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隋《龍藏寺碑》研究

河北正定隆興寺中的龍藏寺碑及景觀

《龍藏寺碑》被稱為「隋代第一碑」，自宋代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金石錄》，明都穆《金薤琳琅》，至清代阮元《南北書派論》、包世臣《藝舟雙楫》、劉熙載《藝概》等對其皆有記載、評述。但該碑的碑名和存放寺名的不一，立碑者、撰文者、書丹者、書寫背景等都存在一些疑問，至今仍值得學界探討。2017年3月，「全國第二屆楷書作品展暨《龍藏寺碑》全國楷書論壇」在河北舉辦，本次論壇入選論文22篇，對《龍藏寺碑》遺存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多角度考證辨析，對諸多疑難問題做出了澄清和梳理，2017年第4期《中國書法·書學》精選其中優秀文章，配以《龍藏寺碑》原石及拓本圖版，以饗讀者。

山陰之面 法開唐賢

——隋《龍藏寺碑》書刻意義及拓本收藏考述

馬其偉

一

唐賢風骨依稀似，得法歐虞禇薛前

隋代《龍藏寺碑》開唐賢楷書之風骨，初唐「楷書四家」皆法此碑，吳湖帆認為：「《龍藏》前承《張猛龍》，後啟《伊闕》，為六朝初唐一大關鍵，此三碑實是一家眷屬也。」實際上《龍藏寺碑》在魏碑到唐楷的發展演變過程中起到重要的過渡作用，《龍藏寺碑》與丁道護《啟法寺碑》一起構成唐楷之先導，宋代歐陽修跋《龍藏寺碑》云：「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從《龍藏寺碑》書體上看，與初唐歐陽詢、虞世南等人的楷書相比較，他們對《龍藏寺碑》的用筆與結體皆有不同程度的繼承和借鑒。明趙崡跋《龍藏寺碑》曰：「碑書遒勁，亦是歐虞發源。」明豐坊亦有相同觀點，認為「張公禮中楷《隋龍藏寺碑》，頗似虞永興」。

劉熙載認為歐虞二家繼承隋楷衣缽，與丁道護若合一契，將魏法推而廣之。《藝概》云：「隋唐之交，善書者眾，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歐陽公，於是碑跋云：『隋之晚年書家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為絕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由是言可知，歐、虞與道護若合一契，而魏之遺法所被廣矣……推之隋《龍藏寺碑》，歐陽公以為『字劃遒勁，有歐虞之體』。」清王澍《虛舟題跋》稱《龍藏寺碑》「無六朝簡陋習氣，蓋天將開唐室文明之始，故其風氣漸歸於正」。從劉熙載、王澍的記述中可以看到的是《龍藏寺碑》之於唐代書史的開拓意義，也可看到由隋楷到唐楷的遞嬗關係，即「將楷書風氣漸歸於正」。之後的唐楷在發展過程中，正如柯昌泗所云：「唐人楷法，如宋人文體，直至近代，尤相承用，論其要旨，不外以南派變北派，以行狎變銘石體，以行草變篆隸。」唐代楷書「尚法」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等作為文化背景的，筆法或於隋代楷書碑刻而出。

清末龍藏寺碑拓本

有關《龍藏寺碑》的「山陰之面」，包世臣曾詩評《龍藏寺碑》曰：「中正沖和《龍藏碑》，擅場或出永禪師。山陰面目迷梨棗，誰見匡廬霧霽時。」王羲之書法正體現「中和之美」，《龍藏寺碑》同樣具有「中和之趣」，歷代書家對《龍藏寺碑》取法於王羲之有著相同的認識，例如包世臣《藝舟雙楫》載：「《張猛龍》足繼大令，《龍藏寺》足繼右軍，皆於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又曰：「隋《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敬顯》兩碑，而加純凈，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之。《書評》謂：右軍字勢雄強，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即《定武蘭亭》亦未稱也。」包世臣更是將《龍藏寺碑》與王羲之楷書相媲美，雖為一時之言，但也反映出《龍藏寺碑》在眾多書家心目中是不可多得的隋代「奇碑」。康有為認為隋《龍藏寺碑》統合分隸，薈萃為一。「隋碑漸失古意，體多闓爽，絕少虛和高穆之風。一線之延，惟有《龍藏》，《龍藏》統合分隸……薈萃為一，安靜渾穆，骨鯁不減曲江，而風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獨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陸傳其遺法，唐世惟有此耳，中唐以後，斯派漸泯，後世遂無嗣音者，此則顏柳醜惡之風敗之歟，觀此碑，真足當古今之變者矣。」

