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 信仰 國家：地方權威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的浪潮襲來，傳統文化的復興方興未艾。在這一過程中，既存在著口袋鼓了的國民已不滿足於物質上的需要，渴望得到更高層次的享受；也存在著全球化的西方文化的波及，地方文化強烈希望捍衛自己的文化價值和文化地位，希望在文化大餐中分得一杯羹。而一直以來在地方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宗族和地方信仰也在這股復興大潮中「迎春初綻」。宗族在傳統中國一直是一股強大的地方力量。在國家沒有把自己的統治力量深入到地方社會時，地方宗族往往承擔著管理地方秩序、維護地方發展和利益的功能。對中國宗族的研究可分為早期、中期、近期三個時期。早期注重於研究宗族的功能，中期著重於宗族的成因和內外動力，晚期則著眼於宗族復興的背後多方面和深層次的原因。

早期的中國宗族研究發端於20-40年代，方法上受結構-功能分析方法之影響，重視父系祧宗群體在社會中發揮的功能。代表人物如葛學溥[1]、林耀華[2]等，多從親屬制度和繼嗣原理方面切入。自弗里德曼始，宗族研究開始跳出單純的血緣組織研究。弗里德曼受伊文思·普理查德的影響，注重在社會和政治制度的脈絡中模式化地考察宗族。他將宗族視為有組織的社會實體，認為土地和祖產是其重要基礎[3]。葛學溥[4]則提出經濟自然宗教與社會控制機制的普遍磨合，整合了個人的人格需要。在對此傳統宗族範式的批評中，70-80年代，發展出另一批較為重視宗族成因和內外動力的研究。比如Ahern注意到祭祖儀式是次生的，不是宗族形成的原動力，甚至可以是非親屬的[5]。這批研究開始嘗試從歷史的脈絡和結合地方社會進行考察，並指出模式分析套用於歷史的危險。

由於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宗族失去了獨立的經濟基礎，宗族在中國大陸開始消失。隨著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出現，宗族開始了復興之路。晚期的宗族研究主要著重在對宗族復興背後的原因的研究。學者們對宗教復興原因的探討，一般認為是基於文化傳統的「深層結構」與現實的功能需要之結合。如錢杭認為從宗教派生出來的歷史感、歸屬感、道德感和責任感這種心理需求是漢族宗族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一種「本體性需求」[6]。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村民理性地選擇了宗族作為實現他們自身利益和達到期望的手段，例如家族或宗族可以提供鄉鎮企業發展或獲取社區權力等實際利益的人脈互助[7]。

拋開宗族復興的多元原因，本土學術界目前對宗族復興的一個共識是：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復興宗族並不是原有宗族的簡單復歸，而是一種基於現實的再創造。周大鳴在對潮州鳳凰村的研究中指出，民間信仰復興的動力有五種：宗教傳統力量；文字與教育的普及；商業活動對宗教用品的推銷；大眾傳播的普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恢復；其中最後一條是復興的根本動力：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本質上恢復了小農經濟，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宗族社會與民間信仰都得以恢復[8]。

宗族的復興與信仰的復興有著緊密聯繫。宗族是一種適應能力很強的社會組織，宗族制度早已融入文化之中與各種制度和意識整合在一起。這種意識自然無法擺脫地方民間信仰意識的影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造成了鄉村社會對傳統新的需求，導致傳統家族意識、信仰意識的復活。再加上村落的有識之士推動村落對自己歷史的認同和追求，引起傳統公共儀式的回潮。傳統的復興與民間信仰意識的復活，在公共的信仰儀式的推動下，宗族復興成為事實自然在情理之中[9]。

而台灣林勝俊則有與周大鳴相反的意見，他認為，隨著教育的普及和國民素質的提高，民間宗教會自然走向衰亡[10]。而賀雪峰的研究則指出，宗族不會因為經濟的變遷或者現代化而消失，相反宗族復興恰恰說明了現代化進程中民間力量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能力[11]。麻國慶則提出，改革開放後的宗族組織一方面是對固有的宗族傳統極其文化儀式的複製，一方面則是「創新」和「生產」[12]。

景軍通過大川孔廟重建這一事件，指出文化是一系列為適應環境變遷的發明與創造、又在不斷轉化的時間，並且這種發明正是基於對以往的歷史、權力和記憶的構建與理解[13]。張小軍則提出「宗族作為一種實踐」的觀點，將宗族視為象徵的和功能的二重結構，以及日常實踐中的實踐者、習性與場域共同作用之結果。他認為宗族和宗祠的生消興衰，並不是一個地方的宗祧群體在其運作中自然而然產生的結果，也不是圍繞某一要素（例如土地、系譜或自保）功能性地發生，而是來自與國家密切相關的文化象徵創造。實體和組織的宗族是宗族文化實踐的次生產品[14]。

在分析民間信仰在宗族與地方社會中發揮的作用時，「國家-社會」的動態分析是一個主要的分析視角。這是一個基層社會的分析框架，學術界對其討論，是在伴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而發生的社會轉型過程的背景下展開的。比較典型的作品是《一個村落共同體的變遷》[15]。

在人類早期處理國家-地方關係的研究中，施堅雅（Skinner）[16]的「中心——邊陲」論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以對商業活動的考察為中心，討論中國地方社會如何被整合，是一頗帶有功能論色彩的詮釋。在對這一研究的批評中，杜贊奇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路」這一概念，他指出施堅雅忽視了集權化國家在貿易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因此無法解釋集權化國家的存在和普通居民地方觀念的形成。正因注意到了國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在場，杜贊奇「權力的文化網路」、「國家政權建設」等一系列概念，才被學術界所沿襲。[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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