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人工智慧和恐怖主義，人類只能選擇「信仰之躍」？

我們的世界創造了前所未見的繁榮，也產生了深刻的衝突和混亂。地區戰爭、恐怖主義和反全球化，使文明衝突論成為智者的標誌，因此當我聽說牛津大學青年學者克里斯·柯塔納在新著《發現的時代》中毫不掩飾對全球化的推崇時，不禁有些疑惑。

他在書中指出，

人類

時隔500年再次站在文藝復興的十字路口，這令我更加好奇：難道走向偉大復興的不僅是中華民族，而是整個亂世嗎？

懷著這些疑問，我在觀察者網小白樓的天台上，迎著上海傍晚的微風，跟克里斯坐下來好好聊了聊。

（基於一些顯而易見的原因，本文對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的討論有所刪節。）

受訪者：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研究員Christopher Kutarna

採訪者：觀察者網/城牆上的守夜人編輯 Kris

觀察者網

：首先歡迎再次來到上海，來我們網站做客，恭喜你的著作《發現的時代》中文版發布。在書中，你對15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和我們所處的時代做了精彩的比較研究。我們知道，文藝復興（renaissance）這個詞的意思是「重生」，要「重生」首先要「死去」，中世紀的歐洲經歷了教會全方面主導社會和知識的黑暗時代，所以它溯源希臘、羅馬的文化運動被後人稱為文藝復興；然而今天的世界高速發展，創新和增長日新月異，達到人類文明前所未有的高度。

既然我們並非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全球範圍的「重生」又從何談起呢？

抑或我們應該把新時代的文藝復興限定在某些國家——比如中國——的範圍內，因為中國有著燦爛輝煌的古文明，經歷了百年屈辱史，如今又奮發崛起，這種歷史軌跡似乎更符合本書的精神？

《發現的時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克里斯·柯塔納

：後世賦予了文藝復興「死而復生」這個語言學概念，於是人們認為黑暗時代是死水一潭，但其實那其實是一個充滿衝擊性變革的時代。這本書關注的是時代的特徵，其中所涉及的

文藝復興之概念，主要是強調古老美德的複位

。哥白尼、米開朗基羅、達芬奇、馬基雅維利等人認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繁榮與混亂並存的時代，日心說、印刷術、新大陸等新知識、新技術、新發現顛覆了人們對世界傳統的認知。當時許多人感到緊張、焦慮、驚懼，落在知識分子肩上的任務是重新樹立美德，幫助社會在危機與機會並存的時代找到正確的道路。

就這個意義而言，文藝復興精神是全球共享的智慧，當下我們已經發現，世界每天都在發生新的劇變，比如全球金融危機、英國脫歐、特朗普崛起、人工智慧、基因改造等等。過去我們把注意力幾乎全部放在激動人心的發現上，直到最近才開始關注這些變革產生的成本和風險。在不斷探索的同時，我們的心態與500年前的人很相似，希冀中帶著焦慮。

所以這本書的意義在於，退後一步從正反兩面審視這個時代，從歷史中汲取智慧，成功尋得通往未來的路徑。

觀察者網

：500年前歐洲的文藝復興發端於義大利，

威尼斯和

佛羅倫薩等城邦的崛起，離不開其作為東西方貿易樞紐這個地緣經濟因素，以及來自鄰近的伊斯蘭世界的文化轉移。今天，國際貿易和技術革命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比如中國和德國的工業自動化，日本的機器人技術，美國的人工智慧，印度的軟體行業，是否存在一個類似佛羅倫薩的中心？如果中國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日新月異的科技創新和思想繁榮使它們看上去彷彿新時代的佛羅倫薩，到底是什麼特殊性成就了中國，使其在與東京、班加羅爾、矽谷等地區性乃至世界性創新樞紐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克里斯·柯塔納

：

中國不是我們時代唯一的佛羅倫薩，每個人、每個行業都應該去尋找屬於自己的佛羅倫薩。

不過這確實是個有趣的問題。

健康、財富和教育是支撐天才大規模湧現的三大支柱，中國確實在這些方面做得很好，它使數億人口脫離貧困，快速普及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社會財富迅速累積。這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此之上，中國在經濟和科技上都持開放態度，使大批人才成為經濟和知識全球化的受益者。朝鮮作為一個反例，它徹底拒絕並封鎖全球化力量，結果便是淪落到今天這份田地。

