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好作家、好文學?50多年前這部作品早說明白了
【柳青,一位對習近平總書記產生影響的作家,《創業史》一部反映了新中國農村建設的偉大小說,他們背後有著怎樣的故事?北京大學中文系韓毓海教授在評價《創業史》時,說道「今天的作家往往以為政治家們不懂文學,但是,我看到的卻是:有些作家如此迷戀當幹部,但他們實際上卻根本不懂政治,不了解高天厚土裡揮汗如雨的百姓」,胸懷才是衡量一個作家偉大與否的標準。本文為韓教授參加東南衛視《中國正在說》節目的講稿,感謝韓教授授權觀察者網刊發。】
一、心地一平原
剛才主持人說我是教文學的。確實,我教了一輩子文學,今天,我想先跟大家聊聊什麼是文學,什麼是好的文學。
有人說,好的作品就是暢銷書,而好作家,就是那些靠賣暢銷書富起來的作家。
是啊,現在有的作家本身就是商人,他們開公司,拍電影,有許多粉絲,他們登上了中國作家富豪排行榜,是當下許多青年人競相追逐的偶像。
但是,如果我說,早在幾十年前,就有這樣一部長篇小說,它甫一出版就發行了10萬冊,最終成為中國發行量最高的暢銷小說,但是,這部作品的作者卻把所有的稿費捐給了農民,而這位作家自己的一生,卻是在貧困中度過的——面對這樣的作品、這樣的作家,你會怎麼想?
我想告訴大家:這部中國文學史上最暢銷的長篇小說叫《創業史》,它作者叫劉蘊華,而柳青則是他的筆名。
《創業史》作者劉蘊華 筆名柳青
當代中國作家多不識外文,但是,他們卻視自己的作品被翻譯成西方文字為最大驕傲,把在西方獲獎、得到西方世界承認當作最大榮耀,我經常聽作家們和文學評論家們感嘆:比起西方的經典,中國的文學差遠了!
但是,如果我說:有這樣一位作家,他在中學時代就把一本英文詞典背了下來,他是極少數能夠用英文讀西方原著的中國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譯為十幾個國家的文字,被日本研究者岡田英樹稱為「開創了亞洲文學的新時代」,而當西方的記者歷經波折,如朝聖般奔向他寫作的村莊採訪時,他們震驚地發現:他們面對的竟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老農,而這個老農臉上卻戴著一幅學者的眼鏡。
我想告訴大家:這部震驚世界的長篇小說叫《創業史》,作者叫劉蘊華,而柳青則是他的筆名。
有一種文學教育主張:文學必須遠離或獨立於政治,但是,我看到的卻是:今天的作家們往往喜歡擔任或兼任某種職務,以使自己成為一個幹部,最好能使自己成為幾級幹部,能夠經常坐在主席台上出頭露臉。
而如果我說,有這樣一位作家,他放棄了自己的行政九級,走向高天厚土甘作一個農民,你會怎麼想?——畢竟,行政九級不是一般的高位,因為當時的陝西省委書記也才不過是行政九級。
而我想告訴大家:這個放棄了高官厚祿而走向高天厚土的作家,就是《中國青年報》的創辦者,團中央的高級幹部,他的名字叫劉蘊華,而柳青則是他的筆名。
今天的作家往往以為政治家們不懂文學,但是,我看到的卻是:有些作家如此迷戀當幹部,但他們實際上卻根本不懂政治,不了解高天厚土裡揮汗如雨的百姓。
而我想說:柳青是作家中的政治家,也是政治家中的文學家,柳青與魯迅的相通之處就在於,他們既是偉大的小說家,也是偉大的政治家、革命家。
習近平總書記在《我的文學情緣》中深情地說: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縣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來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廠的作家、編劇王願堅。他對我很有幫助,為什麼呢?他給我講了很多長征的故事,講了很多老將軍的故事,第一批授銜的老將軍,他大部分都採訪過。他當時給我講的一個故事,讓我非常有感觸。
王願堅說,有一次,我去採訪一位吃過草根樹皮、經歷過九死一生的老領導。正說著話,警衛員進來對老領導說,首長,參湯拿來了。老領導喝了一口,說涼了。小警衛員把參湯接過去,順手就潑在了外面。王願堅說,看到這一幕,心裡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們現在條件好了,「補」的東西多了,按中醫的說法,人不能只補不瀉,現在是該「瀉一瀉」了。他的意思是說,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時的艱苦歲月,現在條件好了,要警惕脫離群眾。我聽了這個故事,也很有感觸。聯繫到我們現在的反腐倡廉,為什麼要這麼做?王願堅當時就說,近平同志,我沒有別的說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夠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深入到他們的生活和心靈中去,那可能對你從政很有幫助。
文藝與從政雖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規律。比如,王願堅跟我講到柳青。他說,柳青是一個陝西作家,1952年曾經任陝西長安縣縣委副書記,後來辭去了縣委副書記職務、保留常委職務,並定居在那兒的皇甫村,蹲點14年,他的《創業史》很多素材就是從那兒得來的。王願堅說,我為什麼要跟你說這一條呢?你們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陝西省的一個文件發下來,他會知道他的房東老大娘是哭還是笑。如果你們對人民的心聲能了解到這個程度,那對施政是不是很有幫助呢?我說,你說得太好了,我一定謹記這句話。
大家想一想——在座的作家中,有誰敢說,他幫助了總書記、啟發了總書記呢?
