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晚清四書」：以溫情與敬意回望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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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隨便寫東西，以免將來後悔

1979 年，參過軍、當過農民、下過礦井的馬勇，考入安徽大學歷史系。入學後借的第一套書就是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大學期間仔細研讀了三遍，對中國思想史的興趣從此開始。

四年後，馬勇考上復旦大學歷史系朱維錚老師的研究生。朱老師告誡馬勇，「三代之下無真學問」，學問只在古典、在古史。受當時大環境影響，歷史系的老先生更是不把它作為學問來看待。因此除了跟湯剛老師讀過《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他那時基本沒有接觸過明代以後的文獻。畢業後，朱維錚老師推薦他到社科院歷史所從事研究。

為了一套宿舍，馬勇聽從前輩的建議，1986 年 8 月拿著去歷史所的派遣證到近代史所報到。這一改變不僅讓馬勇得到一間平房棲身，更重要的是，這個改變深刻影響了他的學術道路方向。

那時的學術界風氣、管理，也與現在很不一樣。不論是老師、老先生，還是研究所、研究室領導，沒有人催促馬勇去寫文章、寫書，老一輩敦促馬勇這些後輩的是「好好讀書」，「不要隨便寫東西，以免將來後悔」。馬勇每天的事情，就是借書、讀書、還書，直到 1991 年才發表第一篇文章。從大學算起，馬勇毫無功利地讀了十二年書，他自認為這些年的閱讀讓他後來幾十年受益無窮。

馬勇真正集中精力研究晚清史，還是因為一個特殊的機緣。2000 年，近代史所承擔了一個編撰《中國近代通史》的課題。之前馬勇發表過關於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的文章，所長就讓他負責從馬關條約到辛丑條約這一個時間段的寫作 。2014 年，由馬勇等中青年學者編纂的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出版。

甲午戰爭是「數千年未有之巨變」的節點

晚清以來，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巨變」，李鴻章、梁啟超、孫中山都有過類似的表達。這個變化的節點是什麼？馬勇的觀點是，這個節點就是甲午戰爭，甲午戰爭不僅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折，更是中國數千年歷史的轉折。

甲午戰爭將近代中國的歷史截然分成兩段。之前中國在面對西方文化時，大都是極端自負的，不論學習了多少西方經驗，中國人大致上還是相信「我中華文明」具有恆久價值，中國在近代的落伍只是局部的，因而那時中國人的口號就是「中體西用」，只學習西方之「用」、之「末」，而不會在「體」、在「本」上轉向西方。後來的歷史證明，這個自信是建立在虛假的自負之上，並不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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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充分借鑒了西方經驗，利用了西方人才、技術，發展中國現代軍事工業、國防，因而當時的中國人以為在根本制度不變的前提下，中國完全有可能踏上全球化之路，一點都不影響中國分享全球化的好處。那時中國的政治精英很自負自己的發展模式，李鴻章在 19 世紀 70 年代與日本人的接觸中，不止一次推銷中國的發展經驗，對於日本全面西方化很不以為然。李鴻章是近代中國最具世界眼光的政治精英之一，他的看法也不過如此。

除了極少數知識精英建議朝廷不能只要西方的富強，而要注意西方富強現象背後制度的、教育的、文化的因素，將西方的進步作為一個整體去看。比如教育因素，馬勇指出，晚清知識精英、政治精英最初都看到了中西差異，也明白這些差異的癥結在哪兒，但他們並不是像日本那樣集中全國力量去辦新教育，而是自以為是地「改科舉」。

回望甲午戰前中國三十多年發展道路，馬勇認為這三十多年時間幾乎被白白耽擱了，除了海軍艦船、工廠企業，社會、教育、觀念幾乎都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即便是軍隊，除了北洋海軍具有現代性質，絕大部分陸軍還處在幾十年前與太平軍作戰時的水平。

痛定思痛。甲午戰敗後，在大環境壓力下，清政府終於放開了國際資本進入中國的限制，終於明白十九世紀以來國際資本東移對於中國的意義。中國面臨全面步入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機遇，所以才會有甲午戰後中國如火如荼的發展建設，鐵路、礦產資源、城市發展、社會發展都在這個新的形勢下有了不同尋常的進步。在馬勇看來，1894 年至 1911 年晚清這十幾年的變革，就是走出傳統、步入現代、重構中國社會，這也是他寫晚清史的基本思路。

將歷史人物置於當時背景下考量

不少學者評論馬勇是「溫情寫史」，他也主張「懷揣著溫情與敬意旁觀歷史」，對於曾經為民族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人物，他一直是以溫情與敬意去回望。

馬勇借用陳寅恪「同情的理解」的原則，強調對歷史上的人物應該從歷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貢獻其作為。然而，這個原則說起來容易做到難，人們在談到歷史人物特別是近代歷史人物時，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總是容易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

比如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慈禧太后，這位在過去上百年被標籤化的歷史人物，被康梁師徒視為萬惡之源，在很多文學和影視作品裡也是一個臉譜化、妖魔化的存在。馬勇則從歷史視角重新審視慈禧太后，在他看來，慈禧並不簡單是我們過去所認知的那樣邪惡，那樣不可理喻。在慈禧太后當國的四十多年間，晚清政府開始了洋務運動，工業化從零起步，至 1908 年她去世時，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城市化也在這個時期有了進展。馬勇說，舉這些例子只是為了說明評價歷史人物，要將其置於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考量，而不是刻意為其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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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的歷史敘事長期陷於悲情敘事，導致本該清晰的近代史變得更加模糊。從甲午戰敗到共和再造的近百年里，中國經歷了外部的裹挾和內部的革新，從借法自強到立法自強，欲通過君主立憲自救於危亡的晚清政府反而終被革命黨人推翻，天朝與憲政緣何依舊失之交臂？從舊王朝的覆滅，到新政權的亂象，風雲詭譎的亂世風雲之下，晚清政府的政治改革到底是演戲給民眾看，還是真心想要洗心革面？晚清大臣的救亡圖存，進步書生的參政議政，民間團體的風起雲湧，革命黨人的激進變革，是如何形成歷史的合力，造就我們所知的時代局面的？將這一段歷史放在東亞史乃至世界史中，又該如何看待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迷局，又該如何評價大歷史視野下的晚清和民國呢？

本周六，歷史學家馬勇與作家許知遠對談從維新到革命的近代史，為我們講述全新視角的近代史。

從維新到革命

——許知遠對話馬勇

馬勇×許知遠

2017年6月10日（周六）15:00-17：00

單向空間·花家地店

（北京市朝陽區望京中華南路1號 尚8人文創意園D座2層）

活動免費，提前報名

報名鏈接：http://www.hdb.com/party/2rwzb.html?hdb_pos=timeline

本場活動將會在【騰訊新聞、鳳凰文化、網易新聞、荔枝FM、暴風影音】五大平台同步直播，敬請關注6月10日中午十二點整聽道講壇首條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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