另外，中國人對待變革與創新的態度在過去二三十年中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天才要取得成功，必須經歷莫測的風險，從無數次失敗中汲取教訓。中國人對待失敗的態度曾經比較保守，但據我不久前在天漠音樂節以及科技論壇上（MTA Festival）的觀察，中國年輕一代不怕失敗，敢於把目標定在月球和火星，然後積極開拓進取，不斷從失敗中學習。

觀察者網

：中國巨大的人口和市場規模決定，許多耳熟能詳的本土創新是應用層面的創新；而矽谷歷史上的許多創新來自高校與企業的合作，不但走在科學發現的前列，也走在市場的前列。你

如何看待中國的創新？

克里斯·柯塔納

：全球化使知識的分布去中心化，因而產生了地區性創新中心。這些

新的知識好比雪山頂上的雪，它融化後往山腳流去，但並非以一種雨露均沾的方式。哪些國家在山谷中挖好了水道，就能儲備更多的知識，激發更多的創新。

蘋果手機的製造集中於珠三角地區，因為那裡匯聚了上下游產業、人力成本、物流、基礎設施等積極因素。全球化雖然去除了資本流動的障礙，但資源仍然會流向山谷，所以政府在孵化和培育創新中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

有些人過於片面地強調私有部門的創新，忽略了政府戰略規劃的重要性。實際上政府才是「創新水庫」的設計者和打造者，美國政府當年為了取得太空競賽的勝利，對矽谷和加州的高校投入巨資，我們不能視而不見，將其片面地理解為私有企業創新產生的奇蹟。

美國政府允許私有企業與教育機構間存在緊密的合作共生關係，所以一個波音公司的高管去高校擔任教授，再下海創業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在中國，許多軍工行業累積了大量高精尖知識，但由於其戰略敏感性，沒有與私有企業和高校分享。我認為中國花大功夫開展戰略研究是非常正確的，但就目前而言，溢出效應還十分緩慢。

觀察者網

：展望未來，政府-企業-高校的聯動式創新發展或許將在雄安新區成為現實，所以許多人期待它成為中國的矽谷。

克里斯·柯塔納

：在戰略導向型創新中，財政投入只是最簡單的步驟，如何吸引與整合各類研究項目才是最難的。要打造新的矽谷，態度非常重要。整個創新過程都應該透明化，記錄每個環節的成敗，釐清經驗教訓，越透明才越高效，千萬不要捂著失敗，報喜不報憂。但中國的文化似乎對失敗有種偏見，失敗者往往受到懲罰，因此人們學會藏拙，而不會像矽谷人那樣高呼「嘿我失敗了，但我找到了問題！」臉書公司曾經有句座右銘，叫做「快速行動，打破陳規」，只有不斷犯錯才能快速找到正確的道路。這種文化是最難複製的東西，它已經滲透進矽谷所有公司，潛移默化地塑造著每個人的行為習慣。

觀察者網

：與透明文化相對應，

中國有種模糊文化，有些事情不能說清楚，但可以去做，說清楚就沒法做了。

所以在這片土地上，人們以一種模糊的方式「快速行動，打破陳規」，往往某種創新的利害還不為人所知，已經成為了現實，如果一切都要完全透明，或許就沒辦法快速打破陳規了。這兩種文化是否有可能相互結合，取長補短？

克里斯·柯塔納

：公眾信任不足是美國科技行業面臨的重大挑戰。谷歌、臉書、亞馬遜等企業已經掌握了海量的用戶信息，未來一二十年隨著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等新技術的發展，這個趨勢只會愈演愈烈。對我們看什麼、消費什麼、思考什麼，這些企業將掌握巨大的決定權和影響力，我們憑什麼相信它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它們必須變得更加透明。

一旦出現公眾信任危機，

不透明的體制將遭遇巨大的挑戰

。

觀察者網

：皮尤中心的問卷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之高，完全可以排在全球前列，但政府事務卻並非完全透明。從中國的經驗來看，提高透明度並不是增進信任的唯一途徑，您有何看法？

克里斯·柯塔納

：過去幾十年，中國有著驚人的經濟表現。任何一個普通人看看自己的父輩，再回顧自己的人生，必然發現自己的健康、財富、教育水平相比父輩發生了質的飛躍，這些都應歸功於政府的政策……

觀察者網

：如果說中國政府享受著績效合法性，難道谷歌等科技公司不是一樣嗎？二十年前，我們查一個不算冷僻的知識都要跑去圖書館，如今不光可以免費獲取信息，還可以從網上獲取無數過去無法想像的服務。為什麼這種質的飛躍沒能幫助科技公司產生績效合法性？