而總書記卻說:王願堅幫助了他,柳青幫助了他,而且是幫助很大。
在這裡,總書記告訴我們:為文與為政的尺度和準則在哪裡,什麼叫我心即是民心,我心即是眾人之心,什麼叫我心光明,什麼叫做不忘初心。
究竟什麼是好的文學、什麼是好的作家?究竟什麼是正確的文學和文藝評價標準和尺度?
好的作家,不等於那些靠賣暢銷書富起來的、開公司的作家,好的作家,不等於那些被西方追棒的作家,好的作家,不等於那些擔任了領導職務經常出頭露臉的作家。
衡量一個作家偉大與否的標準,不是名和利,不是地位,不是出頭露臉,而是胸懷。
什麼是偉大作家的胸懷呢?魯迅臨終前說:無窮的遠方,無窮的人們,都與你有關。而柳青則寫過這樣的一幅字:襟懷納百川,志越萬仞山,目及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世界很小很小,而心的領域,卻很大很大。
什麼叫:「心地一平原」呢?捷克作家昆德拉曾經說過:當偉大作家寫作的時候,世界如同大道一樣向他們敞開。
而我們的古人說過: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就是魯迅的胸懷,也是柳青的胸懷。
我想,正是為了呼喚這樣的襟懷,習近平總書記方才與我們講到了柳青,正是為了開啟這樣的襟懷,他方才與作家們談起了自己的文學觀和心路歷程,奔向高天厚土的襟懷,與天下蒼生同心同德的襟懷——這就是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黃土高坡上,向作家們呼喚的東西,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給我們上的文學課所講述的精髓。
而我們的這期節目,就從這裡出發。
二、柳青
1916年,柳青誕生於陝西省吳堡,因為家境尚可,他八歲開始上學,中學時代的柳青,喜歡外語和經濟學,那個時候,他把一本英文的《納氏文法》背了下來,並刻苦研究政治經濟學,1937年,柳青考入西安的平津聯合大學,學習俄文,在刻苦學習外文的過程中,柳青讀了大量的西方文學經典,而當學校準備遷往漢中時,柳青決定離開大學,奔赴延安。
柳青的大哥畢業於北京大學,他希望弟弟能夠成為經濟學家並出國留學,他萬萬沒有想到,柳青準備獻身文學,併到延安去「鬧」革命。
1943年,柳青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鼓舞下,到米脂縣一個貧窮的村子裡當文書,在那裡,他脫下西裝,與農民吃住在一起,並寫下了長篇小書《種穀記》,三年駐村生活徹底改變了柳青,三年後,當他背著破鋪蓋卷出現在家鄉榆林時,他的哥哥傷心地說:你咋革命把自己革成了這幅模樣啦!
