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明對立」下的東亞聯盟論

日本近代有兩大社會思潮，「脫亞入歐」與「亞洲主義」，兩者看待西方文明的角度不同，前者要「與西方文明諸國共進退」，以西方對待亞洲方式對待自己的鄰國；後者以「東西方文明對立」、人種不同為前提，鼓吹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排斥西方列強、讓日本「獨享」亞洲利益，其最終目標都是為日本對外擴張製造理論根據。國內學界對日本近代的「文明開化」「脫亞入歐」研究頗多，而對於同時代的亞洲提攜、聯合思想的研究則比較薄弱。近代以來，日本不斷在對外侵略戰爭獲取利益，推進其近代化與軍事發展。隨著國力的增強，日本對外政策重點逐漸由「脫亞」變為「歸亞」，企圖「獨霸」亞洲乃至稱雄世界。中日戰爭時期，日本出現了以東亞提攜為幌子的各種侵略理論，為政府擴張政策服務。這裡就中日戰爭時期影響較大的東亞聯盟論做一探討，揭示其以東西方文明對立、擺脫「白人帝國主義」壓迫為名，企圖長久統治中國、稱霸世界的本質。

一、東西方文明對立思想的產生與發展

在日本選擇以西方文明為目標、建設近代民族國家時代，國內也存在著亞洲「連帶」的思潮。「脫亞入歐」與「亞洲連帶」是貫穿日本近代的兩大思潮，而兩者看待西方文明的角度不同，但是，他們都基於維護日本利益的立場，包含著先亞洲大陸擴張的目的，只是手段不同而已。在日本實行大陸政策中起了助紂為虐的作用。

日本的亞洲「連帶」思想以維護日本自身利益為根本目的的，其與中國聯合僅僅是作為「振興」日本的手段。日本亞洲主義打著所謂「連帶」、「合作」的旗號，並非以「和睦」、「敦睦」為目的的平等聯合，而是要求中國等亞洲國家，忠於、服從日本天皇。日本最早的「興亞」組織為1877年成立的「振亞社」，該組織稱在「亞細亞萎靡衰退之時，竟無人使之協同共進，興起振作」，因而要以「興亞」為起點，對抗西力東漸，振興亞洲。由於打著振興亞洲、對抗西方的旗號，曾引起中國的關注，駐日公使何如璋派代表出席成立大會。

甲午戰爭後，亞洲聯合進一步成為日本對外侵略的借口，「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東洋人有獨自決定東洋問題的權力，與美洲的門羅主義是同樣的意思。在東洋實現亞細亞門羅主義的責任有貴（指中國，引者注）我兩國來承擔。現今形勢下要實行並非易事，但是，我們的最終目的就在於此」，認為東西方人種、文明都是對立的，未來世界上就是黃白兩個人種的競爭和戰爭，「最終是黃白兩人種的競爭。在這個競爭中，無論支那人還是日本人，都要認識到白人是仇敵」，中日人種要共同對抗西方，「支那的存亡非與他人休戚與共，而是與日本人自身的利害相關」。日本不僅要「領導」亞洲，還要向世界發展， 「日本聳立於東亞之一隅，雄飛於世界萬國」。1896年7月，《世界之日本》創刊，正是這種擴張心理的表現。

甲午戰敗，中國人一方面對敗於「東夷小邦」、「蕞爾三島」不服氣，另一方面又感慨日本維新後的迅速發展，希望通過學習日本使中國富強。日本的亞洲聯合思想引起了中國維新派、革命黨人的共鳴。鄭觀應認為：「同在亞洲，互相攻擊，唇亡則齒寒，徒為漁人得利。中國宜開誠布公，勿念前仇，亦與日合以踐興亞會之約，庶不為西半球各國所侵害也」。1898年4月，維新派與在華日本人成立了「上海亞細亞協會」，將「聯中日之歡，敘同文之雅，誠亞洲第一盛事，興起之轉機也」。康有為、孫中山等人，從擺脫西方列強壓迫的角度出發，都曾經與日本亞洲聯合論著有過接觸，並在一定程度上與這種思想產生共鳴。

