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聯主政重慶

開國上將陳錫聯,湖北黃安人，從一個紅小鬼成長為人民軍隊高級將領，一直戰鬥在軍隊各級領導崗位上。因此，幾乎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重慶市市長……

陳錫聯

第3兵團解放重慶，陳錫聯出任重慶市長

1949年六七月間，第二野戰軍前委在南京召開擴大會議，研究進軍大西南的具體作戰部署和城市接管等問題。會議期間，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找陳錫聯談話，決定重慶解放後，由陳錫聯擔任市長、市委第一書記兼軍管會副主任。當時，陳錫聯擔任二野第3兵團司令員，之前從沒有干過地方工作。談話中，陳錫聯講出了自己的顧慮，劉、鄧首長鼓勵他說：「不會可以學，你是兵團司令員，下面還有人嘛。」接管重慶的領導班子，就這樣確定下來。

1949年9月，陳錫聯、曹荻秋等人在湖南常德開了一個會，參加會的有部隊、地方的領導同志和四川地下黨的負責同志，會上主要研究了重慶解放和接管工作的具體準備事項。

一是軍事準備。遵照劉鄧首長的指示，根據當時的敵情，對進軍大西南、解放重慶幾個軍的行進路線、作戰方案、部隊政治工作、後勤保障以及組織籌糧隊等，進行了詳細研究和具體布置。這方面的工作由陳錫聯負責。

二是組織準備。會議商定，在軍管會下面設立7人接管委員會，由部隊幹部、華東調集的地方幹部和四川地下黨的同志共同組成，對國民黨政權機構、廠礦企業、財政金融、文化教育、物資、財產和檔案等進行全面接管。同時議定了各接管委員會的負責人選。

三是思想準備。會議著重分析研究了重慶軍事、政治、社會和經濟狀況。四川地下黨的同志介紹了重慶複雜的敵情和社情，參加南京、上海接管工作的地方幹部介紹了經驗，使參加重慶接管工作的同志正確認識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在南京、常德期間的一系列準備工作，為重慶解放後的順利接管奠定了基礎。

1949年11月30日，第3兵團部隊解放重慶。12月3日，重慶市軍管會正式成立。成立軍管會的目的，是「為保障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維護社會安寧，確立革命秩序」。軍管會主任由二野副政治委員張際春擔任，陳錫聯、張霖之任副主任，謝富治、曹荻秋、段君毅、閻紅彥、王近山等任軍管會委員。12月11日，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決定，重慶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陳錫聯擔任市長，曹荻秋擔任副市長。軍管會和人民政府的成立，開始了重慶歷史的新時期。

「感謝陳市長，感謝陳青天!」

對於重慶，陳錫聯算是從久聞大名到身臨其境。

重慶是西南地區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抗戰時期，國民黨反動派把這裡作為所謂「陪都」，實際上是把這裡當作投降妥協的大本營和躲避戰亂的「避難所」。

1945年8月底至10月初，毛澤東主席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那時，陳錫聯和廣大指戰員一樣，擔心領袖的安全，恨不得把重慶踏平，早日接領袖回延安！

解放戰爭中，國民黨反動派在全面潰退之後，又把重慶作為最後掙扎的據點，妄想保持西南半壁河山，以爭取帝國主義的援助或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1949年11月，陳錫聯指揮第3兵團解放了重慶，親身踏上了重慶的土地。一進入重慶，陳錫聯震驚了：

重慶儘管沒有遭到毀滅性破壞，但國民黨留下的卻是一個爛攤子。無家可歸的難民流浪街頭，散兵游勇趁火打劫，7萬多舊有員工等待接收安置，大批學校的教師學生等待救濟與複課，被國民黨破壞的工廠亟待恢復生產，城鄉與內外交流及商業活動陷入停滯狀態，蔣匪特務四處潛伏進行破壞搗亂，國民黨潰逃時從監獄裡放出來的慣匪竊賊也瘋狂做案，大批乞丐在街頭攔路討要，不給即搶。總之，剛解放時的山城，滿目瘡痍，百廢待興。