柳青(視頻截圖)
1947年,柳青奉命去大連創辦群眾書店,在那裡,柳青與蘇聯紅軍和蘇方工作人員有很多接觸,他一方面為蘇聯現代化的經驗所鼓舞,同時,他也注意到,在「老大哥」眼裡,中國革命就是農民革命,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道路不純粹,蘇聯人普遍認為,中國搞的是「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在大連,他主持出版了東北第一套《毛澤東選集》,向中國和世界介紹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開闢的革命道路。
1948年柳青在炮火中跨越華北平原,回到陝北參加人民解放戰爭,並隨同解放大軍進入北京。
1951年,柳青參加中國青年作家代表團到蘇聯訪問了三個月,當時他只有36歲,是九級幹部,他的長篇小說《種穀記》初版發行70萬冊,創造了中國長篇小說的發行記錄,隨即被改成電影《沙家店糧站》,引起轟動。但是,在上海舉行的《種穀記》討論會上,一批現代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老作家,卻對這部作品評價很低,批評的意見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用西方文學的心理描寫寫農民,是否可行?有著豐富心理活動的農民是否真實?柳青筆下的農民,是否背離了魯迅所寫的阿Q這樣的典型?第二,一部文學作品,是否能夠承擔複雜的經濟學和經濟史的思考?
這種批評,折射出解放初期,城裡的作家,對於解放區來的作家的一種情緒,對延安所走出來的中國道路的懷疑。而在與會作家中,只有巴金肯定說:這部小說是全新的,在文學史上有開創意義。如果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作者將開闢一條全新的文學道路。
1952年5月,柳青做出了一個決絕的決定,他放棄了在北京的領導職務,踏著最後一場瀟瀟春雨中的泥濘路,到陝西省長安縣的皇甫村落戶,做出這樣的決定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就是專心寫作,而且是像巴金所期望的那樣,走一條全新的文學道路。第二,在現實調查研究中,思考他自己所關心的中國經濟發展問題。
在中國作家中,柳青是最有政治經濟學研究素養的一位,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力由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三個主要方面構成,而在解放初期的中國農村,雖然實行了土改,廣大的貧困戶分得了土地,但是由於貧困戶往往由老弱病殘構成,在畜力和勞力方面均不佔優勢,更缺乏生產資金,因此在農村社會依然處於弱勢。
僅憑土改不能改變廣大農村貧困戶的弱勢地位,於是,在當時的中國基層農村,出現了貧困戶把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組織起來,辦互助組的嘗試。從理論上說,這種嘗試是正確的,但是由於數千年來,中國農村都是一家一戶的單幹,這樣的嘗試是否符合中國的積習,是否能為廣大農民所接受,在實踐中是否可行——這便是擺在全黨和全中國面前的重要問題。
柳青就是帶著這樣深深的疑問和渴望來到皇甫村的,而當時的皇甫村有一個六戶人家組成的互助組,但是,當柳青到來時,他卻發現這個互助組「爛包」了,臨到區委開會時,互助組的召集人郭遠彤卻在家裡蒙頭大睡,怎麼叫他,他再也不肯出山了。當時的西北局領導請柳青去調查另一位互助組的帶頭人時,柳青通過深入考察,發現那個帶頭人是個土改時的轟炸機,以好吹牛著稱,在群眾中缺乏威信。
初到長安,柳青發現:把勞動力、土地、有限的資本組織起來,有利於發展生產力,這在理論上固然是正確的,但是,由於在現實中國農村缺乏這樣的組織者,這條道路很難走通,因為這裡的核心在於信任,即這樣的組織者必須信任黨的政策,同時,他必須得到廣大農民的信任。但在基層農村,一家一戶的農民之間所最為缺乏的就是這種信任。
也就是在那時,有人告訴柳青說,就在皇甫村的一河之隔,有一個叫王家斌的農民領導的互助組不但辦成了,而且還創造了水稻畝產千斤的成績,柳青聽到這個消息的幾天後,就趟著河水到了對岸,在王家斌家的草棚前,柳青遇到了正端著碗吃飯的王家斌,他和王家斌一氣聊了一上午,柳青回來後,一夜難眠。
在基層農村,大牲口是重要的生產資料,農民怎麼會捨得把自己的牛和馬牽到互助組的槽子上呢?當柳青去詢問王家斌互助組的成員時,農民說:王家斌伺候大家的牲口,比伺候自己的娃都上心,把牲口交給他,有啥不放心的?額們都信得過他!
隨即,柳青看到了難忘的一幕,在北風呼嘯的隆冬,王家斌為了照顧互助組的牲口過冬,就住在皇甫村十字四處漏風的牲口圈裡,柳青看到裹著個爛被子睡在稻草鋪上的王家斌,吃驚地問他,這地方你能住嗎?
王家斌說,柳書記,我是受過苦的人啊,舊社會,我和母親討飯的時候,在一家門道里被人家趕出來,站在雪地里哭,這倒算什麼苦啊!
