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精英筆下愚昧的中國人

文 | 王笛

歷史是精英寫的，所以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歷史上的民眾，都是透過精英的眼睛才能看到。在20世紀初，中國人開始「被啟蒙」的時代，民眾是怎樣被精英所描述的呢？

在精英的筆下，民眾就是「烏合之眾」，無論是行為，還是思想和信仰，都存在嚴重問題。

因此，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討論的不是20世紀初民眾的真實歷史，因為這樣一篇短文不可能說清楚的。我要談的是：在精英的眼中民眾的形象，民眾是怎樣被精英所描述的。

晚清時期，一場由新型的和西化的社會改良者領導的，旨在抨擊大眾文化和大眾宗教的激進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20世紀初的中國城市經歷了一個「改良時代」。但這些改良者究竟怎樣理解「改良」和「維新」這樣的詞呢？他們的標準和模式又是什麼？

1909年成都的《通俗日報》上一篇題為《說新》的文章，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這篇文章寫道，「新」是「舊」的反意詞，作者認為以過去為基礎的事物代表「舊」，以現在為指向的事物代表「新」，因此既有的傳統和風俗都是舊的和不可靠的，需要改革，改革的結果就是「新」。

按這篇文章的說法，所有的傳統都是愚昧落後的，因為它們是舊的東西。「文明」這個詞在晚清流行一時，但它主要是指西方的觀念和行為，改良者把這些觀念和行為介紹到了成都。這一認知反映了改良者追求西方的緊迫感。

精英們留下的描述和批判公眾行為的記錄，是我們考察他們對普通民眾和大眾文化態度的極好資料。他們對普通人和大眾文化總是持批評態度，對民眾日常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從穿著到行為方式——都進行了抨擊。

在他們眼裡，普通市民卑下、愚昧、空虛、不誠實，「鎮日鬥牌無別事，偷閑沽酒醉陶陶」，便是他們對民眾的畫像。

他們也批評那些行為不端「街娃兒」：蓄著長發，與狗逗樂，酗酒賭博，結交妓女。街娃兒經常到某個固定場所聚集，比如御河岸邊。因此，他們就告誡：「莫向御河邊上去，染成逐臭一班人。」

成都御河

20世紀初，精英們總是將普通民眾與西方「文明人」進行比較，批判的調子達到了新的高度，似乎無論在哪一個方面，民眾的行為都難以接受：上了年紀的人在茶館裡散布流言蜚語，年輕人藏身於城牆上偷看妓女（妓女集中的新化街靠近城牆，在城牆上可看見妓院里的動靜），女人們被算命先生或江湖郎中的瞎話弄得神不守舍等等。

晚清成都《通俗畫報》上所畫新化街的妓女

精英們甚至對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也看得很重，1914年《國民公報》的「時事評論」欄有一篇題為《可恨》的短文，嚴厲譴責了那些折斷樹枝的人。作者聲稱，在上海的公園裡，外國人掛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牌，並不是蔑視和羞辱中國人，而只是希望藉此杜絕國人對樹苗的損壞。

上海租界內公園的有關規定

雖然這樣的論點未免牽強，但可見他們對民眾所謂落後行為的處心積慮。這篇文章還提到了「文明」這一概念，指出攀折樹枝的舉動與動物無異。

我們知道，「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一標誌，歷來就被中國革命家們用作例子，證明洋人是怎樣無所不用其極地對中國人進行污辱和歧視，從而激起國民的反帝情緒。然而這篇文章從「文明」的角度著眼，反其道而用之，來揭示改革和教育下層人民的重要性。

改良者認為大眾娛樂是造成公眾「醜惡」行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們眼裡，所有男女演員的表演都是「故作醜態」，「俗不可耐」，其表演是「不健康」的。街頭表演的相聲吸引了數以百計的人觀看，但語言卻「下流」、「放蕩」。

「柳連柳」被他們認為是「最下流」的表演，唱者拿著一根掛滿了銅錢的竹棍，邊唱邊用竹棍敲擊身體作為伴奏。他們經常使用一些很粗俗的方言，讓精英們覺得「不堪入耳」。其中最常演的曲目是「小寡婦上墳」，精英們認為這種節目十分「醜陋庸俗」。

與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一樣，20世紀初的精英們猛烈抨擊所謂的「迷信」思想，諸如邪神崇拜、懼怕厄運、篤信巫醫等等，並且不遺餘力地嘲笑貶低那些所謂「迷信」的人們。

