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農村 72 位女性，講了自己在五六十年前集體化運動時的命運

作者簡介：

賀蕭（Gail Hershatter），曾求學於美國漢普郡學院、中國南開大學、美國斯坦福大學，獲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曾任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現為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歷史系自身講座教授。著有《天津工人，1900-1949》，《個人的聲音：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婦女》，《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和現代性》，《中國婦女在漫長的20世紀》，《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等。其中，《危險的愉悅》和《記憶的性別》分別於 1997 年、 2012 年獲得美國歷史學會「瓊·凱利女性史紀念獎」（Joan Kelly Memorial Prize in Women』s History）。

書籍摘錄：

導言（節選）

1938 年，張朝鳳五歲。母親在外出一個月後返回家中。朝鳳跟父母、祖父母以及從河南一路乞討來到陝西的饑民們住在一起。她有一個哥哥，妹妹則在出生不久之後就被送人。隨後母親離家去給一戶人家的孩子當乳母掙錢。

朝鳳的母親揣著一個月的工錢——全部是清脆嶄新的法幣，高興地把朝鳳叫到跟前。朝鳳握著藍色的票子，將它們舉到房裡唯一的油燈下，想看得更仔細些。太近了，「呼」地一聲，鈔票著火了。

對於六十多年前的這件事，朝鳳敘述得極為簡略。儘管這個故事被極度輕描淡寫且擁有灼炙的意象，它卻敞開了一個讓傾聽者自行去想像的結尾。朝鳳沒有贅述細節，也沒有說明當錢燒起來時她自己有什麼樣的反應，她亦沒有去猜測母親當時眼看著自己一個月的勞動成果——在送走第三個孩子之後才得以掙到的錢——化為灰燼後是什麼感想。

朝鳳在敘述中已經提及，鈔票燒毀之後過了三四年，母親因無法養活她，以四十斗小麥的價錢將她賣給一戶人家做童養媳。不過，她並沒有將燒毀的錢和她八歲便永遠離開家鄉去另一個遙遠的地方這個事實划上什麼因果聯繫。這個故事孤零零地在一份長達 22 頁的中文訪談稿中佔據著三行多一點的空間：一個母親的歸來，瞥了一眼的藍票子，一束躥起的火焰。

缺失的歷史

1996 年，我和高小賢開始在關中和陝南的村莊搜集農村老年婦女記憶的生活史。高小賢土生土長於陝西，是省婦聯研究辦的主任和陝西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的秘書長。自從在 1992 年的一次會議上相識後，我們就一直談論社會主義體制下中國農村的生活是多麼不為世人所知曉，而中國新興的婦女研究領域又是如何大多隻致力於對城市的研究。我們希望在衰老和死亡湮沒這些農村婦女之前，引出她們對 20 世紀 50 年代的敘述報道。

對我這樣一個生活在美國的中國歷史學者而言，這項研究計劃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填補我教學大綱的一個空白。我教授 20 世紀的中國史，志在囊括多種不同的聲音和研究方法。在教授有關 20 世紀 50 年代的歷史時，我每年都會搜尋新材料為教學所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十年間，國家發動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運動，力圖對土地所有權、婚姻、組織工作、個人的自我理解、個人的社區和個人的過去等方方面面進行重塑。而官方關於這些運動的記錄則往往是一張簡單而乏味的清單：婚姻法、土地改革、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百花齊放、反右運動、人民公社、「大躍進」。

官方的聲音主導著這些史料，宣稱國家的空間終於得以穩固：邊疆已被修整，歸入版圖並得到保衛；黨和國家均衡地管理國家內部，對領土有著全面的管轄。這種文件還為我們假設了一種可稱為「運動時間」的新時間。這種新時間將 1949 年之前的歷史與「解放前」這個詞劃分開來，並將國家運動與大眾對這些運動的參與作為衡量當前的標準。這些運動中的每一項都相繼經歷了被發布、宣傳、遮蔽、修正和廢止的過程。聚焦的都是運動的目標，而非運動實施的不均衡和帶來的意想不到的社會影響。關於這些由國家發起的運動的描述基本上千篇一律，只在地方人事部門、社區摩擦的具體根源以及（近來多有討論的）領導的失誤程度等方面有差別。

