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毛澤東親自接見過的絕色美女，後來叛逃做了克格勃

文史 06-07

來自網路、未經證實的傅索安照片

來源：東方明著《狂花凋落：一個女知青的克格勃生涯》

傅索安，毛澤東首次接見的紅衛兵中的一員，中國第一個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一個很具號召力的活躍分子。因為挑起村民械鬥，她叛逃到前蘇聯，成為了一名克格勃特工。

從紅衛兵到插隊知青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於天津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她的父親是醫生，母親是一家科研單位的英語文字翻譯。傅索安從小就長得很漂亮，她的周歲照片曾被照相館放大後陳列在櫥窗里。從生下來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過不少照片，有的還請人畫上了彩色。這些照片，在傅索安後來越境叛逃後，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

她在班級里擔任著班幹部、英語課代表，又是共青團支部副書記，是一個很具號召力的活躍分子。1966年8月18日，她成為毛澤東主席首次接見的紅衛兵中的一員。

二十年後，比傅索安小七歲的弟弟傅索強曾憑他少年時的記憶對1968年時的傅索安作過了一個白描式的敘述：「她個頭很高，大約不會少於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好像體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間；臉形是鴨蛋形的，五官長得很端正，分布得很均勻，黑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來總閃著光波，眼睛上部長著一對濃黑的月牙眉。她和當時的同齡人一樣，愛穿一套草綠色的軍裝，右臂套著個紅袖章，剪得很短的頭髮上壓著一頂軍帽。」

接著，傅索安開始了「革命大串連」。她的串連有別於當時絕大多數紅衛兵，不是遊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種社會調查。三個月中，傅索安的足跡走到了新疆、內蒙古和東北三省，不但去城市，還下農村，她甚至還在內蒙古距中國、蘇聯的界河額爾古納河不到二十公里的奇瑪村落戶，成為中國第一個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認了一位「乾娘」。這也為她後來越境，提供了一個主要的有利因素。1966年底，傅索安回到了天津。其時，她的母校已經山頭林立，全校初高中各班級林林總總總共有二十多個「造反兵團」、「戰鬥團」之類的造反組織。傅索安豈是甘於寄人籬下之徒，所以斷然謝絕了幾個同班、同年級組織拉其入伙的邀請，自己發起組織了一個「橫空出世造反總部。

「橫空出世」與同校其他造反組織相比，具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其成員打破年級界限，從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紅五類」、「黑七類」一視同廣，只要本人有決心、造反幹勁。這樣一來，許多被排斥在造反組織大門之外、從心底里渴望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學生，都紛紛投奔「橫空出世」。

她在班級里擔任著班幹部、英語課代表，又是共青團支部副書記，是一個很具號召力的活躍分子。傅索安喜歡看書，這個習慣又使她養成了勤于思考、善於思考的習慣。

因此，她考慮問題往往比她的同學要深些廣些。正因為如此，所以傅索安在別人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學校的一般教師時，她已經在寫「制定和忠實執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區、市教育局長頭頭的大字報了。當她的同學跟著炮轟教育局頭頭腦腦時，她已登上火車去了北京，成為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見的紅衛兵中的一員。

知青挑起的械鬥事件

千鈞一髮！一場大規模的、有可能引起民族糾紛的械鬥即將發生！這不僅僅是戴手銬的事，弄不好腦袋也會搬家！

鮑家莊，與奇瑪村相距四華里，那是黑龍江省境內的一個小村莊。1958年，兩村為解決長期困擾生產的水利問題，經過協商，決定合修一個小水庫。水庫利用原先的一塊天然低洼地修造，兩村根據土地面積、人口數量按比例出勞動力。兩年後，水庫修成了，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預想的目的。但是，投入使用後不久，就出現了問題：首先是在蓄水量有限，不能滿足兩個生產隊土地的灌溉量時庫水如何分配。再有就是水庫每年的維修養護的勞力費用如何分攤。

傅索安覺得應當為奇瑪村在這件事上出把力。於是，在一天夜裡，她帶領一隊農民，與鮑家莊人發生激烈的武力衝突。受襲擊的鮑家莊生產隊員5人被毆傷，其中三人骨折，一人一隻眼睛被打瞎。

幾天後，工作組終於查清了集體戶知青在這次事件中的行為，他們不無震驚地發現這次幾乎釀成驚動全國的械鬥事件的起因竟是這幾位知識青年尤其是傅索安造成的。用當時流行的說法，傅索安就是「挑動群眾斗群眾」的「黑手」。

1968年5月8日，工作組在鮑家莊召開批鬥會，對傅索安等幾個「黑手」的罪行進行揭發、批鬥。鮑家莊的社員對「黑手」恨之入骨，除了口誅，有少數人還跳上批鬥台以暴力教訓這5人，就像當年對付地主惡霸一樣，要不是押解民警儘力阻止，5人沒準都是直著上台，橫著下台。5人中傅索安因是首犯，接受的教訓最為深刻，等到批鬥會結束時，她的半邊臉腫得像發麵，一隻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頭髮也被拉掉了一束。傅索安此時也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工作組要拿她開刀了。

幾天後，傅索安避開崗哨的視線，逃離了奇瑪村。

被擒獲後越境叛逃

午夜時分，值勤人員再次檢查關押要犯的西屋時，發現已是人去室空！

奇瑪村立刻報告了公安局，不久，傅索安被擒獲。

作為高中一年級的優等生，傅索安的各門功課都學得很好，琢磨各類問題都很有悟性。不幾天，她便弄清了手銬的結構和原理。

弄懂了原理，傅索安也找到了不用鑰匙開啟手銬的辦法。那天夜裡，傅索安強作鎮定，佯裝睡熟，竟把看守蒙了過去。待那人去對面屋子檢查時，傅索安立刻輕輕爬起來，打開窗子，跳窗而出，遁身黑夜之中。

傅索安從臨時監押所逃出來後，一頭扎進了黑暗，四周漆黑，通過視覺反映到大腦里的，儼然是一大片故意塗成的幻異圖景。她無法選擇道路，就在野地里深一腳淺一腳地朝著額爾古納河方向狼狽逃竄。

從奇瑪村往額爾古納河邊的實際距離大約是十九公里，傅索安使出她以前在學校參加1500米長跑賽的勁道，拚命奔跑著。

傅索安越境位置的對岸，是蘇聯克格勃邊防管理局的第36號地區。蘇聯方面在該地區布置了一個營的邊防部隊，並在執行巡邏勤務時時常故意侵入中國境內，向中國方面肆意挑釁，就在傅索安在寒氣逼人的河水中拚命亂游的時候，遠處，一艘巡邏艇正在中速行駛著。艇上，蘇聯邊防軍人不時打開探照燈，朝主航道中國一側的河面上亂晃亂照。突然，他們發現了傅索安……「你的公民身份證號碼？」「中國沒有公民身份證。」「你的身份？」傅索安想說是學生，但頭腦里倏地冒出「政治」兩個字眼，便靈機一動道：「我是紅衛兵。」