陳錫聯等人採取的第一招，是保護資產、清點家底。

重慶解放以後，一切官僚資本、公共資產，已經成為人民政府的財產。因此，軍管會要求所有在機關、企業中供職的員工，必須保護好一切資產、檔案，遵照軍管會及其派出的軍事代表的命令，迅速完成清點、移交工作，不得破壞、浪費、隱瞞和盜賣。同時，對隱藏、轉移官僚資本和公共財物的，號召全市人民積極揭發檢舉，協助政府完成接管工作。經各接管委員會清點，共接收機關、工廠、銀行、倉庫、公共工程等大小單位計370餘個，接收員工10萬餘人，接收的各類物資主要有：黃金l萬餘兩，白銀8500兩，銀圓1.48萬餘元，美鈔5.02萬餘元，食米6700餘石，稻穀1.55萬餘石，食鹽9.57萬石，各種汽車1800餘輛。

陳錫聯等人採取的第二招，是宣傳教育群眾，揭穿反動謠言。

重慶解放後，敵人的反動宣傳仍然很囂張，製造謠言，擾亂民心，破壞接管。陳錫聯指示專人每天都聽取彙報，分析敵情，掌握動向，研究對策，針鋒相對，打擊敵人。針對敵人的謠言，大力宣傳我黨的政策和人民軍隊的宗旨，以事實揭露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發動內戰，鎮壓進步力量，奴役勞動人民的反動本質和真實面目。同時，用實際行動回擊敵人，澄清真相，教育人民。

陳錫聯等人採取的第三招，是治理社會秩序，改造大批乞丐。

剛解放時，全市流落街頭的乞丐有1000多人。白天，三五成群的乞丐見到穿得好一點兒的人就攔路要錢，見到汽車過來，就往路上一躺，不給錢就耍無賴；晚上則結夥偷盜、搶劫。他們既是舊社會的受害者，同時又擾亂社會，影響治安，必須堅決加以治理、取締。陳錫聯等對乞丐採取了收容教育的辦法，改造他們重新做人。

為教育那些被收容的乞丐，陳錫聯親自去給他們講話，說明政策，做感化教育工作。他堅持認為，改造乞丐是「變廢為寶」。通過教育學習，新舊社會對比，成功激發了乞丐們做新人的信念，他們決心棄邪歸正，做自食其力的新人。那時，中央決定修建成渝鐵路，陳錫聯等就把他們組織起來修鐵路，並按勞定酬，給他們發工資。後來，陳錫聯到工地去看望，乞丐們激動不已，有的跪下來說：「感謝陳市長，感謝陳青天!」他們告訴陳錫聯：平生第一次領到了錢，買了新衣服穿，有了飯吃，有了工作。許多乞丐經過教育，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氣，走上工作、生產崗位，成為新社會的勞動人才。誠如陳錫聯所說，「國民黨沒有能力解決的問題，共產黨在很短時間就徹底解決了。」

整頓碼頭秩序，解決民生問題

重慶依山傍水，船運發達，沿江碼頭多，碼頭工人多，人力車夫也多。解放前，封建把頭和偽工會控制著碼頭，他們把碼頭工人當作牛馬，任意打罵，肆意盤剝，敲詐勒索。碼頭工人受盡了反動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

接管重慶後，為了維護碼頭工人的利益，建立碼頭正常秩序，軍管會一方面派出部隊維護碼頭秩序，宣傳教育群眾；另一方面採取專政措施，把民憤極大的封建把頭抓起來，召開公審大會，判刑勞動改造。在碼頭工人代表集會上，工人們勇敢地站起來，爭相控訴封建把頭和偽工會的罪惡。在市總工會籌委會的領導下，很快就把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組織起來，分別成立了勞動工會，自己管理自己。工人們有了自己的組織，有了困難靠組織，生活上有了保障，社會地位提高了，勞動勁頭也足了，碼頭秩序很快改觀。

剛解放時的重慶，既臟又亂，下水道不通，污水街上流，垃圾成山，臭氣熏人，蒼蠅滿天飛，老鼠成災害。軍管會和市政府決心治理髒亂，整頓市容。陳錫聯等找到重慶市政建設工程圖紙，請技術人員和老工人一起研究治理方案，組織工人疏通管道，搬運垃圾，發動市民清掃街道，整頓市容。這樣，用開展群眾性衛生運動的方法，很快解決了髒亂問題，重慶市展現出新的面貌。在解決髒亂問題的同時，陳錫聯等安排了一批工人就業，組成了從事城市環境衛生的工人隊伍。