20世紀初，日本著名的文化學者、美術專家岡倉天心提出了「亞洲一體論」，鼓吹亞洲各國在日本的「領導」下實現復興。岡倉天心通過比較東西方的民族、文化和歷史，得出日本文明高於西方文明、日本人的智力、體力優於西方人的結論，「我們的知識分子可以與西方人相匹敵，東方人不僅在耐力、手的靈巧方面比西方人強，即使在體力上也不亞於西方人，西洋國家最強的拳擊手、摔交手也難與日本的柔術家相匹敵」，東方文化比西方文化優越。既然東方民族、文化都很優越，為什麼東方國家卻普遍遭受西方侵略呢？岡倉天心認為，這是由於東方文化的寬容，並不是東方文化有什麼弱點，是東方文化的優越使東方人以寬容之心對待西方的侵略，「東洋諸民族沒有對於西洋的侵略進行鮮明的抵抗，實際反映了東洋諸民族的強有力和優越。東洋諸民族形成的自由本能，使他們認為與其與西歐諸民族在戰場上相見，不如首先與其調和」。現在亞洲各國都遭受白人的侵略和奴役，不能僅以寬容之心待之，要掃除白種人的威脅，需要亞洲各國攜起手來，「如果亞洲諸國相互孤立，就不能理解整個亞洲的危險狀況」。亞洲一體」主張日本與亞洲為伍，共同抵抗西方侵略之名，實際是為日本擴張尋找根據。太平洋戰爭後，日本的「文學報國會」發起「愛國百人一首」、「國民座右銘」等運動。所謂「國民座右銘」就是一年365天，每天選擇一句名言讓國民背誦、牢記，從精神上支持戰爭。其中就有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選編者認為「這句話是天心懷著解放亞洲十億人的赤子之心而發出的偉大呼聲，這樣的呼聲只有作為日本人的天心才能發出。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回想起神國日本的偉大使命」。道出了「亞洲一體」藐視亞洲鄰國、維護日本利益的目的。

1916年小寺謙吉出版《大亞細亞主義論》，標誌著「亞洲主義」正式形成。亞洲主義以種族、文化對立為前提，聲稱黃白人種之爭是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應把白種人驅逐出亞洲，以實現亞洲的聯合與解放。「實現亞細亞之大聯盟，以當西洋之勢力，為最終之目的。然其主義之為平和的主義，固不待言者」。為了亞洲聯合，日本現在首先需要「幫助」、「指導」中國，使其與日本一道，實踐「亞洲主義」。「大亞洲主義之當面急務，所以首先圖中日兩國之結合，以之為中心勢力，而圖黃色人種之繁榮，以當歐美列強之世界的帝國主義」。李大釗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大亞洲主義是大日本主義的複名，「不是和平的主義，是侵略的主義；不是民族自決主義，是吞併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主主義，是日本的軍國主義」，揭露日本假大亞洲主義之名，謀亞洲霸權的之實的目的。

1930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亞洲主義演變為各種東亞協同、聯合思想，它們皆鼓吹東西方文明對立，日本民族、文化優秀，要「領導」同文同種的亞洲鄰國驅逐白人帝國主義，為實現日本長期統治中國、稱霸東亞乃至世界提供理論基礎。其中東亞聯盟的理論形態最為完備、組織機構嚴密、活動頻繁，成為日本政府「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理論依據，是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的政治借口。

東亞聯盟論由「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著名的「謀略家」石原莞爾提出。這一理論的前提是東西方文明衝突、東西方文明要進行最終決戰。石原莞爾畢業於近代日本最著名的軍事學府陸軍大學，被認為是「陸大創辦以來，從未有過的優秀人才」。1922年赴德國留學，專門研究戰史。因策劃「九·一八事變」名聲大震，後因與東條英機（1884－1948）矛盾不斷激化被東條英機逐出軍界。有日本學者認為：「如果條件具備，他（指石原莞爾）可能成為日本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成為日本法西斯的最高政治領導者」。

石原莞爾認為東西方文明是對立的，兩種對立的文明不能在世界上同時存在，兩種文明的衝突、矛盾最終將導致最後的決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範圍內出現了國家聯合趨勢，由此形成了四個主要的國家集團，即：蘇聯、歐洲集團、美洲集團和東亞集團。這四個國家集團為爭奪世界的統治權相互競爭、戰爭，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是准決戰。在准決戰中取勝者，將進行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最為慘烈的最終決戰，爭奪對世界的最終統治權。石原莞爾認為贏得准決戰勝利的是日本為首的東亞集團和美國為首的美洲集團，蘇聯和歐洲集團都會准決戰時代瓦解，因為：「蘇聯雖然一直努力建設國家，在自由主義向統制主義發展時期，已經有數百萬人犧牲，現在蘇聯的國民仍被強製做出巨大犧牲，無論斯大林如何竭盡全力進行統治，蘇聯畢竟如瓷器一樣，雖然堅硬卻容易破碎」。而歐洲集團中，德國、英國、法國都很發達，該國家集團的實力是四個國家集團中最為強大的，但是，歐洲集團有其致命的弱點，其內部存在著利益衝突、矛盾重重，這種內耗必然導致其瓦解。

