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的刻書與鬻書

///馬一浮

一

2013年6月，杭州收藏最多民國國學大師馬一浮手稿和藏書的浙江圖書館舉辦了一個展覽：「六藝春秋——馬一浮書林足跡展」，它以馬一浮一生讀書、刻書、藏書的成就為主線，展示了馬一浮在傳承中華文明的整個過程中的成就。在展出的實物中，有當年馬一浮讀書的抄本，以及他所開辦的「復性書院」和「智林圖書館」的一些書籍刻本（這裡的所謂「圖書館」，與現在用以專門藏書的圖書館的含義有所不同，它還有出版的功能，比如從前的「亞東圖書館」，其本身就是一個書局），包括「智林圖書館」的一些殘存的藏書，其中展板約有10塊。筆者參觀了展覽，親睹了馬老的書稿及藏書，特別是第一次看到了當年四川「復性書院」和杭州「智林圖書館」的藏書（書的封面和扉頁上都有鈐印），一時悠然有思古之念矣。

1939年夏，在抗戰後方的四川樂山嘉定烏尤寺，馬一浮創建了一所旨在教授和傳播乃至弘揚儒家思想的「復性書院」，他親任主講，講授儒家義理並選刻儒家古書，以培養學習和研究傳統文化的青年。其時正是國難之際，開辦書院是為了弘揚民族傳統文化，以這一精神資源灌輸於國人，激發其抗戰信念。於是在蔣介石的邀請下，馬一浮創辦了當時戰時後方的三大書院之一——「復性書院」（另外兩個是重慶北碚梁漱溟先生創辦的「勉仁書院」和雲南大理張君勱先生創辦的「民族文化書院」）。

在「復性書院」開辦過程中，馬一浮感到有重重阻力，於是他在1941年6月25日為書院講了最後一次傳示，隨即遣散諸生，宣布輟講。此前，馬一浮已向書院董事會提出辭職申請，但未獲允許。他既表示已輟講，又不能離職，只好留下來繼續刻書，而「復性書院」成了一個刻書處和圖書館。此後馬一浮專事刻書，當時他意欲編纂三書：《群經統類》、《儒林典要》、《諸子會歸》，至於其弟子等，則因此稱之為「現代朱子」（朱熹當年也有刻書的經歷）。此後，馬一浮在後方的校讀中苦度生涯，至1947年12月撰寫了一紙《廢置復性書院議》，不復授徒之想。

抗戰勝利後，馬一浮返回杭州，定居於西湖邊的「葛蔭山莊」，「復性書院」也隨之遷到杭州。這個「書院」當然已非昔日勝況，馬一浮擬將之作為民間的一間圖書館，其名稱也擬稍作更異。1948年12月，馬一浮在致弟子壽毅成（後「智林圖書館」副館長）的信中表示，所以稱此一圖書館為「儒林」二字，是：

一示通中之別，不與一般圖書館同，彼乃兼收並蓄，此則唯重故書雅記，不失先儒血脈；二示革中之因，本由書院改作，在昔年書院刻書，以《群經統類》、《儒林典要》兩大叢刻為宗旨所寄，今雖百不逮一，猶望後來有志者賡續為之，綿此先儒之墜緒，不忘其朔。據此二義，應取『儒林』為目，不必定求通俗，時人雖以儒為詬病，不可自失其宗。

此後至1949年4月，馬一浮遂改「復性書院」為「儒林圖書館」，其時「復性書院」董事會（屈映光為董事長）和基金管理委員會（陳其採為主席）也發表了聯合啟事，稱「復性書院」「向以講習、刻書為職志，積年以來，因齋舍未立，學人不聚，致停講習，刻書亦因費絀難繼，勢不能不另籌變通辦法」，乃將之改組為「儒林圖書館」，而暫停講習，繼續刻書。

其時杭州的這家「儒林圖書館」，其組織人員是：周惺甫為名譽館長，邵力子為館長，周孝懷為副館長。不久，滄桑鼎革，杭州獲得解放，「儒林圖書館」的籌組其事尚未完成，卻又於1950年6月改稱為「智林圖書館」。彼時，馬一浮曾以「復性書院」董事會、「智林圖書館」理事會名義撰寫了《復性書院改設智林圖書館編纂處啟事》。