當時，重慶大小工廠很多，要儘快恢復和發展生產，首要的是做好工人的工作，妥善解決勞資關係問題。解放後，工人階級的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由被壓迫者變為新中國的領導階級，廣大工人強烈要求合理解決勞資關係，充分體現工人階級的地位和利益。凡官僚資產階級開辦的工廠，當時都按黨的政策辦事，收歸國有；可是，其他經管工廠怎麼辦?這也有個政策問題。所有工廠都面臨著恢復生產要原材料、工人做工要發工資等許多實際困難和要求。這方面的工作政策性很強，有個勞資雙方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問題。因此，這項工作花費的時間最長，力量最大。

陳錫聯委託張霖之、曹荻秋主要負責這方面的工作。在陳錫聯的全力支持下，二人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深入細緻的工作，制定了正確的政策，有效地解決了勞資關係問題，使工廠的生產很快走上新的軌道。

「『小鋼炮』開始開炮了！」

在接管過程中，還有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維護社會治安，對隱藏下來進行破壞搗亂的蔣匪特務進行鎮壓，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剛解放時的重慶，社情極為複雜。各種游雜武裝名目繁多，散兵游勇1萬多人，從上海、南京、武漢逃來的匪特以及蔣匪潰逃前留下潛伏的敵特，如國民黨中統局、軍統局的特務，「三青團」「中國青年黨」「民主社會黨」等非法反動黨團的頑固分子，數量也不少。這些反動分子，搶劫、殺人、強姦、偷盜、放火、破壞等等，無惡不作。更有甚者，他們還向軍管會的領導同志、民主進步人士、工商界頭面人物寄恐嚇信，威脅其人身安全。陳錫聯不但收到過恐嚇信，還挨過兩次黑槍。

面對敵特分子的猖狂活動，陳錫聯感到必須要進行一次嚴厲的鎮壓活動。他和重慶警備司令尤太忠、公安局局長劉明輝等開會商議，決定在全市來一個大搜捕。搜捕的方針，確定了兩條，一條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另一條是：快抓、快審、快處理。當時，已經掌握的面上的反動分子有六七百人，就確定先把這些人抓起來，通過審問，把那些藏在後面的敵特分子挖出來，爭取一網打盡。

1950年1月18日，行動開始。早晨6點半，全市緊急戒嚴。警備部隊及公安人員1萬多人統一行動，封鎖了大街小巷，控制了交通要道，開始了第一次全城大搜捕。敵特分子根本沒想到陳錫聯會來這一手，頓時驚慌失措，紛紛將暗藏的槍支、彈藥、電台等軍用物資丟在大街上、角落裡，不少人主動到軍管會交槍自首、交代罪行。當時的《新華日報》報道了這次行動的情況：

在緊急戒嚴期間，全市秩序良好，人們的心情，與蔣匪統治時期實行戒嚴時截然不同，許多住戶開著大門，男女老少站在門口相互談笑，慶幸著匪徒們的就擒。在臨江門，當公安人員和警備部隊押著一群匪徒走過大街時，兩旁的碼頭工人及市民們，都擠在每家門口拍手叫好，並紛紛相語：他們（指匪徒）橫行了幾年，今天算是走到末路了。

按原定方案，準備抓六七百人，但是由於許多市民爭相檢舉，以及被抓的人主動揭發，結果一共捉了1200多名特務和各類破壞分子。抓到以後，即按原定方針，快審快放，從速從寬釋放了一批主動坦白、願意悔改的特務分子。至中午12時許，第一次大搜捕勝利結束。下午，陳錫聯趕到廣播電台，向全市發表廣播講話。陳錫聯講完話後，欲擒故縱，宣布戒嚴解除。商店、茶館、電影院、戲院很快開門正常營業，市民生活也恢復正常。這時，那些漏網的、隱藏在幕後的敵特分子，以為沒有事了，又冒出來活動。陳錫聯等根據掌握和被抓特務檢舉的線索，當天晚上公安便衣一起出動，又來了個第二次大搜捕，一下抓了100多個罪大惡極的特務頭子。經過審訊，大張旗鼓地予以嚴懲。