上尉臉上呈現出興奮的神情，語調也略顯緩和：「你既然是中國紅衛兵，怎麼會出現在額爾古納河蘇聯一側的境內？」

傅索安說：「我是冒著生命危險來投奔蘇聯的。」

上尉將這句話譯給值班主任聽後，又問：「你投奔蘇聯的動機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中國現在實行的一套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以我冒險前來投奔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尋求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上尉把傅索安的情況很快彙報給了蘇聯特務機構。特務機構頭子安德羅波夫對如何處置傅索安著實損失了若干腦細胞。想來想去，他的頭腦里忽然冒出一個主意：何不把這個中國姑娘放在克格勃，把她培養成一名特工！

安德烈上校送傅索安去的特務學校，是特維爾諜報學校。傅索安，成了該期學員的佼佼者。

東京謀殺

槍管里的毒藥從報紙里噴出來，化成一股淡霧，直襲尤里·巴甫倫夫的臉部，他便離開了這個世界。

1970年4月上旬的一個周末，傅索安持克格勃的證件偽造專家專門偽照的護照，以香港居民赴日本旅遊探親的名義，化名「李娜麗」飛抵東京，順利地通過了海關檢查。機場外面，克格勃已經安排了一個日本中年男子來接站。

這個日本人名叫固關孝三郎，是東京一家機械公司的汽車司機。傅索安在莫斯科接受任務時被告知的是：此人是她的臨時房東，她被安排住在他的家裡，住宿及搭夥均需付錢，絕對不能讓他知曉真實身份及使命。因此，傅索安到他家後，馬上贈送給固關孝三朗夫婦每人一件中國真絲短袖衫，說明自己將在東京待一段時間，邊打工邊尋找已經失散多年的叔父，說著預付了一些食宿費用。固關夫婦很是客氣，再三推辭不掉方才收下，然後沖傅索安連連鞠躬。他們把傅索安安排在靠近後門的一間大約有十來平方米的小屋裡，傅索安可以從後門自由出進，這使她感到很是滿意。

當天晚上，傅索安拿出尤里?巴甫倫夫整容後的照片，最後看了一遍，然後使用銷毀劑將全部照片化為紙漿，倒進抽水馬桶衝掉。至此，尤里?巴甫倫夫形象已經深深地印在傅索安的腦海里，即使他混在幾十個和他年齡、體形、外貌都差不多的男子中間，她也有把握一眼就認出來。

第二天，傅索安花了一天時間，坐車兼步行把東京轉了個遍。

她不無驚奇地發現，東京的地理、環境和建築物分布情況和克格勃的那個立體沙盤完全一樣，甚至連警察站崗、巡邏的位置、路線也毫無差異。傅索安由此而覺得自己對東京是相當了解的，這，增加了她完成行刺任務的信心。

第三天，傅索安開始接觸行刺目標。尤里?巴甫倫夫住在東京市區南部一個叫「阿谷町」的地方，那是一個高級公寓小區，距傅索安下塌的固關孝三郎家有二站路，步行大約需要一刻鐘時間。根據克格勃掌握的情報，尤里?巴甫倫夫的活動規律是這樣的：每天清晨6點鐘，他在兩個日本保鏢的陪同卜，從家裡出來，步行會附近的一個小型公園散步三刻鐘左右，然後來到公園前的天橋上，那裡有一夥擦皮鞋攤，他會隨意在其中一個前坐下，一面擦皮鞋，一面閱讀上天橋前從報攤上買來的當天早報。一張報紙看完，皮鞋也擦好了，就扔下報紙和錢走路。他在家裡用完早餐後，坐上私人轎車去他所經營的公司上班。尤里?巴甫倫夫經營著兩家公司；此外，他還開了一個技術諮詢所，專門接受機械方面的技術諮詢。尤里?巴甫倫夫上班時間通常總是待在無線電器材公司，機械公司或者技術諮詢所有業務，都是通過電話向他請示拍板的。他在無線電器材公司要待到晚上7點鐘，這才坐車返回阿谷叮公寓。之後，他不再出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尤里?巴甫倫夫都過著這種深居簡出的單調生活。他和他叛逃後所娶的日本妻子以及兩個年輕漂亮的女秘書兼傭人生活在一起。由於他的好色，那兩個日本女青年無疑是他發泄性慾的對象。尤里? 巴甫倫夫常年雇著兩個保鏢，他們日間一起值勤，晚上則一天隔一天輪換在公寓里提供保護。

傅索安不露聲色地盯了兩天，發現尤里·巴甫倫夫的活動規律和克格勃所提供的情況毫無差異。於是，她開始考慮如何下手。

根據克格勃的方案，她應當在尤里?巴甫倫夫每天都去的「兵部大樓」下手。「兵部大樓」即尤里?巴甫倫夫那家無線電器材公司所在地，這是一幢五層建築物，以業主兵部規化的姓氏所命名。尤里?巴甫倫夫的公司位於八樓，佔用了一半房間。克格勃的行動專家在反覆研究後，認為博索安宜混入「兵部大樓」物色機會對尤里?巴甫倫夫下手。因為一般說來，保鏢在公司或者家裡對他的保護對象的關注程度最為薄弱，此時下手，成功率最高。而暗殺所用的武器是特製的毒藥槍，所以傅索安下手後不易被懷疑，容易完全脫身。傅索安因為此事關係到她的身家性命，所以考慮得特別細緻。

她很快就發現了一個漏洞：從理論上說，她可以混入「兵部大樓」伺機下手。但是，在具體實施時，可能會遇到這樣一種情況，即進大樓後無法下手，甚至一連幾次都無法下手，這樣，對方肯定會注意她，那時她無疑無法下手了。這不是拿她的性命當兒戲嗎？傅索安氣得差點破口大罵。但氣歸氣，罵也可以，行動卻必須實施的。

克格勃的紀律森嚴，如無特別意外的原因，所委派的任務必須不折不扣地完成，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安德羅波夫有句名言：「須知我們用人民所創造的財富送你們到國外去，不是為了讓你們觀賞異國風情和享受高級生活的！」後面他沒有說，但其意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傅索安不得不開動腦筋，另想辦法完成任務。她以「生脖為由，在床上整整躺了兩天，終於想出了一個新方案。

傅索安按照克格勃交給她的應急聯絡方法，在阿谷町地鐵車站出口處的閱報欄的第二根木柱子一點二米高度處，用手指甲刻了一個不十分明顯的三角形圖案。次日上午8時許，她去街心花園，在長椅上坐下，手裡拿著一本色彩鮮艷的畫報。一會兒，來了一個歐洲男子，用英語對上陪號後，問她有什麼事要協助的。

