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這麼可愛，你為什麼還要吃它們？

心理學家發現，吃動物但也愛動物、不希望動物受傷害的人有認知失調，會因為矛盾的心理而處於緊張的狀態。

對態度與行為的調整或許是克服認知失調最簡單的方式，但素食主義者畢竟只是少數，可見絕大多數愛動物的人另有他法予以應對。

迴避、解離、知覺行為改變等策略幫助很多人渡過心理難關，吃下盤中的肉。

撰文?瑪爾塔·澤拉斯卡（Marta Zaraska）

翻譯?朱機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就說豬吧。當你想到什麼脆彈培根、蜜汁肋條、風味火腿、香辣烤腸時，或許你已經忍不住流口水了。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報告，豬肉是全球食用範圍最廣的肉類。在人們消費的所有肉類中，豬肉就佔了36%。平均每個美國人每年消費的豬肉達50磅（約23千克）；在中國，這一數值更高，是美國的兩倍。

不過在一些社會中，食用豬肉是一大禁忌，例如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就禁止食用豬肉。此外，一些人把豬看作可愛的寵物，尤其是那種圓滾滾的迷你豬。事實上，豬不僅非常合群、愛乾淨（這一定顛覆了你的印象），而且相當聰明。機智的豬會操控圍欄里的恆溫器，甚至還能學會一些簡單的計算機遊戲。《動物認知》（Animal Cognition）2014年發布的一項研究稱，豬可以像狗那樣理解人發出的指令。

看到這裡，當你再看見餐桌上的培根三明治時，會不會感到有點兒不是滋味？有這種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導致這種不適感的，就是被科學家稱作「肉食悖論」（the meat paradox）的現象。肉食悖論指的是，一些人喜歡吃肉，但不能聯想到提供肉的動物死去的場景。「簡單地說，其實每個人都對吃肉這件事有點兒不舒服。」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心理學家布羅克·巴斯琴（Brock Bastian）解釋說。從根本上說，如果你喜愛各種各樣的生物，想到「傷害它們」至少會令你感到一絲不安。「避免傷害是最深刻、最普遍的道德關懷，」巴斯琴說，「如果動物是自然死去的，我想人們在吃掉它們時就不會產生心理鬥爭。」

在既愛吃肉也愛動物的人身上，這個問題尤為突出。既愛動物又愛吃肉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想法，這種想法推動了現代肉類工業中無籠飼養、自由放養的發展。一項研究顯示，美國俄亥俄州有81%的人表示，他們對農場動物的福利與對寵物的福利同等重視。美國人在毛茸茸的伴侶動物身上花費了大量金錢。據估計，2015年美國人的寵物花費達600億美元，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每年消費掉近90億隻動物。

研究肉食悖論有助於我們對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理解。認知失調指的是人在同時擁有幾種相互矛盾的想法，或者自己的態度與行為之間存在分歧時，產生的一種不愉快的心理狀態。這個概念最早由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 （Leon Festinger）在1957年提出，不過肉食悖論直到最近才受到關注。心理學家在研究人們以何種方式表達自己對動物的食慾時注意到了這一悖論。他們發現，人們使用了多種認知技巧對可食用動物和不可食用的動物加以區分，從而讓自己易於咽下那些不那麼甜美的想法。

肉食悖論的文化因素

被問到為什麼要吃肉時，有一些答案一定會被重複提及。其中，最普遍的回答可以用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家馬修·魯比（Matthew Ruby）總結的「4N」來概括。2015年,魯比與國際合作團隊在《食慾》（Appetite）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文中列舉了以下4點為吃肉辯護的理由：吃肉是天生的（nature，人類演化成為食肉的動物）、正常的（normal，人人都吃肉）、必要的（necessary，我們需要蛋白質），以及愉快的（nice，肉的味道好）。