康有為將《龍藏寺碑》列為精品上，其在《廣藝舟雙楫》中輯錄「精品上」的碑刻分別為《龍藏寺碑》《張猛龍》《清德頌》《李超墓誌》《賈思伯碑》《楊翚碑》《始興王碑》《解伯達造像》。隋代碑刻眾多，《啟法寺碑》《興國寺碑》與《龍藏寺碑》名極一時，趙明誠《金石錄》之《興國寺碑陰》跋曰：「道護所書《興國》《啟法》兩寺碑，皆在襄陽，原碑久佚，《興國寺》世無傳本，惟此冊獨存。」饒敦秩認為唐柳公權楷書亦脫胎於隋楷書碑刻，光緒丙子（1876）饒敦秩據趙明誠《興國寺碑陰》跋則曰：「歐、趙集錄古碑，稱魏晉以還書法者甚少，獨推此碑及《龍藏寺》，想其精妙絕倫，惟文忠稱為虞歐先驅，今據鉤本筆法，實與永興、渤海不甚似。後來柳誠懸則多所脫胎，惜未得原拓一證之。」通過此記載亦反映這樣一個重要的現象，即：楷書發展到唐代中後期的過程中亦不免受隋碑楷書的影響，可見隋代楷書碑刻對於整個唐代的楷書嬗變過程中的意義與價值。

龍藏寺碑碑額及拓片

歷代好古之士不僅對《龍藏寺碑》的書藝水平持肯定態度，亦對撰寫《龍藏寺碑》碑文的張公禮予以讚揚。張公禮入隋但仍稱齊官，可見其忠貞之烈。顧炎武評價張公禮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公禮猶書齊官，蓋君子之能不降其志，而其時之人亦不以為非也。」又云：「余考顏之推仕歷周隋，而其作家訓，猶謂梁為本朝，蓋同此意，其時南北分疆，興亡迭代，為之臣者，雖不獲一節以終，而心之所主見於稱名之際者，固較然不易如此。然則今人之不及古者，又豈獨書法之陋、文字之訛而已哉！」古人對「忠」「孝」之士向來尊敬與褒獎，至於書家，亦可由「人品」推及「書品」，《龍藏寺碑》之所以在書法史上有很高的價值及影響，很大一方面與「忠貞之士」張公禮的撰文不無關係，孫承澤在《庚子銷夏記》中對此事評論精詳：「真定府龍興寺有隋人《龍藏寺碑》，其書方整有致，為唐初諸人先鋒，可存也，至碑立於開皇六年，齊已久滅，而張公禮猶稱齊官，書者不以為嫌，當時不以為禁，此皆尚有古道，尤可紀也。」此「古道」可尋可贊。此外，有關《龍藏寺碑》的具體位置及歷代金石家的相關記載，由雲龍曾對此碑的具體存放位置、著錄及碑跋款識等進行較為詳細的考證，文載：「今碑實在佛香閣前左墀，王澍以為在殿屋內，亦誤。」清代金石家朱彝尊初次見到《龍藏寺碑》時，對此碑的描述也頗為詳細，跋曰：「今入門有殿，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中奉觀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臂四十有二，土人目為大佛寺碑，亦具存。而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錄》，鋪敘佛像，顧不及焉，何哉？若夫隋之碑存於今者寡矣，裝界而藏諸也可。」隋之楷書碑刻相對唐代楷書碑而言，留存至清初時較少，清初文人好古，朱彝尊得到此碑之拓本，可想其欣喜之情，清代金石家亦爭相著錄與收藏。