傅索安用英語說：「請給我安排一個在阿谷町天橋下合法而又合乎情理的賣報機會，並且提供全部便利。」

「明白。」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三十六小時內行嗎？」

傅索安當然是想早一些，但一算尤里

巴甫倫夫只在早晨去天橋，尋思三十六小時其實和二十四小時是一樣的，明天肯定是不行了，便點了頭，又問：「怎麼聯繫？」

對方說：「明天晚上8點鐘，請您去大東京電影院門前，有人會遞給你票子，您進去就解決了。」

傅索安站起身來：「好的。那麼，再見！」

三十六小時後，傅索安準時抵達大東京電影院門口，果然有一個日本男子遞給她一張票子。傅索安憑票入場，對號入座，發現旁邊的位置空著。一會兒，燈光熄滅，電影開場了。有個人無聲無息地挨著她旁邊坐下，在經過她面前時，把一個皮包放在她的大腿上。傅索安只看了十來分鐘就離開了電影院，回到固關家打開皮包一看，裡面是一套東京報販穿的衣服，一張摺疊式尼龍布小椅子，一塊印有「東京報紙專賣」字樣的塑料布和一些零錢。另外還有一張紙條，上面寫的竟是中文，讓她明天早晨6點鐘去天橋下擺出報攤，會有人給她送來報紙。條子上還附有報紙的種類、名稱、批發價和零售價。

次日早晨，傅索安依言而去。果然，她剛在天橋下尤里

巴甫倫夫每天買報紙的那個位置放下椅子，攤開那塊塑料布，便有一輛自行車到面前，騎車人扔下一包報紙後，點點頭便走了。傅索安把報紙在塑料布上擺開，坐在椅子上開始賣報。不一會兒，另外幾個報販也來了，各人自己找了個位置，攤開報紙，等候主顧。

6點40分，傅索安估計尤里

巴甫倫夫要來了，便悄悄取出毒藥槍，卷在一份報紙裡面，然後拿了一顆「糖果」，放進嘴裡慢慢地嚼著。她剛把「糖果」咽下去，就看見身高體壯的尤里

巴甫倫夫在馬路對面氣定神閑地踱著方步往這邊走來，身後跟著兩個比他矮一個頭的保鏢。傅索安馬上把卷著毒藥槍的那份報紙成喇叭狀握在手裡，朝行人輕輕晃動著。東京報販不興吆喝，這個動作就是招睞顧客。一個行人在傅索安面前駐步，買了一份《東京灣時報》。

他剛走，尤里

巴甫倫夫已經來到面前，漫不經心地往塑料布上扔下一張紙幣，說著蹩腳的日語：「請給我一份《東京晨報》。」

直到這時，傅索安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思維上的錯誤：她坐在小椅子上，和尤里

巴甫倫夫的面部之間的距離遠遠超過兩尺，如果開槍，顯然起不到效果，還有可能會被察覺。要想達到效果，除非站起來，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那兩個保鏢馬上會作出反應！傅索安嘆一口氣，只得放棄計劃，把報紙和零錢一起遞給尤里

巴甫倫夫，沖對方嫣然一笑，用日語說了聲「謝謝」。

尤里

巴甫倫夫對女性特別注意，他馬上留意到傅索安那張俏麗的臉蛋，眼裡散發出一種異樣的光彩，居高臨下對著對著傅索安審視了幾秒鐘，開腔問道：「你不是日本人吧？」

傅索安點點頭：「是的，我來自香港。」她牢牢地記著克格勃專家的關照，不說「中國人」，而說「香港」，因為當時香港居民對外都不稱「中國」而稱「香港」的。

尤里

巴甫倫夫點點頭，鼻音重重地「晤」了一聲，和保鏢一起上了天橋。傅索安望著他的背影，懊惱萬分地把那份卷著毒藥槍的報紙放進了裝報紙的帆布袋。此後兩個小時，傅索安一直在思索如何修正方案。她望著天橋上的那幾個擦皮鞋攤頭，尋思早知如此，倒不如化裝成擦皮鞋的，倒有下手機會了。但現在已不能「轉行」了，否則定會引起懷疑的。

就這樣，傅索安一直到賣完報紙收攤走路，還是沒能想出什麼方案來。往回走的時候，她告慰自己：好在沒有限定時間，還有迴旋的餘地，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意圖。傅索安走到拐彎角時，忽然從後面走來一個人，攔住了她的去路。她定睛一看，認出是那個歐洲男子。對方開口問她還要提供什麼幫助，她說現在不需要什麼，但是從今天起每天晚上8點鐘都必須去街心花園和她見面。對方連連點頭，說著英語：「明白！明白！」然後迅速離去。兩人接觸不過十秒鐘，在旁人眼裡，這是一次生活中常見的問路。

此後三天，傅索安每天去阿谷叮天橋下賣報，尤里

巴甫倫夫也每天從她手裡買報，他盯著她看的時間一天比一天長，顯然頭腦里已經在動起了想入非非的腦筋。傅索安對於尤里

巴甫倫夫，就像一個獵手隔河面對著極想獵獲的獵狗，徒然渴望而又無可奈何。

每天晚上8點，傅索安準時去街心花園赴約，因為沒有想出新的方案，也就不和那個歐洲男於說話，眼神一對，微微搖頭便走開了。

第三天晚上，傅索安悶悶不樂地從街心花園往固關家走時，目睹了一次因自行車撞人而引發的三人吵架，她心裡突然一動：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

二十四小時後，傅索安和那個歐洲男子在街心花園見面，她向對方作了交代後，問實施起來是否有困難。對方沉思了一會，說「沒問題！請您說個時間。」

傅索安胸有成竹道：「明天上午6點50分，請來人看我的暗號行事。事成之後；請安排我立即離開日本返回莫斯科！」

「行！小姐，衷心祝願您獲得成功！」

1970年4月13日，星期一。這個日子，無論是號碼還是星期排列，都是歐洲人所深感忌諱的，許多人把這類「13」和「一」相逢的日子稱為「黑色日子」，也就是中國的風水先生所說的「黑道日」。

巧的是，尤里·巴甫倫夫就是這天被刺身亡的。

這天早晨，尤里·巴甫倫夫和往常一樣，在6點45分左右來到阿谷町天橋下，徑直走到傅索安的報攤前，扔下鈔票買《東京晨報》。傅索安送上報紙和零錢時，一雙眼睛顯露出嬌媚的神情，朝他甜甜地一笑。尤里·巴甫倫夫見狀，哈哈大笑，欠身伸出一隻毛茸茸的大手，在傅索安的臉上輕輕擰了一下，用俄語嘟噥了一句：「真是誘人的東方美人啊！」這是他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句完整的話語。

尤里·巴甫倫夫走上天橋，在一個擦皮鞋攤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兩個保鏢一左一右分站兩側，兩雙眼睛警惕地注視著各人一側的那個通道口。尤里·巴甫倫夫開始看報，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天他竟一反常態，從衣袋裡掏出香煙，點了一支叼在嘴上慢慢地抽著，這為傅索安的行動提供了極為理想的掩護。一隻皮鞋剛擦到一半，忽然從天橋下傳來爭吵聲，那是傅索安和兩個日本大漢為了對方走路時踩髒了塑料布而引發的。傅索安銅鈴似的嗓音和那不算十分流利的日語，馬上使尤里·巴甫倫夫辨別出這是誰了，他放下報紙，把臉轉向那個方向。就在這時「啪」的一聲，傅索安挨了一個大漢一記重重的耳光，她尖聲大叫，拔腿就往天橋上逃，手裡很「自然」地拿著一份卷攏的報紙。那兩個大漢嘴裡罵罵咧咧，在後面緊追不捨。

