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探索區域發展工具理性與價值目標的相容機制

作者簡介：金碚，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會長（北京 100732）。

21世紀第二個10年，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儘管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仍是主題，但其內涵已發生實質性變化。一個曾經十分貧窮、生產力低下的國家，今天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以其巨大的生產能力，在地球上踏上自己的巨大「足跡」，讓整個世界因此而面貌大變。與此同時，中國這一體量龐大的經濟巨人，也將面臨人類發展的終極問題：要讓自己唯一的國土家園變得怎樣？以至要讓「地球村」變成怎樣？我們可以稱之為「巨人之惑」：當人類發展成具有超級能力的種群之後，自己的生存和延續卻反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強大的人類是否正在破壞自己的生存之地？

一、綠色發展理念觸及人類發展的價值核心

產業活動與環境保護（或環境影響）之間的關係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相斥、相容、相促。「相斥」是指，生產活動會嚴重破壞環境，如果要保護生態環境，就不得進行這樣的生產活動，而如果要進行這樣的生產活動，就必須付出很大的環境代價，即兩者相互排斥，只能取此舍彼。「相容」是指，生產活動能夠在一定的環境容量中進行，可以不對生態環境造成重大破壞，處於自然界可自我凈化的範圍之內，或者可以進行環境還原或修復，反之，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也不構成對生產活動的完全禁止，兩者可以共存。「相促」是指，產業活動有助於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環境改善，兩者間是互利共贏關係。

導致這三種不同情況的原因，可能是物源性、技術性的，也可能是社會性的。物源因素是指，生產的物質性質，例如，用人力、畜力等作為動力，或採用煤炭、石油、天然氣等作為能源，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不同影響。技術因素是指，生產流程和工藝及其先進程度，例如，煤發電是否採用脫硫等環保技術，對生態環境造成不同影響。社會因素是指，經濟體制、管理水平、政策行為等，導致產業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不同影響。

在現實中，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總是同時存在相斥、相容、相促的各種複雜關係，期間，物源、技術和社會因素都會發生作用。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以上三種關係及三種因素的關係，也會發生某種此消彼長的變化。一般來說，相斥性逐漸減少，相容性尤其是相促性逐步增強；技術因素和社會因素的重要性越來越比物源性因素髮揮更重要的作用。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的長江經濟帶，正在發生這樣的歷史性變化。

二、成本競爭與環境友好的產業技術選擇

生產活動原本是人類發展中的工具性行為，即通過生產活動，使更多原本（對人類）無用之物轉變（加工製造）為有用之物，使原本人類難以居住和到達的地方變為（建設為）可以方便到達和宜於居住之地。目的與手段之間關係原來是樸素和明了的。但在人類獲取巨大經濟成就的時候，一些地方怎麼反而會變得環境惡劣了呢？人們為什麼要做同自己的初衷目標背道而馳的事情呢？

在經濟發展中，產業進步的基本路徑是沿著尋求和獲得資源與實現物質轉換（即加工製造）的低成本方向演化的。即儘可能用自然儲量多、獲取和加工比較容易的物質，以較低的成本生產更多的產品。各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主要體現為成本競爭；一項新技術能否被採用於大規模生產，也必須解決降低成本的問題，以達到其經濟性要求，否則就無法被廣泛使用。當工業化水平不高時，在技術路線的選擇上往往更注重其成本競爭要求，而難以更多地注重其環境友好性，往往不得不以犧牲環境來獲得成本競爭優勢。此時，生產與環保之間的相斥性非常突出，將生產控制在同環境相容的範圍內都得進行很大的努力和做出困難的抉擇。權衡中往往「緊迫性超過了重要性」，其後果是產業的大規模發展導致地區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實際上是以很高的環境成本求得較低的企業生產內部成本，而環境成本的外部性卻被在技術選擇中降低了其重要性。也就是說，雖然從人類發展的價值準則看，環境保護是更重要的，具有根本性價值，但從市場競爭來看，產業增長所需要的企業生產低內部成本要求卻更具緊迫性和工具理性意義。因此，人們以犧牲目的為代價，追求手段的更強大。後果是，手段更強大有力了，但離目標卻更遠了。目前，長江流域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人類活動已超過了生態環境的可承載度，必須進行生態修復，才能保護好這條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重要性」最終成為更大的「緊迫性」「目的」最終顯示了高於「手段」的重要性。

就對產業發展的影響而言，進行生態修復和提高環境保護標準實際上歸結為兩個經濟學含義：一是將環境成本內部化，即生產企業必須承擔全部的環保責任，因環境成本內部化要求而完全失去競爭力的生產技術和工藝（即企業無力承擔環保責任）將被淘汰和禁止，因為那意味著得不償失，事與願違；二是採取環境友好的技術路線，或者發展本身具有促進環境改善的產業。前者主要表現為讓具有較強成本競爭優勢的產業，承擔更多的環境成本，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成本競爭優勢。企業（及產業）可以通過自我消化（降低利潤率）和（或）轉移成本（提高產品價格）來應對因更加嚴格的環境保護標準而導致的環境成本內部化壓力。後者主要表現為提高技術水平或改變技術路線，從而提高技術對環境的有利影響，降低以至消除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實現產業發展與環境改善的共贏。

三、工具理性與價值目標的激勵相容

人類經濟發展的目的是，通過與自然的互動，使自己能夠生活在更安全、更適宜、更富足、更愉快的環境和狀態中。這是產業發展的價值目標，即本原意義。但是在現實中，特別是在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主要方式、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制度機制的發展過程中，發揮直接作用的主要是體現工具理性的行為和方式，也可以稱之為工具主義的增長機理和發展模式。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其具有強烈的工具主義理性傾向。所謂工具理性或工具主義的增長機理和發展模式，是指人類生產活動的直接目的和動力，並非其真正的或本原的價值目標，而是工具目標，例如收入、財富、利潤、GDP及其增長率，以至企業做大做強、產業規模擴張等。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需要的價值目標，只能以追求收入最大化、利潤最大化、財富最大化的動力（慾望和偏好）來實現。也就是說，市場經濟行為主體具有強烈的工具理性，所追求的經濟目標大多是工具性目標。