因此，能贏得准決戰勝利的只有東亞集團和美洲集團。這兩個集團分別代表著東西方兩種文明，「將圍繞究竟誰是世界的中心，挾太平洋進行人類最後的決戰，打極一場規模龐大的戰爭」。這是人類歷史上的最終決戰，這次戰爭將「決定是日本天皇成為世界的天皇，還是美國總統支配世界，決定人類的最後命運。這是決定究竟由東洋王道還是西洋霸道最終統治世界的戰爭」，是王道與霸道之戰，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最後決戰。經過這次戰爭，世界走向統一，失敗者被徹底摧毀，再無力發動新的戰爭，人類由此進入永久和平時代。日本是東方文明的代表，必須贏得最後的勝利，用東方文明的王道統治世界，徹底戰勝西方霸道。為了贏得最終戰爭的勝利，日本聯合東亞各國，綜合運用東亞的力量，以積蓄足以對抗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實力。東亞各國為了驅逐白人帝國主義的統治，要自覺服從日本天皇的「領導」，實現國防、經濟、政治的協同。

石原莞爾不否認日本自古以來就學習中國文化，認為東方文明雖起源於中國，出現過孔子等著名的思想家，但近代以降中國逐漸落後，目前正處于軍閥割據狀態之中，中國早已將東方文明丟失殆盡。日本卻繼承和發揚了東方文明，是東亞唯一沒有成為殖民地的國家，是東方文明的傑出代表，又有「萬世一系」的天皇，有最優秀的「國體」，不僅能夠代表東方文明，而且可以戰勝西方文明。

二、東亞聯盟的東西方文明觀

「東亞聯盟」一詞最早出現在1933年3月《滿洲國協和會會務綱要》中，它提出：「滿洲國協和會根據王道主義，向國民徹底地普及建國精神，團結有明確信念的國民，排除反國家思想和反國家運動，以期建成民族協和理想之地，同時向全中國普及民族協和運動，進而擴展到整個東亞，結成東亞聯盟，以重建東洋文化，確保東亞的永久和平」，認為僅以日本一國之力難以最終戰勝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東亞各國要在日本「領導」下結成聯盟，統籌東亞各國的經濟、政治、國防、文化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參與對西方「霸道」的決戰，使世界「統一」於日本為代表的東方文明下。

1939年石原莞爾發表《東亞聯盟建設綱要》和《昭和維新論》，全面闡述了東亞聯盟理論。1939年10月，東京成立東亞聯盟協會，日本的東亞聯盟運動正式開始。

東亞聯盟論注重對東方文明基本理念的闡釋，認為東方文明最主要的特點是「王道」，王道主義是東亞聯盟的指導思想，「王道是在日本民族的靈魂與血液中凝結的人類之正確原理，是世界最高的絕對真理。它不僅在日本國內是真理，而且將擴大到全世界，是人類普遍的生存原理，全世界應統一在這個真理下」。王道就是中庸，是不偏不倚，「王道在政治上是聯盟各個國家自覺地順從民眾的理性和良心，對最高價值的信賴與服從，是將內治與外治對立觀念綜合統一起來的觀念，是以東洋民族覺醒和統一為前提的東洋理想社會的理念」，按照石原莞爾的解釋，最高價值就是東亞各國要信賴日本天皇，因為「承接天照大神的天皇，是世界唯一天成君主」，日本「國體」優越，其他國家無法比擬，世界必定統一於日本天皇的「領導」之下。

東亞聯盟認為，日本國內有不少打著東亞聯合旗號的社會團體，但是，影響有限，「最近出現了許多興亞團體，但遺憾的是它們沒有明確的理念」。東亞聯盟論認為闡明王道主義指導理念，才能取得東亞鄰國的信任，使日本的「師出有名」。從這個意義上說，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等皆是為東亞利益而戰，為實現王道而戰。東亞各國卻譴責日本侵略，其實各國應該理解日本，信仰天皇，自覺地與日本一道走向民族協和。世界的統一關鍵在於「道」，而「八竑一宇的世界觀就是運用文明進步，依靠『道』統一世界。八竑一宇的世界觀，充分運用一切文明尤其是迅速發展的物質文明，促進世界的統一，但是，最根本的是『道』」，東亞各國要為實現「王道主義」而戰。