黃易舊藏龍藏寺碑拓本（部分） 選自上海書畫出版社《龍藏寺碑》

二

秀句玲瓏滿天下，應搜佳麗入機神

康有為認為唐之前書具備密、茂、舒、厚、和、澀、曲、縱等審美特徵，《龍藏寺碑》瘦硬且有清腴氣，秀韻十足，「《龍藏寺》秀韻芳情，馨香溢時，然所得自齊碑出，齊碑中《靈塔銘》《百人造像》皆於瘦硬中有清腴氣，《龍藏》變化加以活筆，遂覺青出於藍耳，褚河南則出於《龍藏》，並不能變化之。」針對隋唐之際的楷書，虞曉勇鮮明地指出：「隋代石刻楷書的新風格是在綜合南北朝石刻書法風格的基礎上形成的。」「在成熟的隋楷中，不僅可以看到南方書法妍美靈動的筆畫形態，更能發現北方書法在結構體勢方面端嚴俊朗的特色，可以說，正是由於南北方『妍』與『質』這兩種不同書法審美觀念的融合，才最終生成了成熟的隋楷。」唐初的書法（尤其是楷書）在隋代楷書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成熟，「楷書四大家」的書法風格得以更好地展現。唐代楷書碑刻的秀潤典雅，不同於漢碑的古拙、魏碑的剛健，從縱向來看，隋碑是作為魏碑到唐碑的過渡書體，《龍藏寺碑》則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既統合南北書法之精華，又開啟唐代楷書之書風。從橫向看，《龍藏寺碑》在同時期的楷書碑刻中是較為出色的，是魏體書發展到隋代的楷法集中體現，《龍藏寺碑》堪稱隋碑經典。

歷代文人對《龍藏寺碑》品評有佳，華鎮詩評《龍藏寺碑》曰：「鹽梅器業尚風塵，書劍曾遵寂寞濱。秀句玲瓏滿天下，應搜佳麗入機神。」《龍藏寺碑》屬「北派之列」，阮元認為丁道護諸家取法於此碑，阮元云：「書法自唐以前多是北朝舊法，其新法南派，多分別於貞觀、永徽之間，隋《龍藏寺碑》乃丁道護等家法，歐褚所從來至今可見者也，歐之《皇甫碑》《醴泉銘》乃其本色也，《化度寺碑》乃其參用永興南法者也，虞之《夫子廟堂碑》非盡虞之本色，乃亦參用率更北法者也。」沿襲北朝舊法者，《龍藏寺碑》自在其列。隋唐之際，隨著南北書風的繼續融合，南北之法互為參用，歐虞楷書即是典型代表，既法北派舊體，又習南派新風。但仔細觀察《龍藏寺碑》之結體、用筆，無不受南派影響。南派是以「二王」手札書風為主流，初唐的書法風貌可以說是在崇尚王羲之為主的晉人書風的基礎上形成的，處在南北書風融合進程中的隋《龍藏寺碑》兼具「南北派」之法，雅緻勁健，足開唐賢之法。楊守敬曰：「以予平心論之，南朝碑既絕少，惟北魏、北齊以來碑誌多流傳者，而字體蕪雜，多所訛失，至隋時，若此碑（《隋啟法寺碑》）及《龍藏寺碑》，皆足開唐賢之法者。」其認為《龍藏寺碑》「正平沖和處似永興（虞世南），婉麗遒媚處似河南，亦無信本險峭之態」。也就是說歐虞楷書中有《龍藏寺碑》的諸多特徵的體現。

