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科學家一周工作80小時？全職已足夠

來源：澎湃新聞

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的生態學家梅根·達夫坦白一點，每當快到下午5點鐘時，她就準備回家了。晚上，她更願意和丈夫以及三個孩子待在一塊兒，而不是和顯微鏡或者水樣品一起。

在「動態生態學」這個知名博客群組上，達夫首次透露了她是一個「僅僅做到全職（40小時）」的科學家，並從那兒以後，開始傳遞這一理念。她發表於2014年的帖子「你不必為了學術的成功一周工作80小時」，很快成為了這個博客歷史上最熱門的帖子，至今未被超越。帖子中，達夫估算她典型的工作時長是在一周40-50小時之間。

這次「自白」冒了點風險。達夫說，「這個帖子出來時，我正被提名終身教職。我不確定自己該不該承認這一點。」可是帖子卻迅速獲得了近乎絕對積極的反響。一位大學院長把這個帖子轉發在了推特上，這個舉動首次清晰地表明，達夫的坦誠並不會影響她獲得終身教職的機會——她也確實拿到了終身教職。其他科學家認為，這讓他們感到了被肯定。「公園裡一位女性向我走來，告訴我，它（帖子）改變了她的人生。」達夫說，「她曾經一直有負疚感。『你必須長時間工作』這個想法太普遍了。如果你一周不工作60到80 小時，就做得不夠。這讓人充滿了不安全感。」

但達夫在她的40-50小時中做了不少，並獲得了許多成果。今年早些時候，她還獲得了美國湖泊學和海洋學協會頒發的令人嚮往的Yentsch–Schindler青年科學家獎。

有些科學家或許會抱怨，甚至誇耀他那瘋狂的工作日程，但更多人則默默地在一個近正常的工作時間範圍內工作。達夫還有其他人充分地利用他們的工時，避免不必要的消耗。他們會權衡優先順序，堅持自己的權利，讓自己在實驗室外有更多的個人生活。

作為一個PI（課題組組長），達夫在外掌管多於一打實驗員，在家是三個孩子的媽媽，她已然成為一位時間管理專家。她給她的實驗室成員們一條重要的規定：規劃時間，知道把它花在哪兒。

在博士後期間，達夫開始追蹤她的時間，發現她消磨的時間超過了自己所意識到的。「我會休息一下看《紐約時報》，」她說，「當我開始追蹤時間時，我發現自己竟然看了半個小時。沉溺於看新聞是我的軟肋。」

科學難以預測，有時你會工作比平時更長的時間。但是科學家們沒有必要持續熬夜——甚至連工作至晚上6點都沒有必要。「每個人都會在工作以外的時間獲益，」達夫說道，「你需要整體地去考慮自己。」

長時間工作仍是科學各個領域的常態。在2016年自然雜誌的一項關於全球青年科研人員的民意調查中，38%的人反饋他們一周工作的時間超過60小時——9%的人稱工作超過80小時。2013年歐洲一項關於學術工作習慣的調查發現，德國的高級研究人員平均每周工作超過52小時，超過了調查中的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2014年，英國大學與學院聯合會（UCU）的講師和教授的職業壓力調查顯示，41%的全職僱員稱他們一周工作超過50小時。聯合會在2012年另外一項類似的調查發現，接近一半的被調查者在同事和上級的壓力下超時工作。

然而，不是所有的科學家和學者都可以主宰自己的時間安排——這也是你在應聘實驗室時值得考慮的一點。「有些PI可能是工作狂，那實驗室的其他人可就沒法有自己的生活了。」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化學家安東尼·瑞恩說道。

長時間工作的陰影，之於那些有孩子與家庭責任的科學家尤甚。加拿大卡里加爾大學的生態學博士後傑斯·維克拉克是一位母親，她的兒子在2014年初出生，她說她至今仍擔心成為母親會讓自己在職業和升遷競爭中處於劣勢。其他人可以照常一周工作60小時，但是她無法再做到那樣。

維克拉克說，她在加拿大聖凱特琳斯的布魯克大學念研究生期間，有兩位女生因為有了孩子而中途退學了——這一普遍現象突顯了平衡科學事業和家庭生活的挑戰。維克拉克決定繼續科研，但是撫育的責任迫使她改變以往懶散的時間作息。「以前我不會去想自己是怎麼使用時間的，因為時間太充裕了。」她說，然而現在，她必須將自己的效率最大化，比如，她會避免過多的辦公室閑聊——但她不能完全脫離環境。