克里斯·柯塔納

：科技公司面臨的信任問題是未來的問題，就目前而言，它們在民眾中享有的信任度遠遠高於美國政府。同樣，中國民眾在使用騰訊、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的產品和服務時也毫不遲疑，因為它們實在太方便了，大家願意把個人數據交給它們。目前美國科技公司面臨的問題是，民眾開始質疑這種無條件的信任。

至於美國人為什麼不相信政府，是因為這二十年來，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一成不變甚至發生倒退，受益的全是1%的精英。人們於是把矛頭對準了政府。

美國家庭中位真實收入（紅線）

未來，當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漸與其他發達國家看齊，那個時代的人再拿我們這個時代做比較，他們不會覺得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革，也會慢慢對政府變得更挑剔，也會慢慢像發達國家那樣產生富貴的煩惱。那時候，中國在外要應付非洲和印度的競爭，在內要維護社會穩定和諧，不能把民眾的信任視作理所當然的東西。

觀察者網

：如果我們承認經濟增長降低是客觀規律，那麼在未來這個「發現的時代」，究竟什麼東西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克里斯·柯塔納

：中國的下一步在於完成從財富到福祉的轉換。社會整體福祉有許多維度，經濟增長只是其中之一，其他維度包括壽命長度、健康、環境、教育等。富國之所以還有這樣那樣的煩惱，就是因為要不斷思考人民的福祉。比如，隨著人工智慧等新技術的發展和成熟，政府是否可以給予人民更多休閑時間？

觀察者網

：說不定那意味著勞動人的滅絕。

克里斯·柯塔納

：確實存在出現大範圍失業的可能性，關鍵在於合理分配自動化產生的利益與成本。政府和企業對待自動化的態度應該逐漸成熟起來。目前，企業幾乎完全從商業利潤的角度看待自動化，忽略其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這一點必將發生改變，而且也正在改變：上世紀80年代，大公司只在乎股東利益；90年代，利益相關者的概念產生，僱員、供應商等群體的利益也在公司考慮範圍以內；到了今天，企業必須學會考慮社會的整體利益，因為健康的社會才能創造健康的商業環境。新科技勢必打破社會原有的穩定結構，一旦其越過某個臨界點，商業利益就會受到負面影響。企業不希望社會出現大範圍失業，因為只有技術人才的供應得到保障，生意才能越做越大。如果我的某項技術會使一半的員工下崗，那我必須同時提供新的培訓課程，幫助勞動者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觀察者網

：但是，當新技術剛剛誕生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很難站在某個高度設計培訓課程，幫助勞動者重新找到定位。面對這種創造性毀滅，政府究竟應該先做妥善研究，暫不向大眾市場開放，還是放開手讓它野蠻生長？

克里斯·柯塔納

：這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自動化。

許多人認為自動化和全球化一樣，是客觀存在的趨勢，這個概念是不對的，這些趨勢是我們人類主觀選擇並製造出來的。

是美國選擇了全球化，選擇了把大部分利益留給有錢人，把大部分負擔留給窮人；自動化也一樣，是我們主動選擇的。對自動化最初的投資基本都流向軍工企業，因為我們主動選擇讓機器人代替人類去當炮灰，這些技術後來在社會生活中得到廣泛應用，以至於我們忘記了當初是如何主動選擇和投資它們的。

我們既然可以選擇用機器代替人工，自然也可以選擇用機器增強人工。勞動賦予人類極大的價值與意義，我們可以選擇不剝奪這種意義，而是利用科技減少勞動的單調性，使其更有趣、更有創造性。

今天，世界各國都在大力投資機器人、人工智慧、基因改造等技術；相比之下，懷疑和擔憂的聲音要小得多，中國無法承擔置身趨勢之外可能帶來的戰略劣勢。這和研製核武器、控制核擴散的邏輯是一樣的，各國唯有先見證上述技術有多麼強大，對人類社會結構有多麼深遠的影響，才會坐下來討論監管防控問題。我認為或許到2050年左右，國際社會將逐漸搭建框架，對這些技術的應用加以規範。

這不是什麼遙遠的未來，我們這一代人有生之年就會看到上面所說的變革。一個問題懸在我們頭頂：究竟是被動接受這些客觀趨勢呢，還是認清並利用手中的選擇權，去主動干預和塑造未來？

這個問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按照理性分析最符合個體利益的選項，不一定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衝突是難以避免的。

觀察者網

：或許我們可以借鑒500年前歐洲人對待文藝復興的態度，人們也是先擁抱文化和科技變革，充分發掘其正面潛能，再考慮降低負面影響的。

另外我想討論伊斯蘭世界的文藝復興。上世紀至今出現的伊斯蘭教復興運動（Islamic Revival），可以說是宗教對西方式世俗化的反叛，使許多伊斯蘭國家的政權、法制與教法更加緊密地結合，從而造成更加封閉的社會。