黃易舊藏龍藏寺碑拓本（部分） 選自上海書畫出版社《龍藏寺碑》

陶濬宣於光緒壬辰（1892）六月跋舊拓《龍藏寺碑》云：「較近拓多至五十許字，較王氏《萃編》所錄多二十餘字……包安吳疑出永禪師，謂可想見山陰面目，蓋是碑包具南北數家書妙，開引唐賢無數法門，且中正沖和，有士大夫氣象，為北刻中一大法藏，沈乙盦（沈曾植）曰：『似伯夷、柳下惠，合清與和為一者也。』」陶濬宣又跋曰：「王虛舟跋是碑謂『尚無六朝儉陋習氣，以六朝為儉陋，必以院體書乃為華美也』。歐陽永叔雲『書至梁隋之際，而工極何？古今人識見徑庭，一至於此』。」隋代碑刻中與《龍藏寺碑》風格相近者有《王居士磚塔銘》《城頭造像四面碑》，清莫友芝於同治己巳（1869）跋《龍藏寺碑》云：「真書至初唐極盛，而初唐諸家精詣北朝，無不具者，至開皇大業間即初唐矣，此碑置之褚登善諸石中，殆無以別，知即所從出也。前乎此之武平六年（575）《道興造像記》，後乎登善之《王居士磚塔銘》，皆是一家眷屬，前輩至謂《磚塔》乃集此碑字，所為固不必然，亦見其波瀾莫二矣，碑在正定城中，大佛寺額字，猶完好如新，其結體即開《伊闕佛龕》，其精悍奪人，又與《張猛龍碑額》分道揚鑣，鷦庵（唐翰題）此本校近拓多完七十餘字，尤可寶貴，當別求精拓額字合之。」莫友芝曾為唐翰題藏《龍藏寺碑》拓本作此跋，《龍藏寺碑》在清代的審美接受較為廣泛，且對《龍藏寺碑》的認識、研究頗為深刻，《城頭造像四面碑》亦為隋代碑，光緒《費縣誌》載：「《城頭造像四面碑》，字畫與《龍藏寺碑》相近，已開歐褚之先洵，六朝中所僅見者。」此外，《龍藏寺碑》碑陰則「顏真卿所自出」，宋代留元剛云：「隋《龍藏寺碑》，歐陽公以為開歐虞之體，碑陰則顏書所自出也，此語未經人道，附識於此。」清代時慧寶取法於《龍藏寺碑》，徐珂《清稗類抄》載：「時慧寶，字智儂，為同光間名伶小福第四子，能世其業，且善書，遒秀剛勁不減張廉卿，其得力者為《龍藏寺》諸碑。」此外，近代沈尹默曾臨摹並取法於《龍藏寺碑》，啟功在《龍藏寺碑》批註中跋道：「未損之字，神采奕奕……近每習唐人楷法，以墨跡之點畫、使轉，推證此碑筆意，真有頓還舊觀之樂，時1976年秋日啟功書於西城小乘蒼寓舍。」《龍藏寺碑》亦是近現代以來書家師法的重要對象。

黃易舊藏龍藏寺碑拓本（部分） 選自上海書畫出版社《龍藏寺碑》

三

翠墨椎來體尚全，書家名姓惜無傳

隋代《龍藏寺碑》極為難得，古代碑刻隨著自然風蝕、時代變遷而導致字口剝落，甚至線形產生不同程度的變化，由於古代大量碑刻的散失，拓本則是保存碑刻面貌的最好途徑，在椎拓技術相近的情況下，椎拓時間越早，字體風貌越接近原碑，《龍藏寺碑》早期拓本亦顯得彌足珍貴。另外，透過碑刻拓本的考述亦能反映出《龍藏寺碑》在古代金石收藏家之間的流傳情況，進而討論《龍藏寺碑》於隋唐以來文人書家間的接受問題。由宋至清以來，對《龍藏寺碑》的著錄不乏其人，如宋代的歐陽修、朱長文、陳思、歐陽棐、鄭樵等，明代的都穆、豐坊、梅鼎祚、顧炎武、陳鑒、王驥德、孫承澤等，清代金石家對《龍藏寺碑》的著錄最多，如曹溶、錢大昕、阮元、王昶、包世臣、康有為、莫友芝、楊守敬、繆荃孫、葉昌熾等，這些文獻的著錄內容大致反映出這樣一個著錄現象：一是對《龍藏寺碑》碑刻位置、形制及碑文內容的著錄。二是對《龍藏寺碑》書風、碑文用字的詳細考釋的著錄。三是對《龍藏寺碑》相關拓本流傳與收藏的著錄。仲威《隋代碑刻善拓過眼錄》系列文章也曾對《龍藏寺碑》的拓本做過輯錄與介紹，這裡不再贅述。本人亦以此為基礎，通過《龍藏寺碑》的拓本題籤、題跋與印章考釋，參之《龍藏寺碑》相關的歷史文獻鉤沉，試圖勾勒出隋《龍藏寺碑》拓本流傳的大致軌跡。

