倆少年替父受刑孝心感人，可為何結局截然相反？

晉成帝時，一天，主管刑獄的廷尉上奏，說殿中賬吏邵廣偷盜三張官用布幔，相當於布三十匹，按律應該處以棄市，就是死刑的一種。而邵廣至孝的兩個兒子，一個叫邵宗，十三歲；另一個叫邵雲，十一歲。他們手上拿著黃色的幡布來到朝堂外，敲打登聞鼓，請求把自己收沒進入官府作奴婢，用來贖得父親一命。這件事引起了朝廷上下的爭議。

據《晉書》記載：當時許多人認為，邵廣已經是受到鉗刑的刑奴，兩個兒子收沒進入官府為奴，既可以懲戒以後犯罪的人，又可以讓百姓知道父子之間的親情和做兒子的一片孝心，還可以讓大家明白聖朝有給百姓施恩的仁愛之心。這個案子可以特殊處理，把邵廣的死刑減為五年刑，兩個兒子收沒入官府為奴，但是這並不作為永傳萬代的法律。

尚書郎朱映議認為，天下當父親的，沒有兒子的很少，如果邵廣兒子的要求得到允許，那麼以後別人都會參照他的做法，這種做法便會成為固定的制度，只怕判死罪的法律，從此就形同虛設、鬆弛廢棄了。尚書右丞范堅也同意朱映議的看法。

對那些支持的意見，范堅反駁道：「自從淳樸之風衰敗微弱消失以後，才產生法律典章，用刑懲罰犯罪就是為了以後不再用刑法懲罰犯罪，用刑罰殺掉罪犯就是為了以後不再用刑法殺掉罪犯，雖然國君經常有原諒過失、赦免犯罪的行為，討論案件時也暫緩採用死刑，但從來沒有因為一時對小事的惻隱之心而輕易改變法律典章的事例。何況現在答應了邵宗等人的請求，赦免邵廣死刑，那麼如果再有邵宗那樣的人但是他的兒子卻不提出救贖父親死罪的請求，那不是拋棄了『父子有親』的人際倫理關係了嗎？我認為君主的決定，每一個舉動都關係國家的強盛興衰，一皺眉一微笑，尚且需要謹慎注意是對待什麼事，更何況國家法律典章，怎麼可以隨意增減呢？如果現在寬大原諒邵廣，那麼以後再來申訴冤屈的百姓，就不把他們當百姓看待了嗎？那樣就會使得人們牢騷怨言不斷湧現。」晉成帝採納了范堅的意見，將邵廣判處死刑。

范堅堅持判處邵廣死刑，就是從不以小忍而易典刑出發，要求維護法律獨立的地位，不以情廢法，因私忘公。顯然沒有考慮邵宗邵雲還是未成年人的這個角度，可見那時的未成年保護意識還是很淡薄的。

無獨有偶，在梁代也出現過一個少兒吉翂（fēn）願意代父受刑的例子。據《梁書》記載：梁武帝時少兒吉翂的父親本來是原鄉縣令，因遭奸吏誣陷，被抓到管刑獄的廷尉那裡，要判死刑。那個時候吉翂才十五歲，就去敲打掛在朝堂外的登聞鼓，要求准予自己代替父親受極刑。梁武帝見他年紀小，懷疑背後有人教唆，就派廷尉卿蔡法度去審訊。吉翂說：「我雖然愚笨年紀也小，難道還不知道死是可怕的嗎？我只是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父親受極刑。這還要受人教唆嗎？」蔡法度又換了副面孔，和顏悅色地想引誘吉翂說出真相，可是到最後也沒有從吉翂嘴裡套出其他的說法來。武帝最終寬恕了吉翂父親所犯的罪行。丹陽府尹王志聽說了吉翂可歌可泣的事迹，按照當時的規矩，想在年初向皇帝推薦吉翂的純孝，吉翂卻回答道：「很奇怪，你這姓王的府尹怎麼把我看得這麼不值錢！父親受到屈辱，兒子寧可去死，世間的道理本來就是這樣。如果我同意你的推舉，那麼我不就成了依靠父親而為自己買名聲的人，這是多麼大的恥辱呀！」吉翂再三推辭拒絕，王志只得放棄。吉翂十七歲那年，才應允朝廷的徵召為本州主簿。後來他去萬年縣督察工作，代理那裡的縣令才一個月，全縣風氣就大為改觀。

同樣是願意替父受刑，結果卻相反，前者被駁回沒有救下父親，還引起了朝堂上的軒然大波；後者不但救下了父親，反而留下了至孝的美名，甚至影響了他今後前途，可謂是天壤之別。那時的少兒勇氣可嘉，至孝至純，讀了這樣的故事，怎麼不令人感佩不已，為那時的少兒壯舉而點.贊。

*作者：劉永加，魚羊秘史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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