我們知道，歐洲之所以走向文藝復興，一個重要原因是它不斷從伊斯蘭文明種汲取養分，填補自身不足；然而

今天的伊斯蘭世界不但沒有完全擁抱現代性，似乎也無意從其他文明中取長補短，那又如何在發現的時代走向新的文藝復興呢？

克里斯·柯塔納

：1483年，為了保護手抄本傳統，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蘇丹下令禁止印刷阿拉伯文書籍。直到今天我們還能看到當初那個決定帶來的後果：

全世界的知識大約只有2%被譯成阿拉伯文，穆斯林國家對人類共同文明的繼承存在著巨大赤字，因此某些人產生狹隘的世界觀不足為奇。

拋開日常新聞中常見的恐怖主義攻擊，我們或許能夠從新技術中找到希望。今天的網路就好比當年的印刷術，所有人能通過它分享知識和觀點，所以才會出現穆斯林青年在網路空間里發聲，指責恐怖分子歪曲了伊斯蘭教。雖然

現階段的現實是，阿拉伯國家政權的歷史合法性主要來自宗教，短期內要政教分離是不可能的

，但社會內部已經出現了我們所說的現代性元素。

觀察者網

：您提到我們這個時代的印刷術，比如社交媒體，我們期待它傳播現代知識與思想，但在某種程度上，它卻反而成了原教旨主義極端思想傳播和荼毒世人的渠道。如您所說，全球化網路的搭建，為「山頂流下的積雪」打通了渠道，但在網路中流動的東西泥沙俱下、良莠不齊，政府可以挖掘戰略性「水庫」，集中創新資源，恐怖組織和犯罪組織也可以挖掘「糞坑」，找到臭味相投的人。

克里斯·柯塔納

：過去，我們對互聯網的認識太單純，以為它只是把人類連起來；可其實它已經成為政府統治的有力工具。美國政府為斯諾登和阿桑奇的爆料頭疼不已，想杜絕這種事再發生，於是開始研發能夠

提前識別高危人群的人工智慧，力求在爆料行為發生之前採取精準的預防措施，消除安全威脅。這不是科幻小說，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因此未來，政府不用地毯式排查，只要拔除關鍵節點便能有效阻止恐怖主義和極端思想的蔓延。

今天，人類站在通往劇變的十字路口，我們對未來的理性判斷既可以得出樂觀的結論，也可以得出悲觀的結論……

觀察者網

：您是說人類面臨著一次「信仰之躍」？

克里斯·柯塔納

：確實如此。在當下的時刻，惶恐和勇敢都是理性思考的結果，而這也是500年前文藝復興的重大母題。達芬奇畫《維特魯威人》的時候，圓形代表天，方形代表地，人展開四肢連接天地，寓意人類的選擇權。米開朗基羅雕刻《大衛》時，沒有選擇英雄戰勝巨人的一幕，而是呈現他面對未知結果的決心和焦慮。所以你可以說，人類確實再次面臨「信仰之躍」。

觀察者網

：站在大歷史的角度，悲觀主義者也可以是樂觀的，因為當下的一切問題到500年後都必然會有答案。悲觀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在於對待社會現實的態度。比如歐洲許多城市發生恐怖襲擊後，當地社會最主流的聲音是「團結、勇氣、堅持」，堅持擁抱多樣性，決不放棄多元主義，決不讓恐怖分子剝奪我們的價值觀。他們非常勇敢，但似乎對現實問題一籌莫展。

克里斯·柯塔納

： 500年前，托馬斯·莫爾寫下了《烏托邦》，書名的本意便是「烏有之鄉」，但即使在這個美好的地方，仍然存在謀殺、盜竊和強姦。

世界上永遠會有瘋狂、邪惡、殘忍的人，這些陰暗面是人性的一部分——除非我們能辨別這些人格特徵的基因編碼，並從根本上清除這些暴力成分。

只要人類出於道德倫理風險不打算走到「優生學」這一步，恐怖主義就將永遠禍害我們的世界。消滅恐怖主義意味著削減自由，我們更願意自由地活在恐懼里，還是恐懼地活在自由里？有鑒於此，我們最理性的選擇便是「保持冷靜，繼續前進」。

另外，政府也應該反思造成恐怖主義災難的源頭，比如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因此未來再推翻哪個政權時，必須謹慎維持穩定，防止徹底摧毀社會秩序。