楊守敬題跋

清代朱彝尊、查慎行、翁方綱、楊守敬、端方等皆對《龍藏寺碑》拓本有不同層面的跋識，如楊守敬於宣統元年（1909）跋曰：「守敬所得此碑與此本相伯仲，以無『張公禮』等字，不甚重之，今觀翁郭兩跋，乃知亦乾嘉以前拓本。」清方若《校碑隨筆》云：「明初拓本末行『張公禮』等字未泐，次之則第三行『釋迦文』之『文』字未泐本，以較『文字半泐本』，多『全、半』字二十一字，『文字半泐本』以較『釋迦本』則尚多十八字。近拓第一行『毀』字、第二行『諦』字、第三行『迦』字又泐矣。全碑之字較舊拓共泐四十一字。」通過楊守敬和方若的跋識，由此可見元明間「張公禮未泐本」異常珍貴。清代查慎行《敬業堂詩集》錄《周桐野前輩以隋拓本見貽二首》。其一：「一千二百僧祗刼，龍藏今無片瓦遺。不有歐陽能集古，空勞佛力護殘碑。」其二：「翠墨椎來體尚全，書家名姓惜無傳。唐賢風骨依稀似，得法歐虞禇薛前。」周桐野以《龍藏寺碑》拓本見贈查慎行，亦可想見古代以《龍藏寺碑》拓本作為珍貴禮物相贈的現象。

張祖翼題跋

日本西東書房曾於昭和十三年（1938）影印並發行《舊拓隋龍藏寺碑》，此拓本為明末清初拓，光緒年間黃紹箕舊藏，前有庄縉度、陶濬宣、褚德彝題籤，經張謇、江雲龍、劉秉璋、陶濬宣、吳湖帆題記。日本珂羅版印的《明拓龍藏寺碑》，亦為明末清初拓本，此拓本為劉健之舊藏，經明治時期書法家木村陽山題籤，亦有莫枚光緒庚子年（1900）題記及任堇光緒辛丑年（1901）重裝題記，此冊拓墨濃淡相兼，拓工甚佳。這一時期的拓本較為常見，如上海書畫碑帖名品黃易本、西東書房印黃紹箕本、日本博文館出版社藏郭尚先本拓時均相近。另外，北京卓德2013年春拍的舊拓本《龍藏寺碑》，此拓本鈐印有「庚午劫獄、爰居珍玩、諸城鄭時爰居平生真賞、諸城鄭氏寒松堂故物、鄭氏所藏金石」等。鄭時再三跋識，其一：「余於己未秋所得者，較余舊藏本多數十字，定為清初拓本，而氈蠟之精，猶其餘事……重裝是冊，寄興所在，竟使必剝之聲不入於耳。」其二：「此碑疏放勁健，為褚河南所自出，而用筆轉折掉換，尤有跡可循，實學書者之寶筏也。同日爰居鄭時又題。壬申春，旅青在中華書局見複印件『張公禮』三字俱存，然系明拓，實在此本前四五百年雲。」其三：「壬申乞巧前夕，偶閱前跋，如同夢寐，然僅隔二年耳。醉中題此。」可見其對此碑的珍視程度，由此題跋也明確了明拓本是為「張公禮」三字俱存本。明代都穆、趙崡都曾輯錄數種隋代碑刻，趙涵云：「都元敬（都穆）謂『隋碑少傳』，自雲嗜好垂三十年，只得《皇甫君》《龍藏碑》《姚辨志》《江下碑塔記》四種，《皇甫碑》唐刻，以是觀之，都才有三種。余所錄乃四碑，並《常丑奴志》《李淵記》為六，而《皇甫》《智永》不在其中，安得起元敬於九原而誇示之。」都穆實際所集隋碑為三種，趙崡以集得隋碑六種而自悅。從此記載的側面同樣反映出這樣一個現象：明清金石家在收藏金石碑版方面不遺餘力，隋代碑刻在明清之際為人所熟知或有拓本輯錄的並不是太多。

