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台灣和東北文化統治之比較

近代日本先後侵佔了中國的台灣和東北，為了鞏固殖民秩序，把台灣和東北永遠從中國分割出去，日本採取了屠殺與「懷柔」並舉的方針，加強對這些地區中國人的文化統制，旨在用日本天皇制的意識形態控制中國人的思想，達到泯滅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徹底征服中國的目的。由於日本佔領台灣和東北時間和具體殖民統治方式不同，其文化統制政策也有所差異。本文通過比較日本在台灣和東北文化統制政策，指出日本文化統制的內容、特點及後果。

日本在台灣和東北推行文化統制的共同點

日本覬覦中國台灣和東北已久，它通過1895年的《馬關條約》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先後佔領了中國的台灣和東北。日本對台灣和東北實行了武力征服與思想文化統制相結合的政策，企圖從根本上割斷這兩個地區人民與中國文化的血脈聯繫，達到永久侵佔的目的。日本在台灣和東北實行的文化統制有許多共同之處：

首先，通過殖民統治機構，對台灣和東北民眾實行嚴格的思想控制，向他們灌輸天皇制意識形態、推行奴化教育政策。1889年日本政府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了近代天皇制。日本利用「神化」天皇，宣揚日本天皇受命於天，是「天照大神」的後代，是從天而降的「現人神」，要求國民熱愛天皇、忠於天皇，時刻為天皇獻身。「國恩宏大，在天孫開闢之國，一切都是天子之物。生則沐浴天子之水，死則葬於天子之地，食之穀米、穿之衣物皆產於天子之土地」，「忠君」成為日本人的最高道德。日本侵佔台灣和東北後，宣揚「神國」觀念，通過台灣總督府和偽滿洲國政府，普及「日式」價值觀。日本認為思想文化統制不僅可以鞏固軍事侵略「成果」，而且是永久殖民統治的根本。

日本尤其重視在東北和台灣各級各類學校教育中灌輸「皇道主義」、「神國觀念」、「民族協和」等觀念。1890年，天皇頒布了《教育敕語》。《教育敕語》以封建的忠孝為根本理念，把學校、社會、家庭納入軍國主義的軌道。日本要求台灣和東北的中小學學生都要「奉讀」《教育敕語》，以體會皇恩浩蕩，具備帝國臣民應具有的品性，「我國體具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優點，體會並加以永遠保持，是我國教育的根本目的」。

台灣首任學務部部長伊澤修二提出要用教育的方式鞏固武力進攻的「成果」。在台灣的各級學校仿照日本的樣子，設立了專門放置「敕語」和天皇、皇后「御照」的「奉安殿」、「奉安所」或「奉安室」，學校師生每天早晚要向「奉安殿（所、室）」敬禮。在日本的三大節學校要舉行儀式，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台灣國民學校學生每天還要在上課之前，背誦「我們為大日本帝國之臣民，誠心感謝」之類的語錄。日本要求台灣學校的教師要做敬愛天皇的表率，以此來教育和影響學生。

在東北通過偽滿洲國政府建立思想控制機構，宣傳「建國精神」，鼓吹日滿一體，「滿洲國」是民族協和的「王道樂土」。1932年《建國宣言》中就提出「教育之普及，則當惟禮教之是崇，實行王道主義，必使境內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東亞永久之光榮」。1937年5月，偽滿洲國政府頒布《學制要綱》，重申教育方針，「遵照建國精神及訪日宣詔之趣旨，以咸使體會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之關係及民族協和之精神，闡明東方道德，尤致意於忠孝之大義，涵養旺盛之國民精神，陶冶德性，並置重於國民生活安定上之必須之實學，授與知識技能，更圖保護增進身體之健康，為教育之方針」，日本一直鼓吹王道主義是東方文明特有的思想體系，「以王道政治相結合，不外是實現道義的政治」，《學制要綱》就是要闡明王道主義的教育理念，「養成忠良之國民」，實際就是培養理解「王道主義」、「民族協和」的順民。

