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陳寅恪為何感慨先生不得不死？

王國維去世之前，即一九二六年七月末，其好友蔣汝藻五十壽辰時，曾經寫下《樂庵居士五十壽序》為之賀壽，此序乃是王國維生平最後一篇自述，其意義不可小覷。

王國維首先回顧了蔣汝藻的藏書之於自己學術成長的重要意義：「余與樂庵居士生同歲，同籍浙西，宣統之初，又同官學部，顧未嘗相知也。辛亥後，余居日本，始聞人言，今日江左藏書有三大家，則劉翰怡京卿、張石銘觀察與居士也。

丙辰之春，余歸海上，始識居士，居士亢爽有肝膽，重友朋，其嗜書蓋天性也。余有意乎其為人，遂與定交，由是得盡覽其書。居士獲一善本，未嘗不以詔余，苟有疑義，未嘗不與相商度也。」

王國維繼而言及蔣汝藻幫助其刊行著作的辛苦：「余家無書，輒假諸居士，雖宋槧明鈔，專一力取之，俄頃而至。癸亥春，居士編其藏書目既成，又為余校刊《觀堂集林》，未就，而余奉入直南齋之命。居士頗庄余行，余甚感居士意，而義不可辭，遂夙駕北上。」言語之中不勝唏噓。

（王國維書贈馮永軒）

隨後王國維回顧了自己目睹清室巨變以來的心路歷程，和蔣汝藻頗有類似，因而感慨頗多：「逾年而遭甲子十月十日之變，自冬徂春，艱難困辱，僅而不死，而居士亦以貿遷折閱，至乙丙間，遂亡其書。」

通常而言，王國維在為他人撰寫的壽序中很少言及政治，但是在此明確提到了溥儀出宮，可見事情已經過了兩年，王國維依舊對此耿耿於懷。

（民國清華大學四導師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梁啟超（從左到右））

迄今為止有關王國維自沉的評述，世人多首推陳寅恪。陳寅恪不僅撰寫了《王觀堂先生輓詞》這樣的長篇悼亡詩，更以簡明扼要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闡明了王國維之死的文化意味，同時還為王國維的遺著寫了序言，加上輓聯和七律輓詩在內，其數量幾乎可以和羅振玉比肩。

可見王國維之死確實讓陳寅恪產生了感同身受的共鳴，使其早年的遺少情懷，忽然得到了激發。

陳寅恪在輓聯中寫道：「十七年家國久魂消，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造命倍傷神。」此處陳寅恪將王國維看作遺老，進而認定王國維之死乃是學術上重大的損失，對於王國維臨終所託，深感責任重大。

陳寅恪繼而在輓詩中寫道：「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纍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此處陳寅恪已經將王國維比喻成自沉汨羅江的屈原，明確無誤的認定王國維乃是殉清。

陳寅恪隨後在寫就的輓詞中，集中表達了對於王國維之死的看法，並在輓詞的序言中指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陳寅恪繼而指出，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和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 者異曲同工，因此王國維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

（1947年，陳寅恪在清華大學新林院52號院內大陽台）

陳寅恪同時感慨，近數十年來，自道光開始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因為外族侵迫的原因，導致劇烈的變遷；因而綱紀之說無所依憑，今日乃是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因而王國維這樣為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必然會與之共命而同盡，王國維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據姜亮夫回憶，王國維的葬禮上，研究院的師生都行鞠躬禮，唯獨陳寅恪行三叩九跪大禮，師生為之動容。但是姜亮夫亦指出，同學中也有兩人在靈堂上乾哭無淚，像狸貓叫。由此可見陳寅恪對王國維之死的痛心。

一九二九年，也就是王國維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仁為王國維立了一塊紀念碑，請陳寅恪撰寫碑文。陳寅恪數度推辭，最後勉強答應。

（「海寧王靜安先生之墓」，陳寅恪先生撰寫的碑銘）

陳寅恪在此藉由對王國維的緬懷，將其對於學術的看法，集中做出了表達：「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晚年撰寫《柳如是別傳》，所強調的恰恰是獨立與自由。

本文摘自：《王國維與民國政治》周言，九州出版社

王國維與民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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