這幾點都有一定道理，但既然還有不少素食者，說明「4N」不夠完善。更麻煩的是，魯比指出，很多相信「4N」原則的人同時表現出證實性偏見（confirmation bias），也就是更青睞那些支持自己固有信念的證據（另一個例子是重度吸煙者。研究表明，與普通人相比，重度吸煙者不太相信指出煙草與肺癌存在相關性的報告）。在吃肉的問題上，加拿大圭爾夫大學的曹穎和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戴維·賈斯特（David Just）兩位經濟學家發現，在了解到牛肉有導致食物中毒的風險時，剛吃了一頓牛肉的人比吃了三文魚的人更有可能質疑這條信息。賈斯特解釋說：「以肉類為基礎的飲食之所以顯得合理，這種證實性偏見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更深層次上，人們之所以將某些動物視作家庭的一員，卻又把另一些動物下鍋烹煮，文化是關鍵因素。在一些社會中，狗是絕對不能吃的，但食用牛肉完全沒有問題。另一些社會中，食用牛肉、豬肉、雞肉甚至魚肉都是禁忌，比如藏族人認為殺魚會得罪水下神靈，因此不吃魚肉。弗雷德里克· J· 西蒙斯（Frederick J. Simoons）、馬爾溫· 哈里斯（Marvin Harris）等人類學家很早就提出，人們對某種動物是否可以食用的看法，取決於過去這種動物與經濟的關聯（比方說，馬可以用於耕地，因此不會被食用），以及這種動物是否可作為部落身份的識別標誌（例如，非洲的氏族和宗族通過不同的飲食規定來區分彼此）。

當一個社會把某種動物歸為「食物」時，人們對這種動物的看法也會發生改變。2011年，巴斯琴與當時任職於英國肯特大學的心理學家史蒂夫·勞赫蘭（Steve Laughnan）、英國薩里大學的心理學家博伊卡·布拉塔諾娃（Boyka Bratanova）聯合開展了一項調查。他們讓80名志願者閱讀了一篇介紹澳大利亞本土物種班氏樹袋鼠的短文。其中一部分受試者拿到的短文里除了一般性的介紹外，還提及當地人常會食用這種動物，而另一部分受試者讀到的內容則刪去了把它們作為食物的內容。閱讀完畢，研究人員讓這些受試者以打分的形式判斷樹袋鼠在受傷害時的痛苦程度。兩組的結果出現了明顯的差異：在沒讀到樹袋鼠被當成食物的那組受試者中，對動物承受痛苦程度的打分為9分（滿分10分），而另一組則認為痛苦程度沒那麼高，只打了接近7分。

我們還通過一種被稱為「語言偽裝」（linguistic camouflaging）的方法，讓有感覺的生靈與潛在的食物來源之間的關聯變得更加模糊。美國貝拉明大學的心理學家漢克·羅斯格貝爾（Hank Rothgerber）這麼解釋：「我們提到肉時不直接說動物的名稱，比如英語里把豬肉叫做pork，牛肉叫做beef，或者叫培根什麼的。」顯然，並非只有說現代英語的人用語言進行偽裝，18世紀的日本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把馬肉稱為櫻肉，把鹿肉稱為紅葉，把野豬肉稱為牡丹（江戶時代幕府禁止日本人吃獸肉，因此偷食的人以植物名稱代指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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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之道

克服認知失調最為可行的方法是縮小想法與實際行為間的差距。如果你因為喜愛動物而無法想像把動物送去屠宰場，那麼素食主義或許是一種選擇。然而，從素食者人數之少（在美國，素食者占人口的3%～5%）可見，絕大多數人沒有選擇這種做法。或許並不意外的是，那些從此告別吃肉習慣的人對動物承受的痛苦更為敏感。2010年，義大利米蘭聖拉斐爾科學研究所、聖拉斐爾大學附屬醫院的神經科學家馬西莫·菲利皮（Massimo Filippi）等人做了一項實驗，他們分別向60名受試者展示一組圖片，有的是風景照，有的則是痛苦的人物或動物的圖像。在觀看圖片的同時，研究人員通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檢測他們的大腦活動。「結果顯示，在觀察動物圖像時，雜食者和素食者的大腦激活方式並不一樣，素食者的前扣帶皮層等與同情心相關的腦區表現得更為活躍。」菲利皮說。

