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 | 漢族與游牧民族霸主之爭持續過千年，最後是被哪個朝代終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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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姚著中國史》姚大中（著），華夏出版社授權首發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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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演進的雙軌性

文：

姚大中

游牧勢力一經興起，便如澎湃怒潮般不可遏止。周圍定居民族固然對游牧文化的形成有其影響，但待游牧文化獨立成長，卻倒反也對定居民族文化發生反影響。

騎馬技術便是震動全人類的世界性學習項目，其影響的意義，不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競試核子爆炸。

在於中國，當漢族面臨這股自草原加壓而來的巨大力量時，第一個反應，亦即感到必須立刻學習如何適應。

紀元前五世紀中晉國分裂形勢確定之初，趙襄子攻滅勁敵之一智伯而以其頭顱為飲器，

已明顯見到漢族如何感染了西徐亞—胡人風俗。

馬上戰鬥技術與陪伴發明的馬具類，自此迅速導入黃河流域。

紀元前三〇七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個著名的故事，但這個故事說明，這已不是漢人追隨胡人步伐的開始，而是胡化運動高潮，所以蘇秦遊說六國，已有趙、楚各萬騎，燕、魏各六千騎的介紹。

漢人學習胡化，堪重視又須連帶轉變一部分根深蒂固的定居生活習慣，便是所謂「胡服」，一種與傳統漢式寬袖長衣迥異的服裝，配有革帶與革制長靴的窄袖短裝。

還有帶鉤的使用，年代屬於戰國以前的中原墳墓中，從無此類帶鉤出土。鎧甲也是，漢族或前漢族向來習慣所用為笨重的皮甲（犀牛皮），戰國以來才改用鐵制甲胄。

還有，藝術上動物與騎射狩獵圖案的傳入。

軍事學內容也隨之劇變，戰鬥主力由傳統的戰車變為騎兵。

騎術使攻擊力增大，也唯有騎術才能在短時間內集中兵力，而運動戰與機動突擊，均非舊時軍事思想，乃是全新的戰術。

所以，戰國鐵器文化固然影響北亞細亞游牧文化，但「胡化」也對戰國文化產生衝擊，漢族已處於胡化不足以抗拒游牧民族的境地，趙國的帶頭，又因了此一國家的地理位置與標準胡人根據地鄂爾多斯最接近。

這個現象具體說明了一項事實：當此時期，胡人游牧文化非但已能與漢族文化立於對等地位，並且還使文明的漢人在某種情況下不得不低頭。

雖然最早的漢族，也因此而受惠，得在接受刺激下推動漢族文化再向上與再進步。

到漢朝，匈奴文化中大量容納漢朝文化要素，卻又因匈奴世界性活動，而漢族中國得被援引，第一次在歷史上參加了更廣大的世界圈。

漢族定型並建設統一性民族國家的差不多同時，草原上最早的匈奴游牧國家也正在形成，這是對中國歷史的關鍵性認識。

而且，值此世界性游牧文化泛濫北半個歐亞大陸之際，漢族即使不遇到匈奴，也定會遇到其他游牧民族。

恆久上演的「長城內外抗爭劇」，自此揭開了第一幕。

比匈奴歷史更早的羌族，與匈奴同時的東胡，繼匈奴而起的突厥等等，又從而交替代表北方，與漢族共同演出，成為中國歷史的主角，奠定了以後二千年中國歷史雙軌性基礎。

定居社會與草原社會，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一方面並行成雙軌發展，一方面又相互不斷衝突與融和，交織構成了迄於十七世紀清朝的全盤中國歷史內容。

這種情形，正便是亞洲歷史的縮影，而其答案須從地理形勢求得。

今日歷史地理學者翻開亞洲地圖，習慣以亞洲東北部堪察加半島尖端，與阿拉伯半島西南端相接，斜向劃一直線，而區分亞洲為兩大部分。直線以南，包含中國東部與南部、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中南半島、印度半島，以及菲律賓、印尼諸島。

直線以北，包含西伯利亞、蒙古、新疆、中亞細亞、西南亞。這南、北兩大地域並無適當名詞可以賦予，一般稱前一地域為Ａ地域，後一地域為Ｂ地域。

Ａ地域便是地理學上的濕潤地帶，這個地域，年雨量最低也在五百公釐以上，最高可達數千公釐，且存在世界最長的河流。

土地表面多耕地與森林，主要栽植的植物為稻，家畜則為牛。

Ｂ地域系與Ａ地域強烈對照的乾燥地帶，心臟區在中亞細亞。除裏海與埃布爾茲（Ｅｌｂｕｒｚ）山脈間的細長帶形平原，河川縱橫，雨量多，同於濕潤地帶而多水田，形成乾燥地帶中的特殊地區以外，其餘地區，年雨量均在五百公釐以下，甚至二五〇公釐以下。沃洲、草原、沙漠間雜（西伯利亞則森林）。主要栽培植物為麥，家畜則為羊。

如上簡單說明的亞洲兩大地域，因自然條件差異，人類經濟基礎暨生活手段，以及社會，文化各方面都發生差別。

所以，亞洲歷史便形成這兩個地域長時期的個別發展，而中國版圖兼有Ａ、Ｂ兩地域，也鑄定了相同的發展路線。

要一直待到清朝極盛時代，政治上統一成功，而長城內外之爭與中國歷史的雙軌性，才告一總結。

漢族非必要時不越出長城線，但草原的地理條件永遠是其最大限制，儘管遠征軍一次又一次深入草原，卻沒有一次能作較長時間的佔領，更不必想望統一耕地—草原，或移民往北嘗試漢化草原環境。