傅索安逃上天橋，朝尤里·巴甫倫夫這邊奔來，一臉驚懼，嘴裡用日語大聲叫著「救命」。尤里·巴甫倫夫見狀，馬上作出反應，指著傅索安：「過來……攔住！」

過來——是招呼傅索安；攔住——是對保鏢下的命令，讓攔住後面那二位。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大漢已經趕上傅索安，飛起一腳踢在她的臀部，傅索安尖呼一聲，整個身於朝尤里·巴甫倫夫這邊跌衝過來。兩個保鏢已經上去擋住兩名大漢，尤里·巴甫倫夫急忙把擱在架子上擦皮鞋的那隻腳放到地下，想起來扶住傅索安。就在這時，傅索安隔著報紙按下了毒藥槍的按鈕，槍管里的毒藥從報紙里噴出來，化成一股淡霧，直襲尤里·巴甫倫夫的臉部。幾乎是同時，尤里·巴甫倫夫一聲不響地栽倒下來，正壓在擦皮鞋者的身上，引出一陣負痛的狂叫。傅索安也「立足不穩」而摔倒在地下，藉機把毒藥槍塞進懷裡，將報紙扔在一邊，以示「無辜」。兩個保鏢聽見叫聲，回頭一看，大驚失色，慌忙奔過來扶尤里·巴甫倫夫。兩個日本大漢不肯罷休，猶如奔過來要打傅索安，迫得後者爬起往橋下奔逃，攔下一輛出租汽車（也是預先安排的）上去狂叫「快開」。汽車急駛而去，傅索安馬上吸解毒藥，然後將毒藥槍、解毒藥交給司機，下車攔住另一輛出租汽車，直奔羽田機場。

卻說尤里·巴甫倫夫被送到醫院時，早已氣絕身亡。那兩個保鏢這才想起報告警方。東京警視廳派員趕赴醫院，了解情況後，一面通知死者家屬，一面調查傅索安和那兩個日本大漢的下落，同時傳訊了那幾個在場的擦皮鞋人。尤里·巴甫倫夫的妻子趕到醫院後，同意解剖死者屍體。結果，經法醫驗檢，認定尤里·巴甫倫夫死於心肌梗塞。於是，東京各方撤回了所有調查人員。而此時，傅索安早已飛離東京了。

參與辨認林彪屍體

傅索安親眼目睹了歷史性的一幕：在溫都爾汗三叉戟飛機墜毀地，克格勃專家割下了林彪和葉群的頭顱，放進沸水中煮。

轉眼到了1971年。傅索安已從特維爾諜報學校畢業一年多，並被派往國外執行過多次間諜任務了。10月中旬，傅索安又被調到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級特工學校任教官。這天晚上，傅索安剛準備洗個澡後看電視時，電話鈴突然發出一陣刺耳的響聲。她遲遲疑疑地望著電話機，不肯伸手去取耳機。因為極少有人在晚上給她打電話，鈴聲執拗地響著，她在無可奈何中終於拿起了耳機。

電話是學校政治委員打來的，只有一句話：「傅，請你馬上到我這裡來！」

傅索安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校部，一踏進政治委員辦公室，那個有著克格勃少將軍銜的中年禿頂男子便把一紙電傳遞給她：「傅，你看一下，五分鐘以前，從莫斯科發過來的。」

傅索安定睛一看，電傳內容是讓她閱到這個命令後，立刻去喀山澳托爾軍用機場，當晚22時45分左右，將有一架伊爾運輸機從莫斯科飛來，她即登上該機，具體任務由在這架飛機上的伊凡諾夫上校向她交代。

伊凡諾夫拿出一份地圖，攤在桌上，邊指點邊向傅索安作了敘述，也就是交代任務：1971年9月13日凌晨，大約兩點左右，蒙古溫都爾汗附近的牧民被一陣難聽的「嗡嗡」聲響所驚醒。這時，牧民發現從西南向北飛來一架飛機，飛得很低。這架飛機在巴圖腦爾蘇木上空繞圖門山轉了一圈後，順著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飛行，聲音越來越大。片刻，這架飛機在山谷盡頭的蘇布爾古盆地墜毀，隨後燃起了連天大火。

傅索安聽得如墜雲里霧中，卻又不敢發問。這時，伊凡諾夫上校說：「這架在溫都爾汗墜毀的飛機，是英國製造的三叉戟運輸機，是中國二號人物林彪的座機。」

「啊？！」傅索安大吃一驚，林彪的座機怎麼飛出了國境線，又怎麼墜毀了？她再也忍耐不住問道：「上面坐著誰？」

「據來自中國的情報，那架飛機上有九名乘員，全部遇難，其中有林彪、林的夫人葉群！林的兒子林立果！

政治局責成安德羅波夫主席主持查明墜機事件中的九名死者中究竟是否有林彪，因此，國家安全委員會抽調了克格勃的醫學專家、痕迹專家、化學專家、攝影專家等，組成了這個調查小組，專門前往墜機現場作調查。至於你，雖然不是專家，但你來自中國，曾是狂熱的紅衛兵，親眼見到過林彪和他的夫人葉群，並且有一段時期生活在睜眼就可看見林彪的照片、電影、電視的環境中，頭腦中對林彪的形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決定讓你一起去墜機現場，辨認遺體，作為鑒別依據之一。」

傅索安一邊聽一邊點頭，表示明白這層意思了。但她覺得頭腦里像是打翻了一盆糨糊，昏昏糊糊不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傅索安一行來到了埋葬屍體的地方，那是蘇布爾古盆地西北陂的一個名叫扎森的小山。墓地位於小小南陂，距失事現場大約四公里。整個墓地呈圓形，在十米長、二米寬的空間里，設立了三座墳墓，每座墳墓前都立著一塊木牌，上面寫著相同的文字：「中國遇難者之墓」。埋葬時，誰也不清楚死者的身份，只知道他們是中國人。

墓地上有四個蒙古牧民等著，他們是當時參加埋葬屍體的，現在被召來替克格勃挖掘墳墓。伊凡諾夫上校客氣地和他們每個人握手，送給每人一包蘇聯紙煙，用流利的蒙古語向他們詢問了當時埋葬屍體的情況，然後下令把三座墳墓全部挖開。上校強調：「牧民弟兄們，請千萬手下留情，不要損壞了屍體，以免影響我們的鑒別工作。」說完後又用俄語嘀咕了一句：「這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攝像機又打開了，拍攝了挖掘屍體的全過程。墳墓的土層很淺，不一會九具屍體便全部挖了出來。屍體外面裹著的白布尚未破損，只是已被屍體腐爛時分泌的屍液和泥土弄得骯髒不堪。當屍體全部暴露出來時，克格勃的醫學專家立刻用噴霧器對墓穴進行細緻的消毒。消毒後，伊凡諾夫下令開始檢查，屍體外面的白布很快就被刀子割開了。專家對屍體直接噴洒了消毒液後，伊凡諾夫對傅索安說：「傅，現在，你去辨認，看這九具屍體中哪具比較像林彪。」

