劃了。

石原莞爾的「滿洲事變」計劃，參謀本部和陸軍與其說反對，不如說有共鳴和支持。但是要付諸實現則猶豫不決，理由是怕美國、蘇俄或者蔣介石插手。

石原莞爾

但是石原莞爾說服了參謀本部和陸軍高層。

美國不會直接插手，這點石原敢肯定。

蔣介石呢？不說正在忙著「剿共」，按老蔣的為人，石原也準確地判斷得出，蔣介石肯定袖手旁觀。至於蘇俄那邊呢？少帥張學良和俄國人鬧過「中東路戰爭」。一旦有事，蘇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也給玩沒了。

1931年春天，日本參謀本部軍事課長永田鐵山(昭和軍閥，巴登巴登的「三羽烏」之一)到滿洲視察時說：「雖說張學良軍隊素質不高，但也有22萬人。人家還有三十幾架飛機，咱們什麼都沒有。一旦有事，你們準備怎麼辦？」

原來石原莞爾在中東路戰爭發現了東北軍的致命弱點：怕大炮！

中東路戰爭時，在蘇軍的大炮攻勢下，東北軍迅速崩潰了。

永田鐵山得知東北軍在中東路戰爭中因蘇軍大炮火力而戰鬥力劇減的觀察報告後，永田鐵山特意指示從日本國內弄幾門大炮到奉天(瀋陽)來。

什麼炮？口徑24厘米的要塞炮。兩門24厘米要塞炮從東京搬到神戶，再裝上船運到旅順，最後拖到了奉天。

不過東京軍部的少壯派軍官，認為三月流產政變之後，日本國內政局對於少壯派軍官的強硬做法，仍然無法完全的認同；同時他們擔心關東軍的滿洲事變計劃，在軍力上以寡擊眾作戰，風險較高，萬一戰事進展的不順利，軍部沒有把握能夠在必要時，要求政府同意出兵海外，以支持關東軍的武裝侵略。

打仗是需要大把砸錢的，但在全球經濟大蕭條的衝擊下，當時日本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極其嚴重，根本沒有能力負擔沉重的戰費，以及應付國際強權的外交壓力。

所以日本軍部的長官，企圖設法說服關東軍少壯派，延後發動「滿洲事變」。

日本軍部似乎希望通過人事調動和軍隊換防，將會減低關東軍兵、將之間的默契，而可以壓制住關東軍少壯派箭在弦上的立即行動，事實上，反而助推了這一陰謀的推進速度。

軍部特別在1931年4月，將原先駐防中國東北的關東軍軍力骨幹，十六師團調回日本，改派第二師團（多門二郎）接替任務。

板垣征四郎

5月29日，板垣征四郎在部隊長會議上他再次發表題為《關於滿蒙問題》的演講，進一步鼓吹出兵侵略中國東北和蒙古地區，是日本「當前的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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