柳青聽了,當時就哭了。那天晚上,柳青回到住處,他決心放棄原來的寫作計劃,即修改《種穀記》和《鐵牆鐵壁》,並寫一部老幹部進城後思想變質的小說,他立志以王家斌互助組為原型,寫一部全新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就是後來的《創業史》。
左一為《創業史》梁生寶原型 王家斌(視頻截圖)
三、《創業史》
《創業史》的主人公叫梁生寶,小名寶娃。「寶」在中國方言里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寶貝,一個是活寶和傻瓜。
在柳青筆下,在眾人眼裡,梁生寶既是一個寶貝,也是一個傻瓜。
寶娃原來不傻,在小說的題敘中,少年寶娃用給地主扛活賺來的5塊大洋,買了一條瘦弱的小牛,他的繼父梁三老漢罵他傻,說這條小牛養不活,寶娃這是瞎糟蹋錢哩嗎,寶娃卻說:爹,一輩子給人家扛活,你這是沒出息的活法,把小牛養大,咱們有了大牛,可以自己發家!一席話說得繼父心悅誠服。
小牛終於養大了,但是寶娃卻被抓了壯丁,為了把寶娃贖回來,繼父不得不賣掉了辛苦養大的牛,竹籃打水一場空,發家的理想也到此終結。
小說的第一部是從富裕中農郭世富蓋新房開頭的,在全村人羨慕的議論中,梁生寶的繼父梁三老漢卻成了大家嘲笑的對象,因為梁生寶不好好發家,而是和全村最貧困的六家混在一起,要成立什麼互助組。村民們紛紛議論,梁三老漢養了個傻兒子,他們甚至把老漢的氈帽摘下來,取笑他。
就是在眾人的一片取笑中,小說的主人公梁生寶像一個丐幫領袖一樣出場了,他頭上頂著麻袋片,身上披著麻袋片,懷裡抱著麻袋裹著的鋪蓋卷,在瀟瀟春雨中,出現在渭河平原上的黃土高岸上,他乘著時代的火車,去終南山下,為互助組買稻種,這就是小說著名的章節,曾經被收入中學課文的《梁生寶買稻種》。小說寫他怎樣捨不得住店,而睡在火車站裡,怎樣捨不得吃飯,只是喝免費的麵湯就饃,但這一切都沒有動搖寶娃的美夢:新稻種所帶來的豐收願景。
當寶娃賠上了辛苦,賠上了盤纏,把稻種分給大家之後,他忽然叫了一聲:把他的!大家都分完了,咱自己的稻種不夠哩!
這時,他的繼父忍無可忍,終於一拍大腿蹲下罵:你娃傻啊!
在當時的春夏之交,農村的苦難戶都有一個缺糧斷糧的光景,於是,政府便動員富戶借糧給貧困戶,叫活躍借貸,而富戶多不聽從政令,於是,梁生寶便發動貧困戶進終南山砍竹子、綁掃帚,送到信用社換錢。當他去動員貧困戶栓栓時,卻被栓栓的瞎眼老爹罵了出來,栓栓的爹罵寶娃沒安好心,總來串門,是為了勾引栓栓的媳婦素芳。
終於跟隨寶娃進山的栓栓,卻踩上了竹樁子,什麼也幹不成了,寶娃不僅要照顧他,而且還把自己砍竹子的錢,分給了栓栓。
當梁三老漢知到了這一切之後,不禁又一次心痛地罵寶娃:你娃好傻啊!
在長達505頁的《創業史》第一部的中間部分(257-258頁),作者精心安排了一場歷史預言般的轉折式對話,見慣了世事變遷的梁三老漢固執、突兀地追問生寶的「貼心人」盧明昌書記的一個問題:如果進終南山砍竹子、搞副業出了事故、鬧出了人命,你們是否會追究梁生寶的責任?如果種下的稻種沒有產量,大家虧了本,讓我們寶娃包賠,咱怎麼賠得起?如果互助組、合作社沒有辦成,或者辦起來之後最終還是頂不住壓力,散掉了,那麼梁生寶作為領頭人,是不是要進班房(「承擔刑事責任」)?
當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受挫或者垮台,梁生寶是否會成為替罪的羔羊?
正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去看,半個多世紀前小說里的這段「關於梁生寶未來命運」的對話或者「打賭」,讀來競是如此令人驚訝不已:
盧書記說:生寶救了栓栓的命,把自己的勞動收入分給栓栓,他給咱們共產黨掙了面子,他威信高啊!你現在去問問,誰不佩服他,誰敢笑話他!
