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納與現代巴基斯坦的誕生：走向分治，國大黨與穆盟關係變微妙

文｜劉怡

「巴基斯坦國之父」真納

真納歷來被尊為「巴基斯坦國之父」，但他在巴基斯坦獨立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卻與甘地或尼赫魯都不相同。作為一名對印度教和耆那教教義浸淫頗深的傳統主義者，甘地擅長使用宗教理念作為引導民眾的工具，在個人形象上也往往以儉樸的傳統民族服飾示人。而真納儘管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卻並非學養深厚的法基赫（律法教師），甚至不會說西北省份民眾通用的烏爾都語（後來的巴基斯坦國語）。他常年身著三件套西服，風度翩翩，是一位典型的城市中產階級。至於尼赫魯，他在經濟學說上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民族意識上則早早萌發了徹底獨立的想法。而真納基本上是一位權利意識優先的議會政治家——倘若白廳願意滿足印度穆斯林關於自治的要求，他並不反對繼續留在英帝國版圖內；但要是他察覺到由國大黨主導的印度獨立方案會對穆斯林產生不利，即使獨立最終實現，他也絕不願和印度教徒在同一個國家裡共存。

扮演穆斯林族群的甘地和尼赫魯角色的是詩人兼哲學家穆罕默德·伊克巴爾爵士（Muhammad Iqbal）。正是伊克巴爾最早將8世紀阿拉伯入侵之後的印度河谷地共同體命名為「巴基斯坦」，並以之作為全印度穆斯林爭取自治的具體地理邊界。在真納自我放逐於倫敦的那幾年，伊克巴爾和其他「穆盟」領導人進一步明確了這個政治實體的範圍：西北邊境省、旁遮普省、信德省、俾路支斯坦省、孟加拉邦以及海德拉巴土邦國。若英國同意賦予印度以自治地位，則巴基斯坦應致力於成為自治領之下的獨立聯邦；若國大黨堅持要求取得完全獨立，則巴基斯坦也應尋求成為主權國家，至少須完成西北省份的統一，這是「全印度穆斯林的最終命運」。

穆罕默德·阿里·真納（右坐者）和利雅卡特·阿里·汗（左坐戴眼鏡者）分別被任命為巴基斯坦第一任總督和總理，兩人都被認為是現代巴基斯坦的創始人

1934年，在得到伊克巴爾健康狀況惡化、已經無法長期開會和工作（最終於4年後病逝）的消息之後，真納返回孟買，重新接過了巴基斯坦自治運動的領導權。做出這一決定的另一項考慮是：他已經從保守黨內閣處獲悉，英國議會有望在一年內通過新的《印度政府組織法》，給予印度以目前條件下最大限度的自治權，而「穆盟」有望通過合法選舉在西北4省組成地方政府。事實也的確如此：1935年8月，白廳正式公布了《印度政府法案》，宣布將在印度全面實行聯邦制。總督以及兩院制的中央議會僅掌握外交、軍事和預算表決權，在地方各省（不含土邦國）通過選舉產生立法會議，並組建向議會負責的自治政府，以實現立法和行政權力的下放。按照新法案，全印度共有3000萬人獲得了選舉權，占當地總人口的1/8，其中包括400多萬婦女。在11個地方省的總共1585個議席中，有864個系通過無選區的公眾投票產生，其餘則事先劃定了選區，這主要是為了照顧西北地區人口占絕對多數的穆斯林。實際上，這也是真納所能接受的印度自治的底線。

然而國大黨再度令「穆盟」失望了。與真納希望在省級政府的數量上維持相對平衡的意圖不同，尼赫魯和鮑斯從一開始就下定了全盤通吃的決心。與穆斯林相比，國大黨的支持者有一些特殊優勢：識字率更高、參與投票的意願更迫切，婦女更容易受親友和宗教領袖的動員，基層組織能力也更強。以這些優勢為基礎，國大黨在1936年冬天舉行的第一屆省議會選舉中發動了全面攻勢，不僅在不設選區的省份鼓勵支持者廣泛投票，在西北四省也有針對性地組織選民衝擊「穆盟」的優勢選區。結果，3010萬合法選民中只有1550萬人實際參與了投票，包括91.7萬婦女，其中大部分是印度教徒。國大黨不僅在1585個議席中拿下707席，而且在每一個省都佔據了相對多數；「穆盟」雖然取得106席、成為全國第二大黨，但在所有省份都未能獲得組閣權。對真納來說，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羞辱——昔日曾在與「穆盟」的合作中獲利頗豐的國大黨，現在卻不願讓出哪怕一分一毫的權力。即使只是作為預防性舉措，也必須將建立獨立的巴基斯坦作為既定目標。

1939年爆發的二次世界大戰令穆斯林聯盟、國大黨和白廳的關係變得更加微妙，11月24日，國大黨領袖甘地從穆斯林聯盟領導者真納家中離開，兩人分別前仍在進行討論

1939年爆發的二次世界大戰令「穆盟」、國大黨和白廳的關係變得更加微妙。9月4日，印度副王林利斯戈勛爵向甘地和真納通報了印度將追隨英國對德宣戰的消息，並決定在戰爭期間暫停關於增加自治權利的談判。兩黨領袖的反應截然不同：甘地當即對參戰的決定表示了抵觸，並宣稱印度要求立即獲得徹底獨立、從而置身於歐洲大戰之外。在遭到拒絕之後，由國大黨執政的8個省的省政府宣布集體辭職。而真納流露出了有限度的合作意向，條件是戰後必須允許巴基斯坦作為獨立的分治地區存在。1940年3月23日，「穆盟」在拉合爾大會上正式通過了要求在西北五省和孟加拉邦組建完全自主的分治區的決議，史稱「拉合爾宣言」。

進入1941年底，隨著日本對英國宣戰，印度由戰略後方正式變成了最前線。漫長的戰爭期間，它為英帝國提供了將近200萬兵員、中近東戰場75%的軍需物資以及數以十億英鎊計的財政「輸血」，還在1943年的孟加拉大饑荒中蒙受了近200萬人喪生的代價。而白廳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感情傾斜，也在大戰中發生了意味深長的變化：由於國大黨繼續抵制任何性質的戰爭，英印警察在1941—1942年一度逮捕了超過2萬名甘地的信徒，而印度教徒的暴動又造成了超過100萬英鎊的經濟破壞。在國大黨高層權力鬥爭中出局的鮑斯甚至直接與日本人合作，在新加坡組建了「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和4萬人的「印度國民軍」，向英美全面宣戰。相比之下，真納和「穆盟」儘管對軍事事務甚少插手，但一直在協助林利斯戈勛爵維持地方省份的社會秩序和經濟運轉。這使得倫敦逐漸生出了一種補償心理：在未來的自治方案中，必須給予「穆盟」以更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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