王瓘題跋

清代黃國瑾、黃仲弢皆有《龍藏寺碑》拓本，翁方綱曾在黃國瑾處見示《龍藏寺碑》，並給予極高的評價，據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記載：「再同從黃仲韜太史處攜示舊拓《龍藏寺碑》，神采奕奕，為平生所見第一。再同亦有一舊拓，較之，已損九十許字。」張謇、江雲龍也曾鑒賞過黃仲弢所藏《龍藏寺碑》拓本，張謇題曰：「往在都門得一重墨拓本，多於近拓，凡四十餘字，今仲弢此本多於所得幾五十字，洵可寶也。」有對《龍藏寺碑》慕名而拓者，如清代錢大昕、沈赤然等人，沈赤然曾親自到真定椎拓《龍藏寺碑》兩紙，其《跋龍藏寺隋碑後》云：「乾隆壬寅（1782）春，予奉檄赴井陘縣，事畢還過真定，遂拓兩紙還，而張公禮姓名已漫漶不可辨識，蓋去竹垞翁時己百餘年，固宜其剝落若此，然完美處自是可愛，今又二十餘年矣，想損於氈槌者益多，並欲如予此本，亦不可得也。」錢大昕、朱士端對《龍藏寺碑》亦有拓本收藏，錢大昕云：「壬午歲，予奉使過真定，宿龍興寺，秉燭訪斯刻，見碑陰兩側皆有題字，乃募工拓而藏之。」朱士端認為：「碑陰最難得，家藏本亦只有碑陰，而無左右兩側。」

震鈞題跋

清代張之洞、陶濬宣及清末民國時期的張志魚皆有題籤的《龍藏寺碑》拓本存世。張之洞題籤的《舊拓隋龍藏寺碑》，此拓片由國家圖書館藏，又有翁方綱、張祖翼、金蓉鏡及陶齋等人的跋識，張祖翼還專門補寫碑額。翁方綱跋曰：「向來疑此碑刻手不精，如爾時龍門古驗方序可證也，然此碑亦實有疏失，近以六朝夭斜之習者耳，惟其格意上歸古隸，下開虞歐褚法，實有足參證，褚公《孟法師碑》並有超出丁道護《啟法寺碑》之處，《孟法師碑》真拓海內只得一殘本矣，儻得一見之，當就此本圈出則妙甚矣。丁丑四月廿二日，八十五叟，方綱識。」陶齋跋云：「近得一宋拓本，歲晚之睱，特將宋本多出之字注於此本右方。陶齋記。」其又用朱書跋示為：「蘇齋謂此碑刻手不精，殆生平未見真宋本耳，宋本字字精好，比此本多六十七字。」金蓉鏡光緒癸卯（1903）跋曰：「常摩挲其下，椎拓以歸，字畫完好，惟署銜一行，剝損不可辨，鋒穎亦頹，以視此本精彩刻露，誠不可及矣。」清震鈞跋曰：「《龍藏寺》似此之舊拓，絕不可得，更不必論九門張公謹完全之本矣，世謂中令書出此碑，不知隋代人書都復如是，其源出於齊碑，而一變中令書，亦沿隋代法耳。」陶濬宣記：「余俊言所藏宋本《龍藏》之可貴，細審此本，其精好處亦自不可掩，李猛廠雲『此等本化今日亦是鳳』。」王瓘題云：「此明拓隋《龍藏寺碑》，為匋齋尚書舊日所得，拓工處處精到，又有翁蘇齋（翁方綱）、郭蘭石（郭尚先）二先生手跋，可知似此精舊之本，在乾嘉之際已不易觀矣，乃匋公於此本外近復得一宋拓本，較此更多出六十餘字，不獨碑之末行『九門張公禮』名字完全應較近拓多在百餘字外也，何古緣如是之奇耶！《龍藏寺》在直隸正定府城，此碑至今尚在，而磨滅日甚，瓘於辛丑歲以王事於役，兩至其地未得，一至碑前，摩挲瞻仰，頗以為憾，今得見此佳拓，亦無異索靖之坐卧其下也。」王瓘評匋齋尚書所藏《龍藏寺碑》拓本乃「索靖坐卧其下」，此番評論想必是其見到《龍藏寺碑》早期拓本的欣喜之詞，更是凸顯出《龍藏寺碑》在金石好古者心中的特殊地位。