然而，精英文人最猛烈抨擊的是所謂「迷信」活動。例如，每年正月十五，人們都會揀回一些象徵金元寶的鵝卵石，以驅除「窮鬼」。精英以一首竹枝詞嘲笑這種行為曰：

牛日拾來鵝卵石，

貧富都作送窮言。

富家未必藏窮鬼，

莫把錢神送出門。

對那些大眾宗教儀式的批評則更為猛烈，認為人們燒香拜佛都是「不文明」的愚昧行為。一次，一個女人在家裡給觀音菩薩燒香時引著了火，當地報紙以一種諷刺的口吻報道了這件事：「拜觀音請到火神。」

在成都，人們認為菜油撒在街上是不吉利的，誰要是不小心把菜油灑在街上，就得買來「紙錢」放在油上，點著火，嘴裡還念念有辭，求神靈保佑避禍，當地叫「燒街」。有一次，「燒街」的火勢蔓延，堵塞了交通，而人們卻站在一邊袖手旁觀，精英對此憤慨不已：「正當烈日，偏有十餘人圍觀烤火，真是不可解。」

他們還嘲笑許多市民每當新年將至，就在自己的家門上貼門神，真是愚蠢至極：

街頭爆竹響愁人，

肖像桃符彩換新。

堪笑成都迷信久，

年年交替說門神。

農曆7月22日是供奉財神的日子，那時街上要放鞭炮，市民忙著敬神燒香。如此做法又引起了改良者們的譏諷，《通俗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指責道：

每年七月二十二，是佛教人敬財神的日子，大街小巷爆竹連聲，磕頭燒香，大家忙亂，究竟這件事極是一段笑話。……

可笑各店鋪各住戶，年年到那一天全都拿敬財神為最要緊的一件事（也有人不信這個，但不能不隨俗的），請問敬財神的准可以發財嗎？近來窮人一年比一年多，難道說是沒有敬財神嗎？……

要說不敬財神就不能發財，凡是不敬財神的就該全是乞丐，怎麼教人不敬財神的，也有發財的呢？怎麼外國人不敬財神，人家國家合商人，多有比中國富足呢？可嘆愚民不信真理，偏信假話。

其實敬財神發不了財，反倒先破財。你們看街麵店鋪，要是講究一點的，這敬財神一天的費用，如買爆竹、買貢物、買香燭等件，熱鬧一日點燈一夜，就須二三十兩銀子。

那窮家小戶，也敬財神，這一天的費用，足夠過三天的。這不是沒發財先破財了嗎？要說是這是下本錢，以後必可以發財，怎麼中國的商民，都一年比一年窮呢？怎麼大家都不醒悟呢？

要是果真坐在屋裡什麼都不幹，專敬鬼神，自然就會從天上落洋錢，我就信那財神真有靈。到底哪裡有什麼財神，哪裡有這個事呢！

這樣的觀念也反映出社會精英的信條，即成功來自於勞動，而不是燒香敬佛。但他們卻不懂得對物質生活貧乏、辛勤勞作而難得溫飽的貧民來說，這樣的精神寄託有多麼重要。

端公是改良者經常攻擊的對象。端公號稱有超自然力量，可以驅惡除魔，救治病人。當時成都許多人都相信巫術，精英對此多有批評。他們指責端公施法過程中，午夜時分方圓幾里都可以聽見鬼神哭嚎的聲音。端公跳神時還要敲鑼打鼓，卻全然不顧病人恐懼得全身發抖。

端公在屋頂上掛上符咒，所謂驅散遊魂野鬼，但精英卻揭露，他們未能驅散鬼魂，卻使病人情況惡化，還趁機斂錢，因此端公實際是「閻羅」的幫凶，因為他們「無刀會殺人」。

當時有一家報紙報道了這樣一件事：一個端公在一天晚上驅鬼回家路上掉進了水塘，他抱怨說自己是被魔鬼纏上了身，報紙稱他為「水端公」，質疑道：「端公自謂為鬼所祟，能為人取鬼，而不能自御其鬼，該端公之法術，亦可想見矣！」

雖然精英的激烈批評，巫醫治病的習俗一直延續下來。我們在巴金的小說《家》中可以看到，在20世紀20年代端公驅鬼仍然流行。在主人公覺慧的祖父臨死之前：

一天晚上天剛黑，高家所有的房門全關得緊緊的，整個公館馬上變成了一座沒有人跡的古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了一個尖臉的巫師。他披頭散髮，穿了一件奇怪的法衣，手裡拿著松香，一路上灑著粉火，跟戲台上出鬼時所做的沒有兩樣。巫師在院子里跑來跑去，做出種種凄慘的驚人的怪叫和姿勢。他進了病人的房間，在那裡跳著，叫著，把每件東西都弄翻了，甚至向床下也灑了粉火。不管病人在床上因為吵鬧和恐懼而增加痛苦，更大聲地呻吟，巫師依舊熱心地繼續做他的工作，而且愈來愈熱心了，甚至向著病人做出了威嚇的姿勢，把病人嚇得驚叫起來。滿屋子都是濃黑的煙，爆發的火光和松香的氣味。