為了讓中國與日本合作，實現王道主義為核心的東方文明統治世界，東亞聯盟宣稱王道主義不僅是日本的理念，也是中華民族四千年來的理念，可惜中國未能實現這個理念，「孫文思想雖不明確，但包含著王道思想和大亞洲主義」。孫中山1924年11月28日，在北上途徑日本神戶，做《大亞洲主義》演講時，的確說過「你們日本民族既得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孫中山希望日本能做王道的干城，與亞洲各國人民一道反對歐美的霸道文化，孫中山所言王道是日本與中國平等相處，實現真正的和平，而不是承認日本天皇對東亞、對世界的絕對統治。孫中山一生為實現民主共和而不懈奮鬥，並不是要實現日本天皇領導下的王道。

東亞聯盟的「國防共同、經濟一體化、政治獨立和文化溝通」無不以東西方文明對立為前提，以實現日本「領導」亞洲為最終目標。要實現「領導」亞洲，首先就要武力控制中國等東亞國家，「國防共同」要求東亞各國在日本的統一「領導」下，充實國防力量，以擁有足以對抗美國的軍力。「國防共同當然需要一元化統帥，……總的說來，日本在軍事上居於領導地位，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從國防共同的角度來看，聯盟宣戰以及締結和約等許可權，屬於天皇陛下」。保衛本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是國家最基本的對外職能。如果一個國家連基本的宣戰、媾和的權力都要交給日本，何談領土、主權，又怎能談得上國防？

為了說明東亞「國防共同」的必要，東亞聯盟把日本與俄國爭奪中國東北的戰爭，渲染成有色人種與白種人的戰爭，從種族、文化對立的角度闡釋戰爭的意義。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勝，戰勝了擁有歐洲最強大陸軍的俄羅斯，是亞洲第一次戰爭西方強國，是黃種人的勝利。日本的勝利意義巨大，促進了亞洲其他國家人民的覺醒，「日俄戰爭中的勝利，促進了亞洲各民族的自覺和奮起，從此以後亞洲各民族紛紛起來反抗歐美勢力」，日俄戰爭是「最近數百年來亞洲民族對歐洲人的首次勝利，由此對被壓迫民族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隨後埃及、秘魯、土耳其、阿富汗、印度等國紛紛掀起了獨立運動」。這裡，東亞聯盟輪以黃種人反對白種人的侵略為名，以東亞各國同文同種為掩護，來達到獨霸東亞、稱霸世界的目的。「日本現在擔負著東亞聯盟樞紐之責任。具體來說，主要就是擔任國防，指導國防力量之根本所在的經濟建設」，「是日本長期以來以自己獨自的力量，反抗著歐美帝國主義對東亞的壓迫，正因為有了日本，才避免東亞完全成為歐美的殖民地，日本已具有西歐帝國主義的發展水平」。

「國防共同」其實就是要求東亞各國不能對日本設防。日本的「國防共同」顯然是騙人把戲，中國繼續為維護民族獨立、主權而戰。為了達到中日「國防共同」的目標，東亞聯盟強調在中日戰爭中，軍事是一個方面，而「政略」具有重要作用，要善於「攻心戰」，「狹義的國防就是指軍事設備，拿滿洲國的國家地位來說，軍事設施大概已經萬無一失。但是如果得不到四千萬民眾的支持，就不能說國防已經完成。廣義的國防除物質要素外，還包括著很多的精神因素」，要拯救東亞，完成統一世界的使命，就要獲得中國人的信賴，建立完整的國防，把握民心是最重要的國防，與中國作戰「要政略戰略並用」。如何把握民心？就是用王道主義、民族協和等觀念消除中國的民族主義，使民族主義變成中日提攜，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經濟一體化」要滿足國防需要，建立國防經濟體制。東亞聯盟論認為戰爭要依賴經濟，打仗就得有錢，目前日本的國力無法與美國抗衡，「我國決戰的對手代表著西方文明，在西方文明中處於支配地位，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所以東亞要「建設足以壓倒其巨大經濟力量的實力來」，在東亞聯盟內實行「經濟一體化」，綜合運用東亞各國的經濟基礎，創造出比任何經濟集團都強大的經濟實力，因為「在國際政治中無人道和正義可言」，一切靠實力說話，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就能夠不斷提高武器裝備水平，是戰勝西方文明的保證。現代戰爭需要強大的空軍，最終決戰中，作戰飛機要能繞地球一圈。 「現在的武裝日益依存於經濟基礎，具有高度生產力水平的國家，須有與之相適應的優秀裝備」。