此前「復性書院」有「講習」、「刻書」二部，既然「講習」已廢，「刻書」業已停頓，而在「革新之會」的局面下，遂作「智林圖書館」，然其功能卻不能小窺，所謂「示抉擇于丹鉛，寓精神於刪述；存先民之榘矱，貽後學之津梁」，良有以也；又「苴集新書，開闢閱覽室，附設研究部，研究世界文化」，用以「適應時代所宜」。至於起步，則先辟「編纂處」，期之漸上軌道，乃至「進世界於大同，摶培風於九萬，或亦有取於斯」，其構想不謂不宏大、不壯闊。當然，若期以其成，勢必一須「為有道所容」，二須各界「加以贊助，予以保障」，這都不是容易的。也是彼時，熊十力曾上書毛澤東和中央政府，建議創設「中國哲學研究所」、恢復「南京內學院」和杭州的「智林圖書館」以及梁漱溟曾主持過的「勉仁書院」，卻不曾得到回應，此後他又致信林伯渠、董必武等，希望恢復民間講學，並再次提到杭州的「智林圖書館」，謂馬一浮「究玄義之殊趣，綜禪理之要會，其學行久為世所共仰」，且其「以私人募資，選刻古書，皆有精意卓裁，於學術界大有貢獻」云云，但也未見迴音。於是，馬一浮只得「自力更生」去解決了。

恰好當時馬一浮的一位弟子蔣國榜在西湖旁購置了一個名園「蔣庄」，蔣氏將馬一浮請入「蔣庄」居住，並在「蔣庄」內安置正在籌建中的「智林圖書館」，馬一浮於是自任「智林圖書館」總編纂，而「蔣庄」儼然有了一座杭州民間圖書館。

馬一浮入住「蔣庄」後，將「儒林圖書館」正式易名為「智林圖書館」，其時《啟事》稱其目的和做法是「期通天下萬物」，為此則要採集新書，面向新世界和新社會，以改變過去的「一曲之知」，這顯然又是爭取到了新政權的認可的，所謂「幸為有道所容」，而其背景之一是華東地區中共負責人的陳毅不使「野有遺賢」，延攬耆碩，陳毅曾親赴杭州「蔣庄」會晤馬一浮，兩人由此成為詩友，馬一浮於是也摒棄了此前的「大隱」之想，出而為華東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乃至浙江省文史館館長等。於是，西湖「蔣庄」內的「智林圖書館」雖不授徒，卻亦能刻印書籍，並予以流通。至於館內組織，館長是著名民主人士以及浙江人的邵力子先生，副館長則是馬一浮的學友壽毅成先生，馬一浮則以總編纂相稱。館內還有編纂處，以此名義，馬一浮得以保存和繼續流通「復性書院」的刻書。

1950年7月，馬一浮在致老友謝無量的書信中，透露了「智林圖書館」實際運行的狀況。馬一浮稱：「圖書館之者，亦為時俗所訕，一任馬牛呼耳。」他還表示：「暮年得藉屋壁安置故書，猶勝委之道路。」

二

在杭州，馬一浮從他居住的「葛蔭山莊」（位於西泠橋邊，後改為「鏡湖廳」）搬到了「蔣庄」，隨之由「復性書院」改稱的「儒林圖書館」也遷到「蔣庄」，並改稱「智林圖書館」。

此前，熊十力等友人到杭州時都看望過馬一浮，而彼時的馬一浮早已不再作「大師」之想，從抗日戰爭再到內戰，他已經跌入隱士心境。就在1949年，其時熊十力南下廣州而離開浙江大學，馬一浮曾作《寄懷熊十力廣州》一詩：

自廢玄言久不庭，每因多難惜人靈。

西湖別後花光減，南國春來海氣腥。

半夜雷驚三日雨，微波風漾一池萍。

眼前雲物須臾變，唯有孤山晚更青。

顯然，詩中充分表達了他彼時的心境，於是，面對「雲物須臾變」的人世，他鐘情於一生最為稔熟的西湖，因為「唯有孤山晚更青」。

熊十力已避往南國，梁漱溟已受到批判，馬一浮形如「大隱」，顯然，以「三綱五常」為基點的儒家哲學和倫理只能期待「新儒家」起于海外而有所振拔，不過，熊十力仍懇切上書中央政府，建議創設「中國哲學研究所」，並恢復「南京內學院」和杭州「智林圖書館」以及「勉仁書院」，是為一所、一館、二院（儒、佛），熊十力還一再推崇馬一浮，稱其曾在「智林圖書館」館內「究玄義之殊趣，綜禪理之要會，其學行久為世所共仰」，以及「以私人募資，選刻古書，皆有精意卓裁，於學術界大有貢獻」云云，甚至宣告：