為了把天皇制國家觀念融入台灣和東北民眾的頭腦中，日本在台灣和東北建立「神社」，推廣日本的神道教。據統計，日本統治台灣50年間，共在台灣建立了68座神社，甚至還將神宮大麻分配到台灣的家庭，要求台灣人在家裡供奉。台灣官方統計，全台約有70%以上的家庭供奉著神宮大麻。當然供奉神宮大麻與每天是否參拜不完全是一回事。1943年，日本在台灣推行所謂「一街一庄一社」建造神社的運動，下令將中國寺廟改建成日式殿宇，規定所有台灣人每月一日去參拜。台灣民間信仰較多的佛教、道教受到嚴厲壓制和打擊。

東北地區原有佛教、道教、薩滿教、基督教等宗教。偽滿洲國建立後，日本在東北打壓原有的宗教，強制推行其國教「神道教」，大建神社。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偽滿「首都」新京設立了「建國神廟」和「建國忠靈廟」。1940年溥儀第二次訪問日本將捧回的「天照大神」供奉到「滿洲國」的「建國神廟」里，溥儀甚至承認自己與日本人有血緣關係。日本佔領東北14年間，在東北建立大小神社295座，遍及東北城鄉。當然，中國人的文化傳承和血脈聯繫是不會因為日本強制推行神道教就可以改變的，隨著日本戰敗，神道教在台灣和東北消聲滅跡。

日本在台灣和東北實行嚴格的輿論控制。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在台灣特別設置一個情報委員會，加強對輿論的檢查和控制。「《台灣日日新報》聲稱，在中國軍隊的挑釁、阻擾及中國人民『侮日、抗日』的行為下，日本不得不出兵，『中國貧窮落後，日本係為了拯救中國、保衛東亞的和平而戰。』」不讓台灣人了解戰爭的真相，誘騙他們為侵略戰爭出力。

日本在偽滿洲國成立了各級文化思想統制機構。1932年成立偽「滿洲國通訊社」，該社直接隸屬關東軍司令部，統一向各新聞單位發送新聞稿。1935年9月，偽滿洲國合并15家報紙，成立「滿洲弘報協會」，控制了東北所有新聞機構。1932年10月，偽滿洲國頒布《出版法》，禁止一切可能危及其統治的書刊出版發行，大量焚毀認為「非法」的書籍。1932年上半年，就有600餘萬冊圖書被焚毀。

其次，直接插手台灣和東北的學校教育，控制教學內容、教學時間、課程設置等具體教學環節，培養馴服工具。有學者將日本在台灣的教育劃分為「漸進主義」、「內地延長主義」和「戰時體制」三個階段，各個階段教育的重點不同，但是，「同化教育」方針卻貫穿始終。為使台灣人成為日本的「皇民」、「順民」，成為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日本注重從法律、制度上完善殖民教育體系。1895年日本強佔台灣後，在總督府下設立學務部專門管理台灣教育。1919年1月，台灣總督府發布了《台灣教育令》，以法規的形式規定了台灣教育的宗旨、辦學方針、教育內容和方法，明確提出台灣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帝國忠良國民，培養台灣人「具備帝國臣民應具資質與品性」。

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本需要更多的勞動力資源，台灣的學校教育也更加重視勞動技能的培養。學校縮短文化課教學時間，增加勞動、軍事訓練等課程，注重實業教育忽視文化知識傳授的傾向更加明顯。1941年4月，台灣總督府再次修改《台灣教育令》，規定「遵照皇國之道為國民養成，除教育內容有所革新外，課程也予以簡化，期使訓練完整 能縮短修業年限，讓學生能儘速從事實務工作」，造成了台灣學校教育知識內容減少，教學總體水平下降。1943年3月，台灣總督府發布《總督諭告》，實行6年制義務教育，要「策教化之進展，應時局之要請，以期報奉皇恩於萬一」，實現「內台一致」、「教育均等」。後來的事實證明，所謂義務教育並沒有提高台灣兒童的入學率，卻為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提供了新的勞動力資源。

