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在戴笠手裡竟用作了香爐

毛公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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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岐山縣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地方。這裡的百姓經常在田間地頭、村前屋後挖出一些青銅器物，許多價值連城的青銅器就是被他們的鋤頭刨出來的。

1849年，大盂鼎帶來的轟動還沒來得及消散，緊接著，第二年，在岐山又出土了一件稀世珍寶。這件稀世珍寶仍是一件大鼎，它的名字是毛公鼎。按照現代詩人郭沫若的說法，毛公鼎的價值「抵得上一部尚書」，足可見其珍貴。

那麼，毛公鼎究竟是什麼，有哪些特點？為什麼它被人認為具有《尚書》的價值？毛公鼎出土以後，又曾經歷過哪些鮮為人知的遭遇？毛公鼎上那數千年前的銘文能否為今人破譯？那些銘文所講述的究竟是什麼內容呢？

「美國人和日本人兩次出高價購買毛公鼎，我都沒有答應」

「美國人和日本人兩次出高價購買毛公鼎，我都沒有答應。現在我把毛公鼎託付給你，不得變賣，不得典質，更不能讓它出國。有朝一日，可以獻給國家。」當年，葉恭綽在給侄子葉公超寫信時如是說。

鼎為中國古代炊食器。中國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現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發展最高峰則出現在商朝和西周時期，尤其是商代以鼎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製作，盛行於商周時期，延續到漢代。在奴隸制鼎盛時代，被用作「別上下，明貴賤」，是一種標明身份等級的重要禮器。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宣王時的一件重器，因其製作者毛公而得名。鼎通高53.8厘米，重34.7千克，口徑達47.9厘米。在其口沿上，豎著兩隻大耳朵，腹部又圓又深，下有三隻獸蹄形的大足，有力地支撐著沉重的鼎身。整體來說，造型渾厚而凝重，其紋飾簡潔而古樸，富於濃厚的生活氣息，與西周初期極端神秘的風格迥然不同。

毛公鼎腹內鑄有32行499個字的銘文，是現存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其銘文的內容是記載周宣王告誡及賞賜大臣毛公的冊命。銘文中說，為了中興周室，革除積弊，周王冊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不可橫徵暴斂，壅塞民意，絕不能重蹈先臣違諾王命，官紀不飭，酗酒無度而遭喪國之禍的覆轍；毛公感謝周王所委之重任以及所賞賜之酒食、輿服、奴隸、兵器、玉飾等豐厚的賞賜而鑄鼎記事，子子孫孫永遠銘記。

毛公鼎的價值難以估量，它對於研究中國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都具有莫大意義。它不僅在內容上是一篇重要史料，在藝術上也極具美學價值。銘文筆法端嚴，線條飽滿，結構莊重嚴謹，出土以來，書法家們無不為之傾倒，紛紛描摹，得其銘文拓片者無不如獲至寶。

毛公鼎從道光末年在陝西岐山縣重見天日直到解放前，曾經數次轉手，伴隨著坎坷的民族命運，見證了近代中華民族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期間，許多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曾想染指這件青銅器，但在愛國人士的機智周旋下，毛公鼎最終沒有流失到國外。毛公鼎現在保存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被視作該院的三大鎮院之寶之一。

陳介祺做了一個山寨版毛公鼎，而把真正的毛公鼎暗運到了老家

毛公鼎於清朝道光年間（公元1850年）出土，是自陝西岐山縣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來的。有古董商人聞名而來，以白銀300兩購得，但運鼎之際，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買賣沒有做成。

無奈之下，古董商將此事報告給了官府，希望知縣大人能夠為民做主。事實證明，這個大人是個小人，他看到寶鼎後，兩眼放光，找了個理由便將寶鼎據為己有。這個知縣大人之所以買來毛公鼎，並不是要珍藏，他只是為了創收，於是很快賣給了另一個古董商。

後來，寶鼎輾轉落入京城著名金石大家陳介祺手中。陳介祺為買寶鼎，幾乎花光了全部的積蓄，可見他對這個寶鼎的傾心。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還解讀出了鼎內銘文。為了保護寶鼎，陳介祺又特地做了一個山寨版毛公鼎，把真正的毛公鼎暗運到了老家，可謂煞費苦心。