這些運動在城市權力中心以外的影響依舊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海外的社會學者們有時用難民訪談來彌補官方記錄的不足，他們的學術研究著墨更多的必定是城市而非農村。最終，城市知識分子們一些長篇累牘的回憶錄也加入這類研究，這些回憶錄詳細敘述了他們如何最初對革命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到後來遭遇越來越多的挫敗，最後為國家拒斥並在 1957 年被列為右派分子的過程。但即使加上了他們辛酸的聲音，這些運動框架之外的 50 年代在很大程度上依舊是一塊毫無特色的歷史地域。

儘管農民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之多，他們在這場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戲中卻被歸入跑龍套角色的範疇。從文字印跡來看，農民在 50 年代對土地劃分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幾年後為了土地集體化幾乎無條件地放棄了獲得的土地。他們抵制 1950 年的《婚姻法》並減弱了其效力。他們曾熱切地參與到「大躍進」早期的活動中，砸碎爐灶並捐獻出全部家當用來在後院鍊鋼，結果在「三年困難時期」大批地挨餓。這些國家措施在當時是如何被理解，尤其是如何被遠離國家宣傳中心的地區以及農村的婦女所理解——這些方面的信息遠比文字記載的資料更難獲取。

和全國大部分農村一樣，在 20 世紀中期的陝西農村，婦女既是革命性變革的對象也是行為的主動者。隨著 1949 年共產主義的勝利，中共政權對農村的社會關係以及理解這些關係所使用的類別範疇進行了迅捷有力的重組。這些類別範疇中有一項便是社會性別。當工作組在 50 年代初重新分配土地並計算配額時，他們將婦女算作是完全的家庭成員。當 1950 年的《婚姻法》對結婚和離婚作出新規定時，國家宣布停止買賣童養媳，並宣揚婦女掙脫包辦婚約和終止受丈夫虐待的婚姻的事例。國家支持的掃盲運動吸引了婦女入「冬學」，公共醫療運動將受過無菌分娩技術訓練的接生員送到農村。

隨著農業集體化的展開，大的工作組將婦女吸納為勞動者。有關土改、婚姻改革和集體化的早期報道都強調婦女如何積极參与這些運動，並表明農村婦女解放後的生活與解放前判若雲泥，無法相提並論。然而，在這一系列的農村重組和劇變中，農村婦女的聲音，她們如何回應這些國家運動，她們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 50 年代政策的影響——這些問題依舊陷於沉寂之中。在文字記載中，作為國家主人翁的「婦女」形象隨處可見。然而，在偶爾表現出對解放和集體化的熱情以外，還擁有個人歷史的有名姓的婦女卻並不多見。

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海外的女性主義學者便帶著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革命對婦女（包括農村婦女）帶來的後果。這些研究聚焦在國家對社會性別改革的有限構想上，著重點主要是恩格斯關於婦女應該成為家庭之外的有償勞力的理論。學者們指出，國家容忍婦女婚後居住在男方家，導致婦女在母家和夫家都處於從屬地位；國家在面對地方抵抗或者需要順從其他當務之急時，樂於將社會性別平等輕描淡寫或者將其置於其他當務之急之後；國家對集體的建構是以男性親屬關係網路為基礎的。與早前關於國家運動的報道相似，這些關於婦女的學術研究必然依賴國家資料並且試圖去考量全國範圍內的變化。