傅索安其實早在觀察了，屍體入土已經五個星期，9月中旬氣溫不算很低，而且墓地低凹，出現滲水現象，因此每具屍體的臉部都已經腐爛得難以辨認了。她走到屍體近前，一一看下來，葉群那具是長頭髮，自然馬上認出來。傅索安接著認出了右側墓穴中的林彪屍體：「我想，這是林彪吧。」

這個結果，與牧民敘述當時埋葬屍體時「年齡最大的一個」所埋葬屍體的位置相吻合。

傅索安後來對同鄉天津叛逃女知青胡國瑛（同樣成為蘇聯特工）說起這件事時說，她記得林彪的屍體並未與葉群埋在一個墓穴，而是與一個大個子屍體及另一個中等個子的屍體埋在一處，大個子可能是飛機駕駛員，中個子是否是林彪的兒子林立果，那就不得而知了。至於葉群，與另外兩具男屍埋在中間那個墓穴；葉群毛髮濃密，由於毛髮不易腐爛，所以在已開始腐爛的一堆屍體中顯得特別醒目。

伊凡諾夫在和醫學專家低聲交換意見後，用外科醫療器具切割下了林彪和葉群的頭顱，放在隨車帶來的一口鐵鍋里，用沸水煮了一陣，消除了全部皮肉及軟組織，只剩兩個骷髏，然後帶走。

這次帶回蘇聯的，還有一個林彪座機上的發動機。克格勃根據發動機上的鋼印號碼很快就查明那架失事的三叉戟機確是中國從英國進口的運輸機。但最後確認死者確是林彪，則是在一個多月後的事：克格勃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予以研究，進行「頭骨鑒定」。在精密儀器下，專家發現有幾張照片上的林彪頭部的右上角有一個傷疤。

頭部皮肉極薄，形成如此明顯的傷疤的傷口當時肯定會有骨頭上留下永難消失的痕迹，專家據此認為：如果從溫都爾汗搞回的頭骨確是林彪的，那麼在相應位置應當找得到受傷的痕迹。經驗查，果然發現骨上有受傷痕迹。這樣，克格勃便向蘇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林彪死於『九·一三事件』」的彙報。

女特工之死

當胡國瑛走進病房時，不禁大吃一驚：傅索安已經用被單搓成的布繩把自己吊在窗框上，一命嗚呼了！

1973年10月31日，傅索安回到了莫斯科。她從民航機上下來時，已經有一輛克格勃的轎車等著了，一個身材高大、穿黑色西裝的蘇聯男子迎著她走來，說著帶喬治亞口音的俄語：「您好！是傅嗎？請這邊來，上車吧。」

傅索安坐進轎車，發現車裡還有一個大漢，滿臉橫向，凶神惡煞一般，心裡頓時忐忑起來，懷疑克格勃已經知道她在香港做的手腳，這會兒把她扣起來了。轎車朝莫斯科市區方向疾駛，一路上，那兩個克格勃軍官一聲不吭，車裡的氣氛沉悶到極點，似乎凝固了。傅索安不安地留意著汽車行駛的方向，直到拐上了通往對外諜報局的那條馬路，這才稍稍鬆了一口氣：看來暫時沒事，因為若是東窗事發，那就不是去對外諜報局，而是去捷爾任斯基廣場克格勃總部旁邊的魯比揚卡監獄了。

傅索安後來才知道，那兩個克格勃軍官是在外出辦事的途中接到對外諜報局第六部的通知，讓他們順道去機場接傅索安的。

那兩個是克格勃的資深特工，看傅索安的樣子是從國外執行任務回來的，根據克格勃的紀律是不能向她問長問短的，所以不敢開腔，免得有瓜田李下之嫌。

傅索安這次執行的算是對外諜報局行動執行部的任務，但她不是行動執行部的特工，當時她的關係已轉往第六部，所以按照規定應當向第六部彙報執行任務的情況，亦即所謂的「述職」。

克格勃規定：出國執行任務的特工，向組織述職時間必須在抵達莫斯科後兩個小時內立刻進行，否則將視為違反紀律處理

。傅索安踏進第六部那層樓面時，內衛問過姓名，讓她去第五辦公室。那裡，已經有三名克格勃軍官坐在那裡等著她了，其中一個傅索安認識，是當初她從日本執行暗殺任務時主持述職的奧列格少校。見傅索安進門，三人站起來，—一跟她握手。奧列格少校指著其中一個穿西裝的中年人向傅索安介紹說：「這是技術管理局的專家。」

傅索安聽了，暗鬆一口氣：看來，他們並沒有抓住她的把柄，否則，技術管理局的專家就不會來了。專家來這裡，是想當面了解「死亡老鼠」「死亡」的具體經過情況。奧列格少校仍是這次述職的主持者，他說了聲「讓我們開始吧」，他的助手馬上按下了錄音機的鍵鈕，並準備記錄。

傅索安已經有了述職的經驗，便把自己登上「西伯利亞人」號貨輪後一直到返回莫斯科的情況源源本本說了一遍。她在返回蘇聯的海上旅行途中，已經把述職內容反覆考慮過，連什麼環節用什麼措詞都已經準備好，所以說得很順暢。儘管如此，也花費了大約兩個小時。她說完後，奧列格少校點點頭，微笑著說；「傅，你具有當一名作家的才能，敘述事情很流暢，思維相當清晰。作為述職主持者，我暫時沒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要提問的。當然，按照程序，你還得寫一份書面述職報告，在七十二小時內交出來。您有什麼問題嗎？專家同志。」

那個技術管理局的專家點點頭，提了幾個問題，都是關於「死亡老鼠」方面的，純是技術問題。他聽傅索安再次說明「死亡老鼠」的「死亡」原因後，不無感慨地搖著腦袋；「唉！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啊！」

傅索安說；「行動失利後，我想了想，應當是有辦法解決這個難題的！」

「哦！」專家一愣，隨即睜大眼睛盯著傅索安，「真是這樣嗎？你說說看！」

傅索安其實純是即興發揮，當下便借口開河：「我想可以給每套裝置配上一個備用「老鼠」，一旦一個不幸『老鼠死亡』，立刻換上另一個。因為通常說來，不可能接二連三發生這種意外事的。」

專家聞言大喜：「說得對！哎，我們這麼多科學家聚在一起每次討論沒解決的問題，給你這麼一點就基本上解決了！」他馬上掏出筆記本，在上面記下了傅索安的建議。

口頭述職進行到這裡，算是暫告段落。接下去，是讓傅索安寫出書面述職報告，由審查人員比照錄音和記錄進行反覆檢查，技術管理局的專家也將對傅索安帶回來的那個儀器進行檢查鑒定，如果都沒有疑問，那就不會再找她。反之，則需進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數的口頭述職，實際上也就是審查。