「唉!」老漢嘆口氣,說「人,只能往吉慶處思量嘛!萬一出了啥岔子,實在受不了。是他領得頭嘛,他坐班房,我們家裡人難受……」
盧明昌忍不住大笑,「看你說得啥?生寶為啥坐班房?出了事情,也是俺共產黨的事情,怎麼能叫生寶一個人坐班房呢?你不是說我們全姓共嗎?」
梁三老漢放下了心中的負擔,笑了。他站起來,說:「是這,我回呀!要是有三長兩短,你們黨裡頭高抬貴手……」
盧書記忍住笑,把老漢送出大門洞,攙著他下高台階,說:「你只管放心!啥事想不通,你尋我來,咱叔侄倆談敘!」
梁三老漢的擔心似乎是多餘的,在《創業史》第一部結尾,梁生寶互助組的水稻獲得了大豐收,互助組把餘糧賣給了國家,國家給了互助組貸款,在這個基礎上,梁生寶的互助組變成了燈塔合作社。而梁生寶則用勞動的收入,給繼父做了一套簇新的棉襖。
左一為柳青(圖/騰訊文化)
在第一部的結尾,梁三老漢穿著新棉襖走在大街上,人人都在羨慕他,羨慕他有一個大家信賴的好兒子,一個能夠帶領大家致富的好兒子,梁三老漢「莊嚴地走過庄稼人群,一輩子生活的奴隸,現在終於帶著生活的主人的神氣了,他知道蛤蟆灘的事情不會少,但最替兒子擔心害怕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柳青參與了王家斌互助組的整個創業過程,當王家斌買了新稻種後,柳青在新稻種試驗田引進了塑料薄膜,這是陝西第一塊引進塑料大棚的土地。1956年秋季,長安縣皇甫鄉新水稻大面積豐收,創造了畝產千斤的高產紀錄。柳青非常興奮,每天往塵土飛揚的打穀場上跑,賞心悅目地看著堆積如山的新糧。他停下長篇創作,撰寫了記敘這次大豐收的散文——《鄰居瑣事》。又把幾年來描寫當地農村翻天覆地變化的作品結集為《皇甫村的三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柳青沒有被豐收沖昏了頭腦,他知道,要走出一條中國農村的發展道路,這只不過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知道,農村需要解決的最迫切問題,除了吃飯,就是看病,廣大農村缺醫少葯,他知道,不能豐產,就沒有飯吃,但僅靠種地,卻不能使農民增加收入,要使農民致富,需要有集體的企業和商業,在勞動力、土地成功組織起來之後,農村要辦大事,最需要的是資本。
1960年,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出版前一個月,柳青就將所有的稿費一萬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給了勝利人民公社,作為公社的工業基建費用,公社用這筆「巨款」修了一座農業機械廠,後來又建了王曲衛生院。為給村裡拉電線,柳青更預支了小說第二部的部分稿費(《創業史》原計劃寫四部),於是柳青的後半生幾乎就是在債務中渡過的。用柳青女兒的話來說,他的後半生活得幾乎像一個乞丐,幾乎連看病的錢都沒有。
像一切苦行者一樣,這個當代中國「發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時一貧如洗,他盛年而逝,並不長壽(終年62歲)。
病重的柳青(視頻截圖)
在病榻上,柳青完成了《創業史》第二部的上下兩卷,出版於1977年的小說第二部,不是以合作社的勝利發展,而是以合作社陷入巨大的危機結尾。令人驚奇地是,在柳青看來:造成這種危機的不是合作社生產發展和經營不善,恰恰相反,而是由於它的經營過於成功,這種成功一方面將最自私落後的人也吸引進合作社,造成了合作社從內部瓦解的危險,而另一方面,這種巨大的成功,也喚起了人性中最古老的東西——嫉妒。
蛤蟆灘上的另一位共產黨員,深深地嫉妒梁生寶的成功,而他不甘落後的方式,卻不是在事業上與梁生寶競爭,而是四處製造輿論,期望著梁生寶的垮台,使梁生寶喪失組織上對他的信任。
換句話說,柳青臨終前思考的問題也許是:中國農村組織化的成功,就是信任的確立,這種信任是廣大農民對於梁生寶這樣的農村帶頭人的信任,是梁生寶對於黨的信任,也是黨對梁生寶的信任,中國農村的奇蹟,就來自於一句樸實的話:相信群眾相信黨,就來自建立在這兩個相信基礎上的梁生寶的自信,來自中國農民改天換地,充當歷史主人公的自信。而在柳青看來,這種信任、這種自信,是中國農村最寶貴的東西,它千金難買,失之不可復得。
四、時代呼喚梁生寶
有學者說:與蘇聯所理解的不同,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不是什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革命,因為從一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就是共產主義革命,這種共產主義,既是馬克思意義上的,更是《禮記》里所說的天下為公——「平均地產,耕者有其田」。