饒宗頤題跋

四

書風遒勁去奇邪，毗尼覺道自無涯

饒宗頤詩評《龍藏寺碑》曰：「書風遒勁去奇邪，下啟歐虞合一家，結習由來開世變，毗尼覺道自無涯。仙零別體事可稽，校文亦復趙然疑，蚩尤行裹猶堪見，執玉萬方憶盛時。」此碑之書法用筆遒勁多姿，結體中和寬博，方整有致，意韻幽遠高古，有生澀古樸之美，古拙幽深之趣，無六朝儉陋習氣，歷來被稱為隋代第一名碑。清楊守敬《評碑記》云：「細玩此碑，正平沖和處似水與（虞世南），婉麗遒媚處似河南（褚遂良），亦無信本（歐陽詢）險峭之態。」楊守敬評褚遂良之《孟法師》「全從此（《龍藏寺碑》）脫胎，何雲不類」。但與《啟法寺碑》相比較，楊守敬又有其獨到的見解，其云：「吾獨取北齊樊遜書《孔廟》，及隋《常丑奴志》耳，《賀若誼碑》下開顏書，與北齊《龍門造象記序》開褚書，又皆次之，若丁書此碑（指《啟法寺碑》）正與《龍藏寺碑》相比倫也，《龍藏寺碑》鐫手不工，又在此下，而此碑運筆清回，似可勝之，若竟以冠六朝諸碑，亦未敢許也。因跋李宗丞所藏舊拓本，以義門所藏，諸前輩詫為希有，是以不得不核其實而言之。」《龍藏寺碑》碑文中亦有異體字、別體字問題，翁方綱與林鈞持有不同意見，對此，林鈞認為：「《趙芬碑》書法安雅沈煉，實與《龍藏》等耳，翁覃溪以『研』尋百氏『研』字訛作『斫』，遂謂『胥吏書』，不得比《龍藏》，不知北朝書多謬誤。隋代猶未盡洗其陋，且『研』之與『斫』差在毫末，或刻者偶誤，不得遽以為胥吏書也，即如《龍藏碑》，『何人』作『河人』，『五台』作『吾台』，『誰懷』作『誰壞』，不猶之失耶，何竟軒輊也？」金石家對《龍藏寺碑》的用字問題多有見解，林鈞《石廬金石書志》載：「唯《龍藏碑》寫『何』為『河』，虛舟詆為舛謬，按：詩景員維河箋河之言何也，可見隋人作字，猶存古義，虛舟一時失考之所致也。」清劉世珩校刊《金石文字辨異》及清楊紹廉撰《金石文字辨異補編》對《龍藏寺碑》之異體字、別體字等進行了收錄與補校，有關《龍藏寺碑》異體字相關問題，這裡不再贅述。

龍藏寺碑原石（部分）

隋《龍藏寺碑》是楷書發展史上的集大成者之代表，隋代書法以石刻最為豐富，且以楷書為主，「南北融合，客觀上亦促進南北書風的相互交融，北方質樸、整飭之風漸弱，南方秀潤、雅麗之風漸興。」作為隋代南北書風融合借鑒的楷書典型之作，《龍藏寺碑》的書刻審美價值對唐代楷書大家的風格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也對唐以後的書家楷書師法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文對《龍藏寺碑》的拓本流傳問題做了相應的說明，如國家圖書館藏清拓《龍藏寺碑》、國家博物館藏明拓《龍藏寺碑》，雖然大部分的存世拓本大多出現於拍賣會，但並不影響我們判斷《龍藏寺碑》的書刻價值，以及《龍藏寺碑》在楷書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

龍藏寺碑碑額（碑陰）

龍藏寺碑原石碑陰（局部）

伏廬舊藏清嘉道間龍藏寺碑碑陰拓本 選自上海書畫出版社《龍藏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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