觀察者網

：敘利亞等國已經成為失敗國家，許多破壞已是既成事實，我們面對迫在眉睫的威脅，能做什麼？不管是特朗普的「禁穆令」，還是鼓吹宗教種族隔離極端思潮，既沒有政策可行性，又會反過來激化極端主義反彈，更加延緩伊斯蘭世界的文藝復興，其中是否存在一個死結？

克里斯·柯塔納

：與《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呈現的圖景不同，大多數美國人其實支持特朗普實施「禁穆令」。面對威脅力求自保是人類的天性，加拿大接受難民受到媒體一致讚揚，但民調數據顯示，40~50%的加拿大人支持特朗普的政策。我們不是英雄，我們看到曼徹斯特發生爆炸案，心裡也會害怕。一旦類似的事發生在加拿大，政客的反應將和特朗普一模一樣：先關上門，想清楚怎麼辦再開門。

你說的對，這裡確實存在一個矛盾：數據告訴我們，移民有助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但人類是感性動物，一旦感知到威脅，其他因素都得讓位於安全。所以短期內，良好的領導力是應對危機的關鍵，政治人物必須有擔當，在安撫公眾焦慮情緒的同時，堅持社會價值觀。

觀察者網

：所以

多元、包容、博愛等社會價值觀真的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能夠容忍它們附帶產生的社會成本嗎？

克里斯·柯塔納

：

多元、多文化、多種族已經是歐美社會的既成現實

，而當我們將來面臨越來越多的衝擊時——包括流行病、環境變化、經濟危機等等——是否能不分膚色外貌的界限，彼此支持扶助？還是一盤散沙，甚至相互指責？

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歐美國家在為多元主義理想支付社會成本，而應當認識到

我們本來就生活在危險的世界。當威脅降臨到我們每個人頭上時，我們需要團結的價值觀指導我們成為彼此的依靠，而不是成為彼此的敵人，這樣才會使社會遭受的危害最小化。

如果我們遭遇了一些挫折便改弦易轍，拋棄價值觀，那麼下次出現更大的危機時，我們還怎麼齊心協力去應對？

我一直研究中國，覺得中國在樹立社會美德方面做得特別好。國外媒體喜歡對中共進行負面報道，但其實它創造了許多社會技術（social technology），凝聚了社會美德。舉個小例子，2007年我來中國搭地鐵，秩序很亂，但到北京奧運會之後，每個人都開始排隊了，從樹立美德到規範行為，再到整合價值取向，這是中共巨大的社會動員力量的體現。當前時代充斥著不穩定性，因此政府掌握社會技術顯得尤其重要，不幸的是特朗普對此一竅不通，他製造分歧和對抗，腐蝕了誠實、信任、文明等應用社會技術的基礎。

任何人面對高速變化時，感到困惑和疑懼都是再正常不過的。過去二三十年，精神健康成為越來越突出的問題，其原因是許多國家發生巨變，人民生活壓力倍增；500年前的情況也差不多，當時的人們發現了一種新病症叫憂鬱症。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發達國家選擇了發展與活力，放棄了部分福利保障，導致許多新興職業的從業者沒有足夠的社會保障，那些正在經歷戰亂的國家自然更不必說。中國政府選擇從本國國情出發，以自己的節奏加入全球化，是非常值得讚許的；反觀美國政府，則錯誤地把全球化的兩個構成部分，即「經濟增長」和「政治分配」混為一談，使大批人民長期以來無法在享受經濟增長的同時拒絕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如今徹底否定全球化。

觀察者網

：如你所說，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都是人們選擇的結果。如果今天人們選擇暫停或退出全球化，勢必延緩甚至扼殺新的知識與發現，那麼新的文藝復興可能就不會產生。

克里斯·柯塔納

：我還是持樂觀態度，因為世界上許多重要資源已經發生了變化。政府雖然可以限制移民、貿易等傳統交流方式，但數據交流仍在以天文數字的量級持續進行，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製造業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超越了單純的成本因素，各國都不得不綜合考慮社會、戰略、環境、消費市場等因素，所以創新的動力從未消失。即使實體貿易的增長不如前幾十年可觀，思想和數據仍將在全球交流市場上佔據重要地位。

總之，發現的時代充滿了回報和風險。發現之旅也充滿了光明和黑暗。基於會競相湧現，但風險也會接踵而至。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讀者認清世界的走向，從紛擾中抽離出來，沉下心，並最終明白：我們只是故地重遊。回首過往，我們會清楚地知道該如何駕馭現在和未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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