比起徹底割捨牛排大餐和金槍魚沙拉，更多人採取的做法是知覺行為改變（perceived behavioral change）。通過這種方式，肉食悖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比如，有些喜愛動物的人因為工廠化農場惡劣的條件而感到難受，他們會選擇去承諾人道主義飼養和宰殺的肉販那裡買肉。嘗試讓自己和他人相信自己已經不再吃肉（儘管實際上並非如此）也是一種知覺行為改變。基於美國農業部和《美國國家健康與營養調查》的數據，2015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稱，自稱「素食者」的人群中有27%承認自己其實也吃紅肉。

肉食悖論的另一種解決之道是迴避。「基本策略就是壓根兒不去想肉是從哪兒來的。」 羅斯格貝爾說。2014年，他和弗蘭西絲·米坎（Frances Mican）合作，發現童年時代與寵物關係親密的人傾向於不去多想肉的真實來源。

減少認知失調的另一種方式是解離，就是以某種方式把吃的動物和它們本身的動物屬性分開看，動物歸動物，肉歸肉。這種傾向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語言偽裝，因為語言偽裝使得有思考能力的動物與食物來源之間的心理距離被拉開了。這一點還解釋了，為什麼有不少人願意相信被食用的動物不如寵物貓狗聰明。

2012年，魯比與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家史蒂文·海因（Steven Heine）做了一項調查，向608名雜食者分發了兩個不同版本的調查表。一個版本要求受試者給雞、牛、狗等17種動物的食物屬性打分，例如他們有多大可能去吃這種動物，隨後評估這些動物的智力和情感。在另一版調查表上，任務順序是反過來的，受試者得先考慮這些動物的心智能力，再對它們的可食用程度評分。實驗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先考慮動物的心智能力會讓人更加排斥吃肉的想法。

2012年，另一項研究具體闡明了這種模式。當時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巴斯琴與同事招募到128名吃肉的受試者，研究人員先向他們展示一張牛或羊的照片，並要求他們給照片上的動物的心智能力打分，如感知愉悅、恐懼或憤怒的能力。接著，受試者參與了一項看似無關的「消費者行為研究」，其中要求受試者寫一篇有關牛肉或羊肉來源的文章。在受試者準備動筆時，研究人員在他們面前放上一盤堆得滿滿的食物。有些人的盤子里是蘋果，有些人的則是撒了迷迭香和蒜的烤牛肉或烤羊肉。文章寫完後，受試者需要再次給牛羊的心智能力打分才能吃眼前的食物。

巴斯琴等人注意到，人們意識到自己過會兒要吃肉時，對動物心智的判斷也會出現變化。「這項實驗印證了人們的認知失調：在想吃肉時，就會改變對牛羊的認識，認為它們與倫理沒什麼關係。」巴斯琴說。他還發現，越是否認牛羊的心智屬性，在面對接下來將要吃肉的事實時，感受到的消極情緒就越少。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人員則發現，要求人們多想想動物與人類類似的特徵，例如犬類是否可以成為很好的聆聽者，會讓人不太願意把動物看作食物。而巴斯琴在2011年的另一項研究發現，當人們被要求以「動物哪些方面與人類相似」為題寫文章時，對於飼養牛、雞用作食物的想法會感到不那麼舒服，而如果以「人類哪些方面與動物相似」為題寫文章時，就不會產生這樣的想法。顯然，我們將動物和自身作比較時會看高它們，但反過來則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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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被屠宰的肉用動物數量之多，也會使人們忽視動物的個性，拉大它們與我們的距離。一些實驗表明，事故或自然災害中的遇難者人數越多，人們對遇難者遭受痛苦的程度的切身感受越弱。在一項經典研究中，對有名有姓的遇難者（「寶貝傑西卡」），人們給出的捐款是只有遇難人數（1萬名兒童）時的兩倍多。