當然，傅索安被安排在對外諜報局第一招待所。她一進房間就往餐廳打電話讓送來酒菜，獨斟獨飲，喝到六七分醉意，洗了個澡就睡覺了。次日，傅索安用了一整天時間寫完了述職報告。述職報告送上去後，她閉門不出，靜候結果。此時倒也心定，尋思事情反正已經如此，就只能聽命運安排了。照她分析，這次述職應當是通得過的。

果然，十月革命節的前一天，傅索安接到通知：馬上去對外諜報局第六部。傅索安趕到那裡，奧列格少校向她宣布：述職報告已經通過。按照慣例，克格勃請傅索安吃了一頓飯，儘管未完成任務，但因不是她的責任，還是發了三千盧布的獎金。

傅索安打起了如意算盤：接下來最起碼得讓她休息一個星期，明天是十月革命節，紅場要舉行例行慶典，她叛逃來蘇已經第六個年頭了，一次也沒觀看過慶典實況，只在電視上見過。這次倒是個機會，可以去紅場直接看看了。但是，這個算盤顯得過於一廂情願，酒還沒喝幾杯，在場的一位中校已經通知她了：根據人事管理局的通知，決定把她仍調回「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去工作。今天晚上立刻動身。

傅索安心裡差點罵娘，但外表卻聲色不露，連連點頭。她又一次感受到任人擺布的滋味，這和她一向桀騖不馴的稟性是格格不入的。

1973年11月9日，傅索安回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

屈指算來，傅索安離開這所學校不過一年，但這裡的變化卻相當大。校舍擴大，還新開了幾個科目，比如專門研究製造假人民幣。

假糧票、假布票等票證的特別一班，專門負責製造假情報提供給外國情報機構的特別二班，等等。在這裡接受訓練的人數也已增加到一千八百餘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從香港、台灣、澳門、越南、朝鮮、韓國、日本、蒙古以及蘇聯和中國接壤的加盟共和國招來的，傅索安意識到蘇聯方面已經越來越重視了對中國的諜報活動。

【

契他伊斯卡雅

】

特務學校

校長仍是布特卡少將，他在傅索安抵校報到的當天便予以召見，直接向傅索安談了工作安排問題：學校已經設置了一個擁有四萬冊中國書籍的圖書館，可是直到現在也沒有人專門負責，而是由俱樂部工作人員兼管著，這既不正規也管理不好，現在傅索安來，正好負責此事。布特卡最後說：「至於待遇，你仍和其他教官一樣。凡是其他教官所享受的待遇比如薪餉數額、福利、年休假等等，你都同樣享受。」

傅索安聽了很是高興，這樣，她既不用和那些學員打交道，也和特務工作告別了，還能看大量中國書籍，真是求之不得之事，於是馬上表態眼從安排。其實，傅索安應當想一想，克格勃為什麼對她的工作作了這樣的安排。克格勃所有的特務學校都有一個規定：不論學員還是教職員工，包括校長，只要調離一所學校了，就永遠不會再讓他回到這所學校。

而傅索安的情況卻是一個例外，這個例外的後面隱藏著一個謎。這個謎，直到傅索安後來離開這個世界後，才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一部分範圍內悄然傳開；原來，傅索安在從香港返回蘇聯的途中，待在「西伯利亞人」號貨輪上閑得發慌，便去船上的醫務室和船醫聊天，漸漸混熟了，她便讓船醫為她「徹底地檢查一下身體」。結果在她離船後得出了結論：肝臟疑有腫瘤，估計是惡性。船醫當即報告政治委員，政委便火速向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通報了。對外諜報局認為以如下方式處理為宜：

一、不能通知傅索安本人，免得引起情緒波動，加劇病變或者發生其他事情。

二、不送醫院治療，因為如是肝癌，一般說來是回天乏力，即便治癒，傅索安也不能再干特工了，而由於她是中國人，思想和性格又缺乏穩定性，所以難以安排工作崗位和定居地點。

三、先速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安排一份可做可不做的工作，觀其病況發展而定，如果良性腫瘤，則可在學校醫院動手術治癒，反之，則讓其死於學校醫院。根據這三條意見，該局有關經辦人員使迫不及待地把傅索安打發出莫斯科，連十月革命節的紅場慶典也未讓她觀看。這也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校長布特卡少將立刻召見傅索安並親自安排她的工作的原因。

傅索安被安排進了學校的教官寢室，仍是一人獨居一個套間。

由於房間的布局和傢具擺設都是統一樣式的，所以傅索安一進門就產生了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觸景生情，這使她想起了戀人黃一煌。於是，她立刻往學校的高級班部打了個電話，詢問黃一煌的情況。接電話的是一個傅索安認識的蘇聯男教官，他不知道傅索安已經重新返校，以為是從外地打進「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這是絕對不允許的），被傅索安的神通嚇得下意識地說起了俄語，連問傅索安在什麼地方。傅索安說明了情況，他才變得熱情起來，但一說到黃一煌卻又緘口不語。話筒轉到了另一個蘇聯教官手裡，他告訴傅索安：黃一煌已經提前畢業，離開「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了。按照規定，從特務學校畢業的學員由克格勃人事管理局負責分配，所以黃一煌去了何處，連布特卡校長也不會知曉。

傅索安掛斷電話，失望地嘆了一口氣，眼前浮出現黃一煌的臉容，耳畔彷彿響起了他那充滿男性活力的、帶磁性的嗓音，兩串淚珠順著臉頰慢慢地淌了下來。當天晚上，傅索安喝下了一瓶茅台酒，昏昏沉沉地一直躺到次日中午才醒過來。起床以後，她想起應當去圖書館走一趟，便下樓去門衛那裡推了輛自行車，騎到那裡，剛走進去，一個輪值在此的教官已經認出她了，趕上前來，又是握手又是寒暄，然後向傅索安辦移交。

「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圖書館，在1973年底時有四萬冊圖書，全是中文版，而且都是中國的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分類編碼也完全採用中國正規的方式即北京大學圖書管理專業所教授的那一套，按英文字母分二十六個大類，每一類里再用數字分小類，每本書再從書名第一個字的四角號碼作為著作號。傅索安在她所喜歡閱讀的長篇小說「K257書庫」里轉了一下，發現這裡竟收齊了從50年代出版的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即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在內的所有長篇小說，禁不住驚嘆道：「這真不容易，即使在中國，現在也不一定有多少圖書館拿得出這麼齊全的長篇小說！」

那個教官說：「不單是文藝類的，其他如政治、哲學、經濟、醫學、機械、建築、歷史、地理等等的中國版圖書，這裡也都有，據說是從莫斯科的幾所大學裡搞來湊齊的。」

那教官又向傅索安介紹了三個當時在圖書館幫他的學員，那是三個姑娘，一個來自澳門，一個來自香港，另一個來自中國大陸。

她們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的學業已經結束，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可能還未為她們找到合適的「下家」，所以暫不分配，讓暫留學校，學校便派她們來圖書館幫忙。現在，這三人都成了傅索安的部下。