經過兩次大搜捕，反動特務分子基本上都被抓了起來，狠狠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人民群眾拍手稱快，生產、生活秩序日趨正常，人心也日益安定。

因為陳錫聯勇猛善戰，紅軍時期就有「小鋼炮」的雅號，所以當時潛藏的敵特紛紛叫苦：「『小鋼炮』開始開炮了！」

「你這個領兵打仗的人，管城市也蠻不錯嘛。」

1950年1月23日，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隆重召開。會議期間，陳錫聯代表市政府向大會作了《關於重慶接管工作的報告》，向與會代表報告了重慶解放與接管的情況、接管中的幾項主要工作及當前的中心任務。與會代表經過審議，批准通過了這個報告。

會議結束時，選舉產生了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並決定由陳錫聯任主席，曹荻秋、胡子昂、何魯為副主席。

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及協商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接管工作勝利結束，開始了重慶全面恢復與發展的新階段。在此過程中，陳錫聯大膽團結、教育、改造和使用舊人員，留下了一段佳話。

據陳錫聯回憶：「無論是在接管時期，還是在恢復與全面管理時期，我們在重慶工作的幹部數量很少，大概是在同等城市中最少的。幹部少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西南的戰爭還沒有結束，前方仍在打仗，不可能抽調大批幹部留在地方；另一方面，主要考慮留的人多，自身負擔重，不利於恢復生產的發展。」

幹部少，沒經驗，工作任務重，怎麼辦？陳錫聯從實踐中認識到，團結、教育、改造、使用舊人員——舊公務人員、舊工程技術人員、舊知識分子，是一個好辦法。他認為，這些人過去為舊社會服務，通過教育改造，使他們脫胎換骨，轉變立場，同樣可以為新社會服務。

舊人員，雖然長期為國民黨做事情，身上舊的習氣很多，有的還有不少劣跡。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為養家糊口，與反動的官僚政客和土匪惡霸有本質的區別。同時，他們也是被剝削、被壓迫者，是我們黨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舊人員大都有文化，有技術，有管理知識和生產經驗。我們黨要搞建設，很需要這些人。因此，他們又是使用的對象。對舊人員的教育改造，陳錫聯也有一套：

「主要是對他們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基礎知識、群眾路線、群眾觀點和時事政策的教育，使之逐漸樹立新思想，增加與人民群眾的感情，改造成為對國家對人民有用的人才。在教育改造的同時，充分發揮他們的知識技術專長，引導、調動其積積性，自覺地為建設新社會貢獻力量。」

舊人員得到重視後，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很高，在解決重慶的下水道問題上出了大力。

重慶是個山城，地勢不平，每到雨季，雨水聚流而下，沖毀房屋，毀壞道路，糞便污水遍地橫流，人民飽受其苦。解放前，重慶人民多次呼籲修建下水道，但國民黨政府總以經費短缺為由敷衍搪塞。後來迫於壓力，勉強修了幾十公里，又借口沒錢停工了。解放後，在笫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劉伯承司令員提出要修建下水道，徹底解決環境衛生問題。這一倡議得到了全市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積極響應，陳錫聯主抓這一工作，他非常重視使用舊人員。

在回憶錄中，陳錫聯對這些舊人員充滿敬意：

在修建下水道工程中，舊人員——主要是舊工程技術人員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感恩於人民政府的信任和重用，對人民政府想山城人民之所想、解山城人民之所難欽佩不已，主動找來圖紙資料，精心設計測量，認真組織施工，和工人們吃住在一起，勞動在一起，不長時間就把下水道全部修通了，解決了國民黨政府幾十年未能解決的問題。

當年，重慶的全面恢復與發展，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困難之所在，正如鄧小平所言：「以重慶言，這裡有一個龐大的戰爭機構和一個龐大的軍事工業，國民黨在撤退時還來了一個嚴重的破壞，而以動力的損失為最大，現在要把它們恢復起來，改變成為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和平工業或改變成為切合實際的國防工業，當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在陳錫聯的努力下，鄧小平眼中「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開了一個好頭，「和平工業」「國防工業」開始起步。

1950年6月，陳錫聯和胡子昂副市長奉政務院周恩來總理之令赴京向民主人士彙報工作。彙報完後，這些民主人士對重慶的工作很滿意，由衷地說：「你這個領兵打仗的人，管城市也蠻不錯嘛。」