新中國剛剛成立,我們以犧牲了19萬志願軍將士為代價,換來的是中國現代工業發展的啟動資本——蘇聯156項援助,而那些犧牲者都是翻身農民。今天某些咒罵毛岸英烈士的無知者,他們不知道中國是怎樣才擁有了第一輛自己製造的汽車。
中蘇分裂,是因為中國人拒絕用國家主權換取發展資本,於是,我們只能靠大寨、靠大慶,只能靠自力更生,發奮圖強。窮棒子互助組——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
上世紀60年代,當國家經濟在建設中出現困境的時候,又是廣大農村,接納了數千萬城市青年,是農民省下的口糧,養育了新中國成長起來的第一代英雄兒女。
上世紀90年代,當我們在發展中遇到阻力的時候,又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托起了風浪中的中國經濟。
人民萬歲,農民萬歲。新中國發展的前後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
如今,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已經奮鬥了九十年。如果把這九十年分為四個時期,那麼,我們用三十年解決了挨打的問題,用三十年解決了挨餓的問題,用三十年實現了富裕,當我們面對著新的三十年,思考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歷史使命時,在我們黨的無數英雄人物里,我們想起了柳青、想起了王家斌,想起了梁生寶。
不久前,在建黨95周年的時候,我們製作了一個電視短片,叫《我是誰》,這個短片,向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莊嚴宣示了什麼是共產黨人,什麼是新的歷史時期,每一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
什麼是共產黨人呢?共產黨人,就是那個最早開工的人,就是那個最後離開的人,——我是中國共產黨,在你身邊。
今天,我們的國家已經發展起來了,黨中央制定了各種惠農政策,轉移支付制度和扶貧制度,使大筆的資金向農村傾斜,但是,我們廣大的農村,還有著大量的貧困人口,更重要的是,還有幾億留守老人、留守妻子、留守兒童,他們不是一般的缺錢,而是缺少呵護、缺少關懷,他們最缺乏的,不是別的,而是陪伴,是二十四小時,當你孤獨無依的時候,他打著燈籠頂風冒雨而來,他說:大爺,大媽,我是您的兒子,毛主席派我來看您,您放心,我在您身邊。
在他們受傷時背他們下山,當他們生病時守在窗前,在他們孤獨時與他們話加常,把黨的扶貧款送到他們的手上,甚至搭上自己的收入。比起打天下,做江山,比起上項目,賺大錢,這毫無疑問都是小事,但是,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神聖使命,這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中國共產黨勝利的源泉——而這就是柳青、王家斌告訴我們的東西,這就是時代呼喚梁生寶的原因。
當這期節目即將結束的時候,我請大家記住這樣兩個普通的中國共產黨人:
柳青同志,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報編委,主要創辦者。曾任中共長安縣委常委、副書記,他的長篇小說《創業史》被翻譯為十幾個國家的文字,1975年4月13日,毛澤東主席特別請人找來《創業史》,這本書,伴隨著人民領袖度過了人生中最後的歲月。1978年6月13日,柳青同志在北京逝世,他生前將所有稿費收入捐獻給了農民,他最愛的女兒結婚時,他沒有給一分錢,而是給了這樣一幅字:襟懷納百川,志越萬仞山,目及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王家斌同志,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陝西省勞動模範,1956年,他率領的勝利合作社,創造了陝西地區水稻畝產千斤紀錄,這個紀錄,至今未被打破。1990年6月13日,王家斌同志在家中病逝,這一天,正是柳青同志的忌日。
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歷任長安縣委書記,與成千農民一起參加了王家斌同志的追悼會,毛澤東主席說過,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他有這樣一種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柳青同志和王家斌同志,就是這樣的人,面對他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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