次日，傅索安正式上任。她對圖書館採取的方針是不管，任其自由運轉，自己每天在辦公室里看書、飲茶、喝酒。這樣過了兩個多月，要看的書都翻得差不多了，傅索安陷入了無聊之中，這才想起要和那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姑娘談談。一談之下，傅索安大喜，原來這個名叫胡國瑛的姑娘也是天津人，也是知識青年。傅索安很想立刻和她詳細談談，但考慮到圖書館裡肯定裝著竊聽器。於是抑制了這個強烈的念頭，悄悄約對方晚上到自己寢室喝酒。

當天晚上，胡國瑛來到傅索安寢室。傅索安已經找出竊聽器，拆下了電源接頭，這樣，在監聽終端的錄音帶上留下的便是寂靜無聲，就像她平時一個人在寢室里悶頭大睡一樣。兩人一邊喝酒，一邊暢快地聊了起來，傅索安從胡國瑛的敘述中，知曉了這個比她小三歲的同鄉的有關情況——胡國瑛是68屆初中畢業生，其父在1957年「大鳴大放」時被定為右派分子，解送勞改，期滿後因已被原單位開除公職，只得留場就業。這種家庭出身導致胡國瑛只能夾著尾巴做人，在學校里一貫老老實實，「文化大革命」開始也不能參加紅衛兵組織，縮在家裡「逍遙」。到1969年春天，學校分配她去內蒙古巴扎地區插隊落戶，她雖有千般不願，卻也無可奈何，只得奉命前往。

胡國瑛插隊的生產隊，地處中蘇邊境線附近，距額爾古納河只有十幾公里。以她的性格，在農村自然表現得不錯，勞動肯吃苦，也沒有其他知青那種偷雞摸狗等等的劣行，所以被社員們認為是個「那娃」，兩年後當上了生產隊的倉庫保管員。保管員當了一年多，發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72年4月初，生產隊開始春播。隊里的土地分布在四面八方，各個生產小組分包一個片，完成任務算工分。這樣，有的小組為了多掙工分，常常早出晚收工。生產隊為讓各小組隨時能領到種子、化肥，便安排胡國瑛住在倉庫里。

胡國瑛沒日沒夜忙碌了幾天，弄得疲憊不堪。那天晚上，看看沒人來領種子，她想弄點夜宵吃。倉庫里有一個電爐，那是經生產隊長特許的，讓胡國瑛晚上取暖和燒夜宵。平時胡國瑛使用時特別留心，惟恐發生火災。這天晚上也實在過於勞累了，燒著夜宵不知不覺就坐在一旁睡了過去。她睡得很熟，還做起了夢。忽然聽得「劈劈啪啪」的聲響，只覺得渾身燥熱，睜眼一看，只見眼前已是火焰一片！

胡國瑛驚叫一聲，一躍而起，抓起一把笤帚便衝起火處扑打，怎奈那火已燃燒成勢，以一把笤帚對付真好比燈蛾撲火，哪裡撲得滅，反倒弄得自己身上也冒起了火星。胡國瑛無奈之下，只得奪門而逃。等她在地下打了幾個滾把身上的火弄熄時，那火已經穿頂了。

這倉庫離村子有一公里左右，若是等她奔回村子喚來社員救火時，火神爺肯定已把整個倉庫都沒收了。胡國瑛考慮到這一點，便沒有去做此徒勞無益之事，任憑倉庫燒掉。那裡面，有著口糧、飼料。

種子三萬多斤，化肥、農藥、農具摺合人民幣數千元，還有一座建築物也值數干元，加在一起所損失的，對於一個知識青年來說，乃是一個天文數字。胡國瑛又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尋思此番的後果不只是「吃不了，兜著走」，而是兜也兜不了，只怕坐牢還算寬大的哩！一時間，她只覺得頭腦里像打翻了一盆漿糊！迷糊昏沉，定定神，決定先離開現場再說。

黑夜中，胡國瑛不辨方向，亂走亂竄。不知走了多久，竟來到了額爾古納河邊。那天晚上，正好有幾個蘇聯軍人奉命潛來中國境內摸哨。中國邊防軍當然不是吃素的，那幾個「老毛子」慮及自身安全，不敢下手，萬般無奈，正準備無功而返，卻撞見了急急如喪家之大、惶惶似漏網之魚的胡國瑛，於是抓了再說。

就這樣，胡國瑛到了蘇聯。自然，她不可能「堅貞不屈」像劉胡蘭那樣，而是哭哭啼啼地向蘇聯人交代了一切。以她這麼一個知識青年所知曉的中國方面的情況，當然引不起蘇聯方面的興趣、蘇聯人掌握的情況比她知曉的要多得多。但是，蘇聯邊防軍並沒有殺死她或者遣返中國，而是移交克格勃在當地的分支機構，關進了看守所。當時，克格勃已經辦起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自然要物色合適的學員人眩，胡國瑛的被關，正是出於這種考慮。

胡國瑛在看守所關了三個月，吃了不少苦頭，這才被轉往另一處條件稍好的關押點，一邊勞動，一邊接受審查。1972年11月，胡國瑛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開始接受特工活動訓練。

傅索安去而復歸時，她剛畢業。

傅索安也談了自己叛逃來蘇的情況，由於是初次交談，她只簡單談了一些現象，未加以評論。但是，由於兩人同是天津人，又同是知識青年，所以在情感上有一種近似於天生的親和性。當晚分手時，她們議定，今後私下將以「姐妹」相稱，胡國瑛喚傅索安「傅姐」，傅索安稱胡國瑛「胡妹」。

此後，這對身處異國的異姓姐妹幾乎天天相聚，胡國瑛很快就學會了喝烈性酒，兩人的互相信任感不斷增強，漸漸到了無話不說的程度。

1974年3月28日，傅索安早上起床後就感到肝區隱痛，她早飯也沒吃，就去了圖書館。那時，原先兩個香港、澳門姑娘已經被人事管理局分配出去了，只剩下胡國瑛一人跟著傅索安。學校當局已經認定傅索安在劫難逃，加上圖書館也算不上一個重要崗位。所以也不去管她。任憑她和胡國瑛在裡面喝酒、唱歌，胡作非為。

傅索安到那裡時，胡國瑛已經到了，正在打掃。胡國瑛見傅家安臉色不好，便關心地詢問：「傅姐，您怎麼啦？昨晚沒睡好嗎？」

傅索安說：「覺得肝區有些隱痛。」

胡國瑛聽傅索安說過因患肝炎而住過醫院，當下便有些驚慌，說：「要緊嗎？我陪您去醫院吧？讓大夫給檢查一下。」

傅索安搖頭：「不礙事。你別打掃了，去弄瓶伏特加來，咱倆今天什麼事都不做，就喝酒！」

胡國瑛見她說得很泰然，也就放下心來，去學校的商店買來一瓶伏特加和幾個罐頭。兩人關上大門，就在院子里曬著太陽喝酒聊天，之所以不在室內，是怕竊聽器記錄下她們的談話內容。