1950年10月中旬，陳錫聯離開主政近一年的重慶，赴京接受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的任務。

「鄧小平政治委員說，在城市裡，一個是辦公時間，一個是大禮堂。」

回顧主政重慶那段時期的工作，陳錫聯還從總結經驗的角度，有過認真的總結，這對於今天的城市工作思路仍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一，黨中央、毛主席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戰勝困難、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他曾經寫道：

重慶的工作，同全國其他大城市一樣，其他城市遇到的問題，我們都遇到了，其他城市解決了的問題，我們也都一個個逐步解決了。這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黨中央、毛主席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各項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恢復生產中，重慶遇到兩大難題：勞資關係和公私關係。這兩個問題，搞「左」了不好，搞「右」了也不好。那時，黨中央、毛主席在共同綱領中及時提出了15條經濟政策，其根本方針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在重慶工作中，陳錫聯等堅決貫徹執行這個方針，以此解決生產中遇到的一系列政策性問題，從而使各方面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第二，「包括重慶在內的整個西南地區的各項工作，都是在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等首長卓越領導下進行的。」談起這一點，陳錫聯有過詳談：

劉、鄧、賀首長以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高瞻遠矚，運籌帷幄，牢牢把握西南大局，把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同西南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地予以貫徹執行。這是我們做好各項工作的重要保證。

當時，西南局住在重慶，劉伯承司令員是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鄧小平政治委員是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賀龍是西南軍區司令員。我們在重慶工作的同志，近水樓台先得月，工作中遇到困難，思想上有了問題，經常向劉、鄧、賀等首長請示彙報。劉、鄧、賀等首長對重慶的工作是非常關心的，給予了堅強有力的領導和具體有效的工作指導，使我們獲益匪淺。

在重慶工作期間，鄧小平對陳錫聯影響最大：

鄧小平政治委員給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每周禮堂見面一次。鄧小平政治委員說，在城市裡，一個是辦公時間，一個是大禮堂。不會用大禮堂就不會把工作做好。一般的經驗，應該一個禮拜在禮堂見面一次，每次哪怕1個小時、半個小時都好。這樣比今天找這個同志談一次話，明天找那個同志談一次話，時間節省，而且一個東西可以很快地傳達下去，不打折扣。學會用大禮堂，就是要善於節省時間，中間少隔幾層，提高工作效率。鄧小平政治委員講的道理很淺顯，方法也簡單，但是很管用，會議制度就是由此而建立起來的。隨著恢復生產工作的全面展開，陸陸續續建立了一系列制度：集體辦公制度、彙報檢查制度、請示報告制度、互通情報制度等等。這些制度的建立和實施，使我們對城市工作的領導由被動變為主動，由盲目變為科學，工作效率大為提高，管理水平一步步走向成熟。

第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解放時重慶人口約120萬，重慶市的產業工人、交通運輸工人、手工業者及其家屬就有50多萬，差不多佔了一半。因此，陳錫聯清醒地指出：重慶的各項建設，必須依靠工人階級，走群眾路線。為了讓工人們在政治上抬起頭，陳錫聯等規定所有公有企業要成立管理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管理委員會中工人代表要佔半數，企業內的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經過管理委員會討論決定。同時，還要求各企業成立職工代表會議。職工代表會議與管理委員會並行，成為在工會領導下保障和維護職工利益的固定的組織形式。在私有企業，他們強令廢除那些剝削、侮辱工人的管理制度（如搜身制度），禁止無理開除工人，改善工人勞動環境，保障工人休息權利等。

剛解放時，工人群眾期望很高。有些工人提出要增加工資，減少勞動時間，發「解放金」，過節要發雙薪等。在當時財政經濟困難的情況下，這些要求不可能完全得到滿足。通過陳錫聯等組織有關部門宣傳教育，在重慶市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工人代表們主動號召全市職工不加工資，拿最低工資，努力生產，不計報酬，和人民政府團結一致，共渡難關。代表們的號召得到了全市職工的熱烈擁護和積極響應。在恢復生產與全國建設中，重慶市的工人階級最終發揮了高度主人翁精神、奉獻精神、吃苦耐勞和創造精神，為建設人民的重慶作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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