儘管有這些挑戰，許多研究者覺得安排好實驗室外的生活仍是有可能的。根據自然雜誌2016年的對近6000位研究人員的調查數據顯示，19%的回復調查的人對自己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表示不滿，但46%的回應者表示滿意。同時這項調查發現，63%的回應者對他們的休息時間，包括法定節假日、私假、產假、陪產假等感到滿意。

理查德·普里馬克是馬薩諸塞州的波斯頓大學的生態學家，他會花上很多時間去研究那些有著悠久生態觀察歷史的地方的氣候變化，包括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的瓦爾登湖。他注意到瓦爾登最有名的居住者——作家亨利·戴維·梭羅，會一整天地去觀察他所在的環境，閱讀並記錄那些他所看到的。「你也許會說他是個工作狂，但對他來講，這是很放鬆的一件事。」普里馬克說道。

普里馬克「發揚」了前人身上的這一點：堅持去做些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情。他有條件分配人來打理一些不那麼有意義的事務。「我僱用專業編輯來幫我潤色文章、項目資金申請和報告。」他說道，「這些事我可以自己做，但是付錢請人幫忙會更有效率。」花很多時間在不愉悅的事情上，無法帶來成功的事業。他繼續補充道，「許多同事告訴我，他們不得不花費額外的時間去寫幫助他們升職的論文。如果我在晚上寫點什麼，一定是因為我想寫。你不能只是因為別人告訴你什麼，就去做什麼。」

多年來聽同事們抱怨他們的超長工作時間和倦怠感，普里馬克決定看一看生物學家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到底還做了什麼。在2013年《生物保護》雜誌上刊登的一項研究中，普里馬克和他的合作作者分析了從2004年到2012年研究者向該雜誌投稿的時間，超過四分之一發生在周末，或是工作日的晚上7點至早上7點之間。周末投稿率每年增長5%-6%，這意味著有越來越多的個人時間被侵蝕了。

這項研究還體現了顯著的地理差異。印度和中國的研究者在周末投稿的可能性，是比利時和挪威研究者的5倍。日本30%的稿件遞交是在工作時間以後。北美的科學家在工作時間外投稿的趨勢處於平均水平。「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努力超過平均水平，但研究顯示可不是那樣。」普里馬克說道。

普里馬克承認，在完成這項研究時，他佔用了晚上和周末的時間，這也進一步證明了科學工作很難始終固定在一個時間框架里。他也回憶起自己在婆羅洲做田園調查時的那段精疲力盡的日子，和編寫他的那本《生物保護要點》教材的瘋狂的16個月。「但即使在寫書的日子裡，我還是會花時間和孩子們一起玩。」他說道。

哥本哈根大學的植物學家斯蒂芬·文克爾認為，PI應該讓實驗室成員安心，告訴他們不必為了事業的前行放棄自己的生活。「我告訴他們，這跟時長無關，跟效率有關。」他說道，「我不會追蹤自己的工作時間，也不追蹤團隊里其他成員的工作時間。」

「朝九晚五」文化依然活躍于丹麥，文克爾——這位德國科學家說道。「研究所到了晚上就清空了。」他接下去說道，斯堪的納維亞地區以倡導健康平衡的工作、生活方式著稱。在他的研究所，科學家們可以靈活地處理個人事務。「如果你因為接到來自日托的電話，不得不在下午中途離開，這是可以被接受的。」他說道。2017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將丹麥列為世界生活質量的第三位，也許部分得益於這個國家對家庭友好的態度。

文克爾提醒他的實驗室成員們，長時間的工作其實會阻礙他們的工作。「效率遵循鍾型曲線。」他說，「一旦觸到了最大值之後，你就開始不行了，因為那時你再也無法集中注意力了。」他說，當他發現實驗室成員明顯很疲勞的時候，就將對方送回家休息。達夫也表示經歷過那樣的「邊際效益遞減」時刻，「到了一定程度，你犯下的錯誤足夠多，就不如停下來，好好休息。」

達夫同意PI沒有必要對成員的工作時間進行追蹤。「這不是個有效的方法。」她說道。她讓實驗室的每個成員自己去處理工作時間，期望他們留出時間去追求科學以外的事。「我的實驗室里有好幾個人是耐力運動員，」她說道，「他們現在還是完成很多工作。要不是他們告訴我，我永遠都不會知道他們同時還參加鐵人三項。他們掌握著非常好的時間管理技巧。」

也許科學不能總是被安排進時間表，但是如果行動得當，它可以合理地安放在你的人生里。(生物易構 | 更人性的生物化學試劑採購平台 -bioe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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