東亞集團要在未來的最終戰爭中取勝，就需要統籌規劃經濟上，制定在經濟上超過美國的計劃，「最終戰爭大概三十年左右到來，要以二十年為目標，使東亞聯盟的生產力趕上並超過美洲。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計劃，但非空想和可笑。我們不能盲目樂觀，這是非常艱難之事，但是為了天皇為了全人類，一定要實現」。「為了準備武力，需要絕對巨大的經濟力量……現在日本國防必須要預想到持久戰，所以在聯盟範圍內應該保持持久戰所可能需要的經濟力量」。這就是說，東亞各國在經濟上要服從日本的領導，適應「經濟一體化」的需要。東亞聯盟主張在聯盟內實現計劃經濟，「重點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軍需生產，即使犧牲部門經濟、地區經濟，也要儘可能保持軍需部門的平衡，這個計劃是綜合東亞國土的計劃。其內容包括以作戰計劃為核心的兵器計劃、物資計劃、生產計劃、動力燃料計劃，技術勞務計劃、交易計劃運輸計劃、配給計劃、金融計劃、財政計劃等」，也就是經濟計劃完全服從於軍事的需要，民用經濟、其他部門經濟、地區經濟都要為軍事經濟讓路。

東亞聯盟主張要在經濟上實現東亞範圍內的自給自足，減少資源、能源等方面的對外依賴，「目前的國防目的是力圖實現聯盟內物資的自給自足，將對外依存減少到最小限度，以形成東亞解放的有利態勢」，「只有確保高度自給自足國防經濟，才可能建立真正的國防經濟體制。自給自足經濟首先是資源的（原料的）自給自足經濟，東亞大地埋藏著多種多樣極其豐富的資源，資源只有被開發、商品化的時候，才能產生使用價值。……應該考慮如何開採、運輸這些資源。第二是資材的自給自足經濟。所謂資材是指開發資源的資材到生產開發資材的各種資材的總稱。第三是技術及勞動力的自給自足經濟」，東亞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就是要把東亞各國的經濟納入日本的戰爭軌道，對東亞的資源、財富以及人力進行全面的掠奪，將歐美在東亞的掠奪變成日本的經濟獨佔。

「政治獨立」是東亞聯盟論最具有欺騙性的內容，東亞聯盟論把「政治獨立」放在最後，不過是「國防共同、經濟一體化」的陪襯而已。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後，以東亞聯盟論作為理論依據，為了給投敵貼金，有意把「政治獨立」提到第一位。東亞聯盟論的「政治獨立」有條件的，並非政治學中所講國家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自主地決定本國的一切事物，平等地發展國與國的關係，「政治獨立是立足於東亞總體幸福上的政治獨立，決不是隨隨便便的政治獨立」，「政治獨立不是政府的獨立，而是家族社會的獨立，鄉土社會的獨立，民族社會的獨立。家庭、鄉土、民族社會不容許他人侵犯，叫做政治獨立」。試想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不獨立，何談家庭獨立、鄉土獨立、民族獨立又有何意義？

東亞聯盟論聲稱尊重中國的政治獨立，卻以中國喪失在東北的領土主權為前提，散布東北與「中國本土不同」，不是中國的領土之謬論。「滿洲大部分地區並非漢族的土地，且明治以後很多日本人來到滿洲。從對抗蘇聯、保衛滿洲的角度來說，決不僅僅是中國的。或許從法律上看是中國的，但是現實中它是各民族的共同財產」，為日本永久佔領東北製造借口。