惟其如此，漢族登上草原之後，即使一切順利，處理方式也不出兩途：殲滅敵人主力與作一次全面性掃蕩，驅逐游牧民族往更遠處，佔領便告結束；或者，在軍事優勢下，壓迫游牧民族投降，服從漢族領導，佔領也告結束。

游牧民族方面，無論早期投降式進入長城，或後期從侵入發展到征服，其移住長城之內的事實則一，而待到進入長城與人數比他們多過數十倍的漢族共同生活，遭遇命運也相共通。

最初，必須放棄部分機動性，以及修正固有游牧經濟社會形態來學習漢化，才能適應漢族環境。

以後，待不斷調整經濟機能與生活方式至完全適應漢族環境時，他們也已全行喪失機動能力而成為農耕漢族。

這條歷史軌跡幾乎成為公式化，幾乎可以適用於任何附庸游牧民族或征服游牧民族。所以，游牧民族進入漢族中國，結局如同漢族登上草原，不發生什麼決定性影響。

游牧民族移住漢族過程中，堪注意是被放棄與空虛了的原居住草原地區，立刻會有另一批移動性游牧民族填補。或者說，另一類新的游牧民族開始活躍於草原。

這種草原主人遞棒或接力式出現與嬗代，正代表了游牧歷史一大特徵，與定居社會的朝代嬗代為同一意義。

但古代游牧世界主權授受轉移的新陳代謝研究，卻不能如對定居社會的順利，今日給予學術界相當困惑。

前來後往游牧民族的種類以及相互關係，首先便不易肯定，經過幾次移動或征服、通婚或混合，民族血統系譜的辨明，已是棘手問題。

而且，游牧集團政治形態，往往發展為某一部落領導的征服姓氏部族大聯合，混血範圍因此愈為擴大。

再當聯盟領袖死亡而繼位者無力約束聯盟成員，或者，領導氏部族間自行內訌，或者，遭遇無可抗拒的天災或外來巨大壓力時，聯盟都會立刻分裂，支配集團本身也會散成一個個小部落。

一個時期之後，再由新出現的強有力統治者與統治集團重行組合聯盟，再組合的成員可能仍如舊日，也可能加入新的分子。

如果仍由舊聯盟支配者小部落之一統一本族，並進而聯合其他分子，那便是復興；如果由參加的新分子領導，或者原屬舊聯盟的另一成員部族崛起成為領袖，那便是一個新的「朝代」。

一個時期之後，又再解體，又再開

始另一次新的組合與新的循環。游牧民族組合再組合，游牧世界以外的人不容易覺察與區別，於是民族血統以外，又再增加了大聯合成分與性質辨明的困難。

游牧政治集團又無國家或朝代的正式名稱，定居社會用以稱呼的，因此只系所認識當時聯盟領導集團名詞以一概全，這種情況，可以最早雄長飛揚於大草原上的匈奴為例證。

「匈奴」只是代表性名稱，本族之外，凡屬匈奴游牧大帝國聯盟成員：突厥系諸民族、東胡系諸民族、西方系的塞種、今日藏族前身的羌族，還有投奔草原胡化了的漢族，都劃一被稱為「匈奴」。

這些部族當匈奴強盛時代，全體被「匈奴」這個名詞所概括，唯有他們參加聯盟以前，以及匈奴衰退、聯盟破壞，他們自身的民族稱謂才被認識。以後匈奴人一部分投入長城之內，一部分西遷歐洲，這些都不可能全屬匈奴本族，留在草原上的匈

奴人與原匈奴聯盟其他會員民族，或其他新自草原以外加入游牧陣營的民族混合，尤屬必然。

史料中便有十萬餘落匈奴人（也非必全屬匈奴本族）參加鮮卑集團的記錄，自此匈奴草原歷史中斷，匈奴民族名詞，倒反便被鮮卑與其他同時期諸民族所替代。「新」民族中具有匈奴人血統為不言而喻，但血統上如何調整，則不可知。

惟其如此，要確認草原游牧民族間如何分？如何合？完整系統恐怕非歷史界在可預見的期間內能擬定。

愈增加困難的，游牧民族本身都沒有歷史記錄，迄於目前，了解的都只是大概。

同時歐亞大陸遊牧世界有其整體性，自西而東，或自東而西，任何一地區的局部形勢，推進或撤退，都容易影響全體。

歷史時間愈往後移，關係也愈複雜，說明愈增加困難，這是草原歷史所以只能較定居社會簡單的一大原因。

但不論如何，草原游牧民族演進的整體性歷史路線，則是具體而清晰的：一方面，本身的新陳代謝，波濤起伏不停；另一方面，與定居社會間的相互排斥以及不斷鬥爭。

從中國歷史說，當匈奴聯盟解體，便會有草原側翼的東胡系鮮卑與草原背後的突厥，相繼興起接收草原，接替游牧政權，使漢族北面，不但整個都是敵人，也恆久都是敵人，而接觸的地點，則是萬里長城。

長城地區儘管恆久是個戰場，不是漢族越出攻擊草原，便是游牧民族突入侵略漢族中國。但無論長城的出或入，卻都不具有決定性。

漢族不可能在草原上定居，游牧民族進入長城內便會被同化，漢族仍然是漢族，草原游牧民族則是一波之後又一波，兩個世界始終對峙。

十三世紀統一歐亞大陸的蒙古人，雖也一度統一中國耕地與草原，結果卻是失敗。

這種局面的結束，須待長城歷史屆抵二千年的十七世紀來臨。而終止鬥爭並統一長城內外的，主角既不是漢族，也不是草原上游牧民族，乃是接近耕地，同時也接近草原，對雙方都有相當認識和經驗的中國東北境內滿洲人，雖然滿洲人最後同樣逃不脫漢化的歷史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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