陳介祺死後，這件寶鼎又被他的後代保管了20多年。20多年以後，直隸總督端方瞄上了這個寶物。他以勢壓迫，最終從陳家買走了寶鼎。說是買，其實跟搶差不多。不過端方很快遭到了報應，他鎮壓保路運動，被革命軍所殺。他死後不久，毛公鼎的主人換成了民國交通總長葉恭綽。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毛公鼎成了日本人搜尋的重要對象。葉恭綽只好把鼎偷偷藏在院內大條石下面，匆匆趕往香港避難。不過，意外的事情很快發生了，日本人抓住了葉恭綽的侄子葉公超，並逼問他寶鼎的下落。葉公超是個豪氣干雲的男兒，怎肯向日軍屈服？因此日本人終究沒有問出寶鼎究竟藏在哪兒。

經多方營救，葉公超終於得以釋放，並於1941年密攜毛公鼎奔赴香港，將其完好無損地還給叔父葉恭綽。不久，葉恭綽身染重病，經濟困頓，萬般無奈之下將毛公鼎典押銀行。後為巨商陳永仁得悉，出資贖出。陳永仁為了換取政治資本，又將其送給了戴笠。

對於這位戴笠，我們都很熟悉，他是行伍出身的軍統將領，也是蔣介石的親信。他對古董向來沒有研究，也不打算研究，因而毛公鼎在他手裡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竟淪落為香爐，專供特務們銷毀文件。千年寶鼎竟然成了香爐，真是讓人哭笑不得。如果陳永仁知道了這個消息，一定會大失所望吧？雖然他本打算用其來為自己換取政治資本。

戴笠死後，毛公鼎劃歸為國家博物館收藏。至此，從出土以來就在民間四處流浪的毛公鼎，終於打上了「國家所有」的烙印，得到了它應有的待遇。

1948年，解放戰爭勝利前夕，國民黨退守台灣，大量珍貴文物南遷至台北，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中，毛公鼎亦在其中，至今仍保存在該院青銅陳列室中。

學習書法不學習毛公鼎銘文，就像讀書不讀《尚書》

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盤與虢季子白盤，被譽為晚清時期出土的四大國寶。毛公鼎為西周晚期毛公所做，故稱毛公鼎。毛公鼎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其腹內所刻的32行499個文字，這是現存銘文最長的一件青銅器。

毛公鼎腹內所刻文字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冊命銘文，不過這篇銘文又有自己的一些特點，該銘文不拘泥於傳統的冊命體例。全文以「王若曰」開始，基本引述王的冊命話語，分段處則以「王曰」隔開，形式別具一格。

銘文一共分為五段，按照慣例，開篇先追述了西周國君文王、武王承天命推翻大邑商的偉大功業；然後，開始感嘆時局的不安定，體現了宣王時期諸侯力量發展、王室力量相對衰落的總體形勢；緊接著，敘述宣王任命毛公接替父輩的職位，管理邦國及王朝事務，讓他擁有了宣布王命的大權；同時宣王教導毛公要勤政愛民，勤勤懇懇地輔助自己治理天下；為了勉勵毛公，宣王還賜給他兵器、車以及命服等物。為了稱頌和紀念宣王的恩德，同時也為了顯示家族的榮耀，讓後世子孫能夠記住這件事情，毛公就讓人製作了這件大鼎。

全銘文辭嚴密，精妙古奧，可以說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品，不僅洋洋洒洒地向人們展示了西周時期的冊命制度，而且充分表達了周宣王勵精圖治的決心，對研究西周晚期政治歷史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自問世以來，毛公鼎銘文就為學界所重視，不斷有人對其進行考釋研究，《捃古錄金文》《奇觚室古金文存》《客齋集古錄》《周金文存》《三代古金文存》《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等均是研究毛公鼎銘文的著作。

在藝術上，毛公鼎銘文也極具美學價值，筆法端嚴，線條飽滿，表現了西周銘文高貴典雅、渾厚、圓潤、雋秀的風格；布局也比較規整，是金文書法的典範。清末著名書法家李瑞清說：「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意思是，學習書法不學習毛公鼎銘文，就像讀書不讀《尚書》。可見毛公鼎銘文的書法價值。可以說，在我國書法史上，毛公鼎銘文具有相當高的地位，是學書法者必讀之帖。

來源：法制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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