即使作者們帶著懷疑的態度去審視這些材料，他們也不自覺地將國家發布的政策視為主題。農村婦女主要是以被動員者的形象出現在這些研究中。作為國家特定干預行為（集體化、 1950 年的《婚姻法》）的熱情擁護者，她們的聲音亦清晰可辨，儘管她們擔任的是公式化和常規性的角色。但她們是如何參與政府政策和地方社會實踐，並如何在參與的過程中重塑自身——這些信息則更難以獲取。

有關 20 世紀 50 年代的社會文化歷史——生活的紋理質地和細微差別，國家革命早期的感覺、意義和地方痕迹——仍然晦暗不明。作為一個已經在有關城市工人階級、 20 世紀 80 年代女性、娼妓的研究書籍中運用過口頭敘述的中國史學者，我擔憂有關那段歷史的可能的資料——銘記那些年的人們的聲音——會很快變得難以獲取。去發現在農村婦女身上發生了什麼的唯一途徑就是去採訪那些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還在世的婦女們，本項研究計劃也開始於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的問題則從一開始就與另一個問題纏繞在一起，即她們在時隔四十多年以後以及在歷經這期間的種種事件之後，還記得什麼？這期間的事件必然地改變了 50 年代所被賦予的意義。

我的研究合作者高小賢關注的問題既有重疊又有不同。她於 1948 年生於西安，對陝西農村非常了解。她童年有部分時間在陝西農村的祖母家度過，並在「文革」時期以「下鄉青年」的身份返回到那裡。她系歷史學與統計學出身，也對口述史研究感興趣。到 90 年代時，她在婦聯及一個新的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讓她參與到設計以婦女為中心的農村發展項目中去。她很快認識到， 80 年代的第一個十年農村改革深刻地受到 50 年代集體主義的影響。社區基礎設施、街坊鄰里動態、家庭關係、宅居與遺產繼承模式、社會性別分工、個體慾望：所有這些都曾在集體化時期被重塑過，並為後來的經濟改革創造了可能。她認識到只有將要改變的環境考慮進去，才能制定出良好的發展政策。她認定，探詢集體化時代是如何塑造了婦女的生活與勞動便是一個很好的起始點。在本科學習歷史期間，她曾對婦女在家庭紡織中長期發揮的作用等問題感興趣，然而這些問題雖被提出，卻沒有得到解答。

由於本項研究，我和高小賢各自展開了面向不同讀者的寫作計劃。她打算利用從我們共同的調研中所獲得的材料寫一本中文著作：記錄過去 50 年間農村婦女勞動和再生產勞動的歷史。我們的研究興趣在一系列核心問題上達成一致。如果我們將一個被雙重邊緣化的群體——農村婦女——放置在我們對 50 年代的探索的中心，那麼對於國家政策產生的影響以及地方對這些政策的吸納和重組，我們可以了解多少呢？如果我們依據一個農村社區作為有利點，並認識到農村各個地區差別甚大，那麼諸如土地改革、合作社、集體化以及「大躍進」等 50 年代的國家運動對農村的婦女工作又有何影響呢？

解放前，什麼樣的工作被認為是體面並且吸引婦女們的，這些工作在 50 年代又發生了什麼變化？農村的婦女生活是如何發生改變的？誰是主要的活動積極分子，她們在地方上的事件中有多重要？婦聯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地方領導層是如何發展的？婦女工作的變化如何影響家庭經濟、家務勞動、性、婚姻以及育兒？社會張力的最大根源是什麼？婦女對自身、她們與娘家的關係以及她們與夫家的聯繫的看法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她們是如何將自己的生活與她們的母親和（外）祖母們的生活進行比較的呢？她們從當下回顧 50 年代，是如何將當時生命中發生的變故與後來的變化作出比較呢？歷史學家瓊·凱莉（Joan Kelly）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問道：「女性有文藝復興嗎？」如果她書寫的是中國而非歐洲，那麼她也許會問，中國婦女有沒有發起革命？如果有，是什麼時候並以何種方式發起的呢？

題圖及文內圖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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