東亞聯盟認為蔣介石為代表的重慶國民政府要求收復失地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沒有從東亞整體利益來考慮問題，「重慶抗戰陣營僅站在一個民族角度上講民族獨立是狹隘的，要克服落後於時代的民族主義，發展到更高層次的站在整個東亞全民族利益上的具有進步意義的政治獨立」。為了實現所謂「東亞全民族利益上」的政治獨立，要求東亞各國服從日本的戰略需要，停止保衛國家獨立、主權的反抗鬥爭。東亞聯盟論還為日本長期駐兵中國找了一個堂兒皇之的理由——防共駐屯。「防共駐屯非權益駐屯，並非完全根據日華雙方協議純粹適應國防要求的駐屯，是具有思想駐兵意義的暫時駐兵」。「日本在中國駐兵時，中國誤解為干涉內政，日本國內也有一些誤解。……我們反對干涉內政的駐兵，但是為保衛東亞而駐兵，中國應當歡迎」。其實對中國而言，無論日軍打著何種旗號，公然在中國領土上駐兵、屠殺，都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

「文化溝通」強調中日兩國在日本肇國精神指導下創造以道義為核心的新文化，只有這樣的文化才能給世界帶來光明的前途。「漢民族一直未認識日本文化的價值，使其認識日本文化是當務之急」。汪精衛以東亞聯盟作為投敵的理論基礎，1941年2月，汪精衛將中國各地東亞聯盟組織統一起來，在南京成立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汪精衛任會長，發行機關刊物《大亞洲主義與東亞聯盟》月刊。汪精衛集團將文化溝通的重點放在「國民心理的了解和尊重；注意青年訓練和民眾訓練；教育界攜手；文化人和文化生產品的交換；扶植文化事業」。東亞聯盟強調「國防共同」是為幫助中國擺脫歐美霸道重要的壓迫，「經濟一體化」是為了增進東亞戰勝歐美的實力，而「文化溝通是結成東亞聯盟最根本的條件，在中日實現和平後，仍需努力」，即文化溝通是中日兩國的根本任務，對建立中日長期和平關係意義重大。

總之，東亞聯盟繼承了亞洲主義關於東西方人種、文明對立的思想，認為東西方文明對立不可調和，必然導致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和戰爭，導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最慘烈的戰爭。東亞各國要在東西方決戰中取勝，就要聯合起來，在日本的「領導」下，光大東洋文化，以東方文明統治世界。東亞聯盟為日本侵略製造理論根據。

三、東亞新秩序下的東亞聯盟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憑藉強大的國力，企圖「一擊」使國民政府屈服，結束中日戰爭。1937年底日軍佔領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後，日本政府於1938年1月16日發表了著名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對華聲明，聲稱「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18日，日本政府又發表補充聲明，強調「所謂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較之否認該政權更為強硬。從歷來的國際法來說，為了否認國民政府，只要承認新政權就可以達到目的。因為尚未到達正式承認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時期，所以，這次開國際法上的新例，在否認國民政府的同時，將它徹底抹掉」。但是，國民政府並沒有如日本估計的那樣被擊垮，而是西遷重慶，繼續抗戰。日本「速戰速決」的戰略計劃破產。1938年10月，隨著日軍佔領廣州、武漢，其進攻能力也達到極限，日本不得不調整對華政策，準備應付長期戰爭。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雖國民政府，亦不拒絕」的聲明，稱「國民政府僅為一地方政權而已。然而，如該政府堅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國決不收兵，直到其崩潰為止」，又說「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希望國民政府進行適當改組後，一道參加東亞新秩序的建設。1938年11月30日，御前會議又作出《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的決定，提出「在互惠的基礎上，日、滿、華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項原則。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重申「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聯合起來，共謀實現相互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原則，即著名的「近衛三原則」。第三次近衛聲明的發表，意味著日本對華政策從速戰速決發展為應付長期戰爭，在策略上從以軍事進攻為主改為軍事打擊和政治誘降相結合，企圖通過「以華治華」，分化中國的抗日營壘，達到侵略目的。國民政府外交部第二天就駁斥了近衛聲明，認為日本破壞中國領土主權的政策沒有改變。

第三次近衛聲明的起草者是贊同東亞聯盟論的中山優。東亞聯盟認為近衛三原則與結成東亞聯盟的三個條件基本一致，說明政府接受了東亞聯盟的主張，從單純的軍事進攻發展到日中提攜、建設東亞新秩序，標誌著日本政府政策的轉變，「近衛聲明是以結成東亞聯盟為目標，為了結成東亞聯盟而提出的臨時條件」，近衛聲明體現了日本對東亞的正確認識，「日中兩國全面提攜是日本的（也是中國的）唯一出路，近衛聲明就是根據這個出路制定的自利他利的大原則」。