從理論上說，工具理性是有利於最終實現價值目標的，而且，如果沒有工具理性，不經歷工具主義主導的經濟發展階段，實際上無法實現人類發展的價值目標，這就是市場經濟為什麼是人類發展無可替代的道路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完全沉迷於工具主義中，而忘卻本原的價值目標，就會走向發展的迷途，失去人類發展的正確方向。例如，在產業發展中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危害健康和安全，就是典型的迷失價值目標而盲目地受工具主義理性驅使的現象。是「目的」與「手段」的顛倒，將「工具」作為無度追求的「目標」。此時，所謂「業績」或「政績」已經成為虛幻之物，以致於從根本上背離了真正值得追求的人類發展目標。這就必然會產生一系列矛盾、衝突、醜惡現象，而且將越來越難以容忍。從根本上說，這是由於人類沒有建立起工具理性與價值目標激勵相容的有效體制機制。當人類終於認識到由工具理性驅動的產業發展必須具有明確而堅持的價值理性（目標）方向時，必然將綠色發展作為可行的道路和模式選擇。如前所述，綠色發展的核心含義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共贏，是以技術創新實現環境友好主導的產業技術路線。為此，居民、企業和政府都必須回答「工具理性如何導向價值目標」的問題。對於政府來說，這主要涉及三個問題，需要有以下新思維：

第一，政策目標的優先順序及權衡。任何地區的政府都會有多項政策目標，儘管各個目標均很重要，但在政策清單中總有優先順序的排列，也需要在各目標間做出權衡，有的重點執行，有的必須兼顧，也有的則不得不暫時緩行。一般來說，當經濟處於十分落後的境地時，發展經濟就是第一優先政策目標，儘管也應注重生態環境，但它畢竟難以作為第一優先目標，不得不居於「兼顧」類次序。而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時，修復生態、保護環境就會上升為第一優先政策目標。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歷程就體現了不同時期政策目標優先順序的調整。過去30多年，長江經濟帶是將經濟發展作為壓倒一切的第一政策目標，而在這次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中，生態環境提升為第一優先政策目標，就反映了新時期須有新思維和新的優先目標這一政策抉擇的客觀規律。當然，確定政策目標的優先順序，絕不意味著可以顧此失彼，而是必須對各政策目標進行合理權衡和安排。特別是，發展經濟仍是重要目標，發揮長江黃金水道的經濟功能，提升長江流域地區的工業化城鎮化水平等，也是不可忽視的政策目標。實際上，制定《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本身就是為了更好地規劃發展目標和進程，選擇更科學可行的發展路徑，也使在實現各政策目標時，不僅要知之所為，而且要具有明確的法規性依據。

第二，價值目標與工具理性的激勵相容體制。任何地區的發展，在安排政策目標及其優先順序時，都必然涉及價值目標與工具理性之間的關係，即有些政策目標更傾向於體現價值目標，例如，宜居、健康、安全、公益、就業與閑暇等；而有些政策目標更傾向於工具理性，例如，收入（GDP）、財富、競爭力等。價值目標具有終極重要性，但價值目標的實現需要有工具理性的動力，工具理性通常要求有體現其意義的工具性政策目標。工具主義行為儘管是間接手段，但卻是直接經濟動力，儘管不可顛倒為最終目的，卻也是不可或缺的操作目標。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否定工具主義理性，就會破壞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實際上也難以達到最終的價值目標。所以，當進行制度和政策安排時，使價值目標與工具理性之間形成激勵相容性，具有重要意義。也就是說，當進行由工具理性（追求工具理性目標）所驅使的經濟活動更有助於實現價值目標時，地區發展的道路和結果都會更具合意性。形象地說就是要力求做到：通過發展經濟創造金山銀山，使居民有條件能夠在青山綠水藍天中享受富足的生活。

第三，更自覺、有效地處理髮揮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的關係。地區產業發展的戰略抉擇現實地體現為，如何處理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之間的關係。戰略抉擇總是需要有其決策主體，即誰來進行抉擇？中國的現實國情是，在區域發展上，政府在許多領域和方面都發揮著主導性或引導性作用，特別是在制定規劃、確定重點、劃分區位、提供優惠、項目審批等方面，政府具有強大的力量，對地區產業發展具有全局性和長遠性的影響。而且，政府在有些方面的決策所產生的作用或後果是不可逆的。所以，各地政府總是處於必須審時度勢，慎用巧用政策手段，應對複雜具體問題的處境。

一般來說，市場機制更傾向於工具主義理性，而政府作用所代表的主要是人類發展（社會和人民）的價值目標。所以，一方面，政府要持積極無為態度，即尊重市場的工具主義機理，不要破壞市場機制有效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要相信，只要市場機制有效運行，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工具理性行為是實現價值目標的可行有效方式之一，而且無可替代。政府應在完善市場體制、監管市場運行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而在具體經濟決策上，則應儘可能「無為而治」，避免自作聰明式的越位干預。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有積極有為的行動，即更注重維護價值目標準則，實現區域發展的根本性民生目標和堅持可持續發展道路，例如，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所提及的修復和保護生態環境、建立創新型現代產業體系、建成全流域黃金水道等，就是政府必須積極有為實現的目標。

（文章節選自《區域經濟評論》第3期，整理 齊雙）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