2013年，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密歇根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的研究人員聯合開展了一項類似的實驗。他們將97名受試者分組，給他們展示一些海洋生物的圖像，並要求他們給這些動物打分，評價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感受到信念或慾望。不過，這裡有個陷阱。一些人評估的海洋生物四周有很多顏色相同、外形相近的動物，另一些受試者打分的動物則在一群顏色與之完全相反的動物間遊動。結果，人們認為看起來獨特的動物要比那些成群的動物更聰明。「從我們發現的結果來看，工廠化農場中龐大的動物數量或許可以讓我們在考慮是否食用它們時，降低對這些動物心智的評價，從而更容易接受吃肉。」該研究的第一作者、現任職于波士頓大學的心理學家凱里·莫爾韋奇（Carey Morewedge）說。

此外，在減少肉食悖論引起的認知失調時，男性和女性使用了不同的技巧。例如，2014年的一項研究顯示，與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懷疑動物是否具備愛或悲傷之類的複雜情感，也更傾向於使用科學家給出的「支持吃肉的理由」，比如「4N」原則。相反，女性則更願意採用解離的方式，選擇眼不見為凈。

之所以存在這種差別，羅斯格貝爾認為原因在於一個文化設定：肉類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男性食物。「男性靠吃肉獲得對男性身份的肯定，他們可以從吃肉的想法中獲得回報。」羅斯格貝爾說。的確，2012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項實驗就發現，大部分學生把牛排、漢堡、辣醬牛肉看作「男性」食物，而將巧克力、桃子看作「女性」食物。

助力食物選擇

認知失調帶來的不愉悅也能解釋為什麼雜食者和素食者坐在同一張餐桌上時會出現尷尬的場面。飲食習慣不同的人同席時，會凸顯出肉食悖論。更尷尬的情景出現在兩種不同類型的素食者之間。一種是倫理素食者，借用著名作家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話說，不是為自己的健康，而是為了雞的健康而吃素；另一類是健康素食者。2014年，羅斯格貝爾發現，倫理素食者在考慮了食肉的人之後，對健康素食者的評價會降低。認知失調還會讓人喜歡為自己辯護：2010年的一項實驗顯示，懷疑自己飲食選擇的人比堅定自己飲食選擇的人更熱衷於強調食物的好處。

儘管肉食悖論讓人感覺不舒服，但它可以在我們需要更有意識地選擇食物時幫到我們。巴斯琴說：「假如我們能意識到自己為了吃肉而編造的借口，假如我們能告訴自己這樣做並不好受，我們就可以合理地決定自己是否真的想要吃肉。」巴斯琴本人是吃肉的，他也密切關注著全世界與日劇增的肉類需求帶來的環境問題，以及對倫理和健康的關注。吃肉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是大氣中溫室氣體的重要來源，而滿足了大部分肉類需求的工廠化農場是溫室氣體排放的罪魁禍首。此外，好幾項研究將食用紅肉與心臟病聯繫了起來，例如2015年發表於《柳葉刀》（Lancet）的一項研究稱，加工肉類（如香腸、培根）存在致癌風險。

在心理學領域，肉食悖論屬於一個快速發展的新領域，它研究的是我們認為周遭實體也擁有心智的傾向。例如，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心理學家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和同事在2008年發現，相比於願意參加社交活動的人，孤獨的人更願意將寵物人格化。很多人甚至會將人類的特性賦給沒有生命的物體，例如給喜歡的鞋或陪伴多年的車取名字。

而肉食悖論為這類研究增添了一個新的維度。儘管有很多研究結果表明，人很容易給周圍事物貼上「有心智」的標籤，但在吃肉問題上對認知的操控卻說明，人也會收回這張心智標籤，哪怕我們明白這些動物有學習能力和感知能力。換言之，我們貼這張心智標籤只是為了方便我們自己。撇開其他不談，這種人類本性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值得咀嚼的精神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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