儘管巴金以一種寫實的筆觸描寫了這個片段，但從字裡行間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他對端公的反感態度，其實當時的新知識分子都存在類似的看法。西化的社會精英認為，大眾文化和宗教是現代化的最大障礙。

還有人竭力主張禁止「迷信」的作品出版發行，這其中包括《封神演義》和《西遊記》等古典名著，以及所有與妖怪神鬼、佛教、道教相關的書籍。

改良者在他們的文章中始終鼓吹這樣一個觀點：中國的傳統愚昧落後，外國的文化則文明進步。例如，《通俗日報》曾撰文指出，日本人和西方人經常會在各種場合閱讀報紙，不管是在火車站、商店，還是在理髮店、人力車上或餐館裡。

據這篇報道說，1908年，有些新型茶館開始給茶客提供報紙，這其中有懷園、宜春茶樓等，一些餐館也紛紛加以仿效。新興的精英們認為這是一條文明之道。

成都有一家人突破傳統習俗的束縛，舉行了新式婚禮，當地報紙稱讚「此舉極端文明，既能破除舊習，又復節減金錢。」

同時，他們嘲笑舊式婚禮，稱用喇叭吹奏助興是「形式腐敗」，而用西式樂隊舉行娶親，「彩輿之前，列軍樂隊，十餘人隨走隨奏，」則是「文明可喜」。

可見西方文化在這些精英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對西方的崇拜和中國傳統的蔑視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比。

與這一趨勢相反的是，另一些精英成員則不贊成一味地崇洋媚外。他們看不慣那些穿西式服裝的人，《通俗畫報》上曾刊登了這樣一幅漫畫：一位男人因為服裝樣式不中不西，被罵為「中西人」，作為「社會百怪」之一種。

《通俗日報》刊登一篇題為《真陰溝跌假洋人》的消息，作者嘲諷一個穿著洋服裝的人，掉進了土坑，弄破了衣服。記錄者沒有表示同情，反倒取笑「假洋人」的不幸。

在晚清，崇拜西方已非常流行，《通俗日報》上的一則故事譏諷的就是這類人。有一個人到國外旅行，帶回了許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兒。他的親戚朋友來看他的時候，發現他的外貌改變了不少，他剪掉了長辮子，著西服，蓄西式小鬍子，「文明的了不得」。

親戚朋友們問他去了一趟外國，都有哪些收穫。他一邊從箱子里拿出東西來炫耀，一邊說：

「你們諸位看，人家外人的東西，夠多好！咱們中國人是不能的。……臨末了拿出一個小藤子枕，遂對眾人說道：「你們諸位看，這藤子枕做得多麼精緻！又涼爽，又輕秀，大概是機器做的。我們中國人是萬萬不能的。」

旁邊有一年老人，實在悶不住，遂插口道：「先生這藤子枕，是閣下祖上傳下來的東西，你臨上外洋去的時候，帶了走的。如今你把它當作外洋作做的了。」

某甲面紅過後，遂說道：「雖然是中國做的，可是從外洋遊了一趟回來，可就顯得高得多了。」聞者無不大笑。

從這個「枕頭」故事，我們可以覺察到文章對盲目崇洋的批判態度。關於成都的描述中，反映出在當時確實存在很深的代溝，年輕人多提倡接受西方觀念和文化，而老年人更傾向於維持傳統。

在新舊兩極之間，也有人力圖找到一個中西方文化的平衡點。雖然西化的精英們對傳統文化抱有偏見，但大多數改良者既沿襲了中國傳統儒教的價值觀，亦同時認為西方觀念並不與之衝突。

儘管他們接受了不少西方新思想，但傳統價值觀念依然根深蒂固。換句話講，不管是源於西方文化，還是東方文化，只要對改革有用，他們都會試圖加以運用。

總的來講，精英改良者對中西的價值取向所持的是一種現實和適用的態度，因此他們的改良措施經常都表現出新舊兼具的特點。然而，無論他們是西方派，還是傳統派；無論是新派，還是舊派，他們對民眾的蔑視、對大眾文化貶斥的態度，卻是一致的。

原標題：新舊交錯的「改良時代」

【作者簡介】

王笛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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