傅索安喝了一會酒，抬頭望望漸漸陰下去的天空，微微搖首：「太陽又被烏雲遮住了！」一陣風吹來，她連打幾個寒戰。

胡國瑛見了，說：「傅姐，我們去屋裡喝吧？」

「不！」傅索安擺擺手，「屋裡去喝，我們還能無拘無束地說話嗎？」

胡國瑛點點頭，不再開口，端杯呷酒。她酒量沒傅索安那樣大，喝起來也沒那麼豪爽。傅索安喝空了杯里的酒，又倒了一杯，怔怔地望著酒里泛起的泡沫，像是自言自語地說：「這種連說話都吊著一顆心、提著一副膽的日子，真他媽的沒有什麼過頭！」

胡國瑛被觸動了心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眼圈有點紅。

傅索安看著胡國瑛：「說實在的，如果我當初知道原是這麼副樣子，說什麼也不往這邊來了！」

胡國瑛喝著酒：「不逃過來又怎麼辦呢？要坐牢，也許還會被判死刑。」

「活人還能讓尿憋死？他抓他的，咱跑咱的。中國這麼大，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還怕沒處逃？逃在江湖上，說什麼過得也比在這裡自由自在！」

胡國瑛發現傅索安說話的時候一直用手按著肝部，便說：「傅姐您怎麼啦？肝還痛？吃點東西吧，您光顧喝酒，沒吃一點菜啊！」

胡國瑛把午餐肉送到傅索安面前。

傅索安用筷子夾了一塊，嚼了好一陣方才皺著眉頭咽下去。

她覺得有些噁心，連忙喝一口酒想壓住，但終於沒達到目的，「哇」的一聲嘔吐了出來。幾乎是同時，她感到肝臟像是被一隻巨大的手狠命地捏了一下，痛得撕心裂肺，眼前一黑，身子一歪便從椅子上栽了下來。

傅索安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醫院。這家醫院規模不大，但各科俱有，設備齊全，並且有十幾位資深醫學教授。當時，醫院方面還不知道傅索安是因為肝臟有病才被打發到「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來的，見送來了一位教官病人，自是重視，一面救治，一面往校部門電話報告。

布特卡校長接到醫院報告，心裡已經有數，但他當時不能直接說明，便讓秘書通知醫院：必須儘力救治。

醫院很快就查明傅索安患了肝癌。布特卡校長聞訊後，立刻趕到醫院。傅索安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醫院成立以來收治的第一個癌症病人，醫院相當重視。院長見校長趕來，便召集有關醫生彙報病情。布特卡校長聽了，先把傅索安去而復歸的原因說了一遍，聽得在場的醫生面面相覷，但因是上級的指示，誰也不敢說長道短。布特卡接著問醫生們準備怎樣治傅索安的病，醫生都是克格勃的人，深知厲害，不敢開腔，最後還是院長說了話。

「按照常規，這種患者應當馬上用飛機送往莫斯科去治療，儘管目前尚未掌握完全治癒這類癌症的手段，但莫斯科醫院總比這裡有把握。但是，現在既然上級有了指示，我們就讓她留在這裡治療，直至她死去。」

接著討論另一個問題：要不是要通知傅索安本人？大多數醫生的意見是隱瞞不告，但布特卡校長卻堅持要告訴傅索安本人，他說：「儘管這樣也許會加快她的死亡，但我認為還是這樣做會好些。

這樣吧，由我親自去通知她。」

傅索安到這一步，仍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和準確的判斷能力，她在病床上見布特卡校長步入病房，馬上察覺此系不祥之兆，主動挑明了這個敏感話題，問道：「我是患了肝癌吧？」

布特卡愕然：「傅，你是怎麼知道的？」

傅索安凄然一笑：「您的出現已經明白無誤地告訴我這一點了。」

「你有什麼要求？」

傅索安的臉已經變得慘白一片，微合眼睛想了想，說：「我有兩個要求……」

「說吧。」

「第一，是讓我無痛苦地死去。第二，在我死以前，請求讓胡國瑛來護理我，我死以後，也讓她給我裝殮遺體，我留下的錢，全部給她。」

布特卡不假思索地點頭：「完全同意！」

這樣，胡國瑛便得以來到了傅索安的病房，和她的傅姐日夜相聚。當天晚上，傅索安在一張紙上寫了兩行字，把胡國瑛召到床前，讓她看——

「以後若有機會見到黃一煌，請向他轉達問候，並告訴他：傅索安至死也還深愛著他！」

胡國瑛屏住眼淚，連連點頭：「唔——」傅索安把紙條捏成一團，塞進嘴裡，咽了下去。

從這天晚上開始，傅索安的病情惡化了，肝臟部位經常劇烈疼痛，疼得她渾身大汗淋漓，呻吟未絕，有時從床上滾到地下，甚至痛昏過去。儘管布特卡校長當著她的面許諾過讓她不受痛苦，但也只有痛到這個時候，醫生才准許打止痛針。兩天後，醫院院長把胡國瑛叫去，對她說：「傅索安接下去的情況將愈加不妙，她會發高燒，說胡話。校部指示，讓你隨時記錄下她在昏迷中所說的胡話內容。」胡國瑛幾乎目瞪口呆；傅索安叛逃過來，為克格勃如此賣命，到頭來竟還要對她如此？這時，胡國瑛這才真切地理解傅索安在進醫院前的一次次談話中多次對自己當初的選擇表示後悔。胡國瑛馬上有了應付主意：到時候弄上幾句沒頭沒腦、無關痛癢的話給他們就是了。

但出乎意外的是，這個「時候」並沒有到來。院長找胡國瑛布置絕密任務的次日，傅索安在注射杜冷丁後，精神很好，忽然提出讓胡國瑛去圖書館走一趟，給她拿幾本長篇小說來。胡國瑛見傅索安要看書，很是高興，尋思這可以讓她分散些注意力，減輕些痛苦。於是，她馬上出去了。一刻鐘後，當胡國瑛拿著《春青之歌》、《烈火金鋼》等五本長篇小說走進病房時，不禁大吃一驚；傅索安已經用被單搓成布繩把自己吊在窗框上，一命嗚呼了！牆上，有一個鮮紅的大字：悔！這是傅索安割破自己腕部靜脈後，用手指蘸著自己的鮮血寫下的。

這次，布特卡校長沒有親自趕來，只有教務處主任代表校部來現場看了看。有人來拍了照片、錄像，然後是幾名專家來勘查了現場，確認是自殺，但還是解剖了屍體。解剖了之後，一輛卡車載走了傅索安的屍體，沒有人知道是運往何處的。後來，「契他伊斯卡雅」特務學校有傳言說是扔進了貝加爾湖。這個傳言確實與否，就無法查證了。

這天，是1974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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