餘杭章氏（章太炎）之為樸學大師，久為學人所敬佩，至於浙江另一大師馬一浮先生，其學問博大精深，獨傳先哲之絕學，則知者益寡。我生平所服膺者，唯馬先生一人而已。

1961年2月，馬一浮在致熊十力的書信中稱：「吾儕耄及之年，若乘化歸盡，亦可謂順受其正。」所謂「死生晝夜之理，既已洞明，及今形壽未盡，正可洒然忘懷，頤養自適，時至即行，復何憂哉。至賢所同於人者形體，所異於人者神明。」

三

於是，在西湖的「蔣庄」，馬一浮度過了他的晚年。

馬一浮一生安貧樂道，長年寄居於親戚和學生家中，「復性書院」結束後，為了庋藏其中的書籍和板片，又設「智林圖書館」，其館址也先後由「葛蔭山莊」遷至「朱文公祠」，又再遷至「蔣庄」，至於這個「圖書館」的「業務」以及其「宗旨」，馬一浮擬為：

負責保管流通，徐圖甄采精要，纂輯叢書，示抉擇于丹鉛，窮精神於刪述。存先民之矩矱，貽後學之津梁。

當然，馬一浮「畢竟是書生」，他不能張口索食於人，遂以這個「圖書館」來鬻書代勞，以求自食其力而無求於人。

1950年4月，馬一浮以及「智林」移至「蔣庄」之西樓的「香岩閣」和「真賞樓」等處（「蔣庄」最早稱為「小萬柳堂」，至清末被轉讓給南京富商蔣國榜。蔣國榜雖是富商，但他一心追隨馬一浮，後來馬一浮居此16年，至1990年，該處建有「馬一浮紀念館」），後來有人相傳馬一浮生性厭惡權勢，當年北洋軍閥孫傳芳慕名曾來此拜訪，被他斷然拒絕。其實，這並非是發生在「蔣庄」的故事。

到了1957年，周恩來陪同蘇聯領導人來杭州參觀，到「蔣庄」拜訪馬一浮。當時周恩來向客人介紹馬一浮是「中國當代的理學大師」，對方經翻譯介紹才知道什麼叫「理學」，聽罷，他面對這位銀須老人問道：「您（現在）研究什麼？」馬一浮答：「讀書。」他又問：「您（現在）幹什麼工作？」馬一浮又是回答了這兩個字：「讀書。」

然而，馬一浮以及「智林圖書館」並非始終處於平靜和安謐的狀態下。據浙江圖書館古籍部何槐昌先生的回憶：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們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的幾位同志正在吃午飯，突然電話鈴響了。電話那頭告訴我們：杭州七中的『紅衛兵』正在馬一浮先生家『破四舊』、燒書。你們能不能派人去勸說、搶救？

放下電話，我們古籍部的幾位同志立即蹬著三輪車趕到蔣庄的馬老家。只見馬老家門口的空地上火焰熊熊，『紅衛兵』小將正在把從馬老家搬出來的一箱一箱書畫、古籍往火堆里扔。經我們上前勸告，他們倒也同意了讓我們先作挑選然後再處理的意見。這樣，我們從尚未拋入火中的箱囊中，挑選出了馬老的一批書畫、抄本及朋友贈送他的字畫和少量的刻本書。

經清點造冊，當時我們挑選搶救出來的馬老手稿和抄本有百餘冊，字畫79軸，其中還有黃賓虹等名家的作品；另有馬老自書的條幅241幅，未裱的拓片20餘套。後來我們又從杭七中接收到馬老的藏書3000餘冊。

馬老的藏書除手稿、抄本外，還有一批刻本，刻本中多為清刻，明刻約有十餘部，如《世說新語》、《呂氏春秋》、《詩紀》等。書上鈐有『智林圖書館』或『復性書院圖書館』印。（《「文革」期間搶救古籍親歷記》）

原來，筆者在浙江圖書館大廳見到的「六藝春秋——馬一浮書林足跡展」中馬一浮的那些手稿和藏書，其出處竟是如此。所謂「智林圖書館」收藏的存書、板片，除當時被浙江圖書館所收藏之外（3輛三輪車所載的18大箱藏書和手稿），均毀於當年「除四舊」之舉，而「智林圖書館」也就此消失於人間。

1967年6月2日，85歲的馬一浮在去世前寫下了他最後一首詩：

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

形神隨聚散，視聽總希夷。

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

臨崖揮手罷。落日下崦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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