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暴力瀰漫於社會場域：廣場舞老人懟怒街頭籃球小伙

最近幾年廣場舞非常火爆，「廣場舞事件」屢屢引爆輿論的「火藥桶」。昨日，發生在河南洛陽王城公園籃球場上的暴力事件，又將廣場舞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街頭籃球小伙與跳廣場舞的大爺大媽們由爭吵、推搡演變成了全武行，可謂「聽取打罵聲一片」。

廣場舞大媽為爭奪籃球場與籃球少年大打出手

毋庸諱言，運動場上歷來不乏衝突，尤其是肢體衝突更能激發起人們被文明壓抑已久的野性。但這種衝突又不同於街頭打架，無章可循；它相對公平，高下立判。獲勝者心花怒放，失敗者心悅誠服。可以說，任何一個人，只要不是過於較真，都不會否定這樣一個事實：相較於政治家的老謀深算，運動場上的勝利者都是孔武有力的健碩軀體。在當今社會中，這是為數不多的靠「硬實力」獲得優勝的領域，也是人類自身價值最原始的實現領域。

可以說，無論是何種暴力，都依賴具體的互動情境。柯林斯在《暴力》中斬釘截鐵論述到：沒有暴力的個體，只有暴力的情境。正是這些情境塑造了身處其中的個體的情緒與行為。對於這場突如其來的網路情景劇，很多人將問題的癥結歸罪於老生常談的體育場地不足。誠然，我國的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遠不足以支撐起一個體育強國的重量，但也遠不至於使一向溫文爾雅的國人怒目相向，甚至是一邊倒的圍毆。為人父母的老年人為何要與一位涉世未深的孩子拳腳相向？花樣年華的年輕人為何要對與自己父母年紀相若的老人惡語相向？一些旁觀者與評論者也不乏冷言冷語，甚至視自己為「意見領袖總司令」，他們何來這樣的底氣？對這些疑問的解答，恰恰可以體現體育社會現象的內在豐富性與複雜性，也有利於躲避過多的污水潑向體育。

衝突過後，廣場舞大軍依舊霸佔籃球場

印度思想家阿馬蒂亞·森在《暴力與身份》一書中，為我們撥開了許多人性的未解之謎。在他看來，身份可以殺人，尤其是單一身份往往將人們引向「我者—他者」的對立，好比是「無知的軍隊在暗夜中混戰」。在這場看似無厘頭的衝突中，無論是跳廣場舞的大爺大媽，還是血氣方剛的街頭籃球少年，當他們身上所有的其他屬性與關係都被「運動者」這一單一身份所遮蔽時，這兩類人瞬間變成了孤島。單一的身份認同使對立雙方喪失「老吾老，幼吾幼」的古訓，雙方都已真理佔有者自居。此時，沒有長幼、友情，甚至是鄉親鄰里可言，剩下的只是仇恨。此時的衝突雙方，早已不再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性人，而是一群陷入狂熱之境的「烏合之眾」，「約束個人的道德和社會機制在狂熱的群體中失去了效力」。這讓人想起了雨果的一個論斷：美是單調的，丑卻有豐富的表現形式。

從嘴巴的角力到身體的暴力，人類的好鬥本性仍頑強地將人類捆綁在動物世界裡。人飽含動物性的七情六慾，都需要找到一個可見的表達形式，這些風情萬種的表達使人類生活愈加絢麗多姿。南帆先生認為：「如果通常的理性語言無法呈現非理性的情緒衝動，人們則會迅速地訴諸更為古老的肉體動作。」實際上，運動也好，爭吵也好，鬥毆也好，這裡面蘊含著一個共同的行為法則：肉體動作所帶來的快感遠超理性語言。由於情緒的激動而從理性語言轉向肢體語言，這是很多藝術形式的淵藪，體育也不例外。

《毛詩序》說：「情動於衷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歌詠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對這些大爺大媽而言，無論是慢條斯理的廣場舞還是形式激烈的鬥毆，這都是情緒的一種外顯形式。尤其是當人類的情緒宣洩與舒放超越覓食與築巢等功利性目的後，情緒的表現形式格外引人注目。可以說：「愈是在某些超出理性控制的場合，人類愈會自然地使用肉體動作的信號系統。」從這個意義上說，體育運動的出現毋寧說是「人類刻意將這種肉體語言單獨分離出來，在克敵制勝的原則下加以提純、研究、改良。」所以，只要理性不嚴防死守，古老的身體動作總會有自己的施展之處，體育運動依然會吸引並體現著著人類的最高智慧。

發人深省的是，體育暴力竟衝出「運動場」瀰漫到社會場域，這與長達二十餘年的「全民健身事業」初衷背道而馳，公共體育資源多方爭利的事件已層出不窮，此乃置「何方神聖」於尷尬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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