東亞聯盟認為在東亞新秩序下，中日戰爭可望早日結束，「東亞新秩序是近衛內閣仰聖斷確定的，是處理中國事變的原則」。把新秩序與東亞聯盟聯繫在起來。「東亞新秩序的關鍵是廢除帝國主義的統治」，東亞新秩序充分考慮到了東亞文化、經濟、地域的聯繫，是共同命運的結合，「日、中兩國應有共通的大建設和利害一致處，共通的利害就是排除第三國干涉、壓迫，創造出東亞民族的真正獨立的國家，這是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具體內容」。東亞聯盟論認為建設新秩序的第一步就是解決中日戰爭，而結束戰爭的最好辦法，就是遵循東亞聯盟論的三原則。

1940年7月26日，近衛內閣制定了《基本國策綱要》，國策的根本方針是：「建立以皇國為核心，以日滿華牢固結合為基礎的大東亞新秩序」，「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根本現在是解決日中事變」。翌日，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上，通過《伴隨世界形勢變化處理時局綱要》，確定「帝國與世界形勢的變化相適應，改善內外形勢，在促進中國事變迅速解決的同時，捕捉良機，解決南方問題」，日本政府決定擴大戰爭。1941年10月，東條英機任日本首相。11月2日，大本營聯絡會議確定了《帝國國策遂行綱要》，提出「帝國為打開現在的危局，完成自存自衛，建設大東亞新秩序，決心對美英荷開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10日，日本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決定，把這次戰爭稱為大東亞戰爭。「它意味著這次戰爭的目的是建設大東亞新秩序，將第三次近衛聲明中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範圍發展到了更廣闊的範圍，即把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作為基本國策」，把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表述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東亞聯盟協會認為太平洋戰爭是解放亞洲人民的「聖戰」，是為了驅逐西方霸道。「擁護王道從日本擴展到整個東亞，進而到全世界，是扶衛皇運的具體體現。但是從世界的形勢看，以歐洲為中心存在著阻礙大業的霸道勢力，不排除霸道勢力，就不能完成八竑一宇的大業，因此必須排除霸道勢力，這次大東亞戰爭是排除霸道的基礎工作，是掃除霸道的準備事業」，由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東亞聯盟的範圍也要擴大，「東亞聯盟的範圍是聯盟的國防力量，目前主要是日本的力量能排除歐美霸道主義的壓力地區內的諸國家。隨著大東亞戰爭的發展，結成東亞聯盟的地區也迅速在擴大」。「在南方為歐美霸道主義者獨佔的人口稀薄的土地，由於大東亞戰爭的爆發，已經向我等苦於人口過剩的諸民族開放了」，日本可以把東北容納不下的人口轉移到南方的廣闊地區，用建設偽滿洲國的經驗在南方建設新的王道樂土。

1942年，日本成立大東亞省，處理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內的一切事物。1943年11月，在日本東京召開了大東亞會議，汪精衛、偽滿洲國總理張景惠以及泰國、菲律賓、印度等傀儡政權首腦參加。會議簽署了《大東亞共同宣言》，宣言鼓吹「大東亞各國，共同確保其東亞之安定，根據道義，以建設共存共榮之秩序；大東亞各國，於互惠之下，緊密提攜，以圖發展其經濟，而增進大東亞之繁榮」，汪精衛、張景惠等在宣言上籤了字。汪精衛認為大東亞會議的召開，說明東亞共榮圈的範圍擴大了，東亞聯盟運動進入了實踐階段，「大東亞宣言是大亞洲主義實踐的起點」，「參加宣言的各國，都有實踐宣言的道義責任，中國的責任，是如何解消障害實踐此宣言的抗戰勢力，我們要促使抗戰勢力指導者反省實踐，貫徹國父大亞洲主義精神的大東亞共同宣言」，與日本侵略政策相呼應。隨著日本戰敗，「大東亞新秩序」煙消雲散，東亞聯盟協會作為右翼團體也被解散。

在人類社會漫長的發展道路是，由於歷史、文化、種族等原因，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質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間始終存在著交往、融合與競爭。在各種文明的交流和聯繫中，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互相融合，以取長補短，形成良性互動，人類才能共享一切文明的成果。如果拋開具體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抽象地談種族、文明的衝突，並以此為借口渲染文明對立，必然導致矛盾、衝突甚至戰爭，東亞聯盟的理論和行動就是有力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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