日本還直接插手台灣和東北學校教育教學環節，對教學內容、教材編寫和使用、課程安排等都有嚴格規定。無論是日本在佔領台灣初期的公學校、中學校還是後期的國民學校、普通中學，在課程安排上 「國語」（日本語）課程佔據總學時的三分之二以上，漢語課從每周2-5學時改為選修課，1937年4月，台灣小學校一律取消漢語課。1920年代初台灣的小學課程增加了日本歷史、日本地理等課程。有人對台灣「國語」和修身課教科書做過研究，發現這類教科書中無不貫穿著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忠君」、「愛國」的內容。1940年代「國語」課本中有76.4%的內容是極端國家主義思想，五、六年級的教科書這方面的內容更是高達95%。修身課用日本歷史故事來強調日本國家和國民的特質。1937年日本在台灣開展皇民化運動後，學校教育成為培養日本「皇民」的場所，要求台灣兒童尊敬和感謝日本軍人，為將來成為軍人做準備。中學校則縮短修業年限，加強「皇民修鍊」。

為培養為日本殖民統治服務的高級人才，也避免台灣青年到大陸求學而接受民主主義思想影響，1928年日本在台灣成立了台北帝國大學。台北帝大除設立文理醫農工等專業外，還特別設立了熱帶醫學、南方人文研究、南方資源研究等專門的研究機構，為實現台灣「南進基地化」的目標服務。當然，在台北帝國大學中，在台灣的日本人享受著教育特權，日本學生一直佔大多數，台灣人與日本人受教育的權利是不平等的。

偽滿洲國成立後，偽民政部文教司成為負責教育的最高行政部門，管理著偽滿洲國的各級各類學校教育教學。九一八事變後，原來比較發達的東北教育事業受到嚴重破壞，各級各類學校曾經被迫關。1933年小學開始上課，1934年部分中學和高等學校複課，直到1937年東北的初等教育才基本得以恢復。日本佔領期間，東北的中學不僅數量減少，且普通中學多改為職業學校。1937年5月，偽滿洲國頒布《學制要綱》，實行新學制。「新學制」以「勞作教育」和「實業教育」為核心，規定：初等教育修業為六年，中等教育由六年改為四年，高等教育則從四年縮短為三年。顯然，新學制下，東北學校基礎教育受到削弱，中等教育職業化傾向明顯，使學生作只會勞動、不問學問的工具，來「盡忠報國」，適應了日本掠奪東北資源要有大量初級文化知識技術工人的需求。日本將過去的公立學校全部改為日本人擔任校長和教導主任的「日滿學校」，私立學校必須接受日本人的嚴格監督，各級學校廢止了原有的教學大綱和教材，大量焚毀原有的教材和中文書籍。據偽滿洲國文教部統計，「僅1932年3月至7月，就焚毀了中文書籍650萬冊。同時任命了編審官，組織了編寫班子，重新編寫教材。1932年3月，偽滿洲國國務院發布公告：「嗣後各學校課程暫用四書孝經講授，以崇禮教。凡有關黨義教科書等一律廢止之」，有關民主主義、三民主義的內容不許出現在教科書中。1935年12月，日偽當局出版了小學和初中的『審定教科書』共22種29冊。……這些教材充滿了關於『日滿一體』、『同文同種』、『王道樂土』，以及封建道德的宣傳」，其目的就是要使中國學生忘記自己的祖國和歷史。

「新學制」實行後，偽滿洲國的小學校增加了「國民」和「建國精神」等課程，把日本的「皇國史觀」與「國語」教學結合起來，不允許講授中國的歷史和地理。偽滿洲國的學校，日語是「國語」教學的主要內容，其課時比漢語多一倍，中小學教材基本用日文編寫，並用日語講授，讓學生學習日語的目的是了解日本精神，「日本語中是蘊蓄著日本自肇國以來日本的思考和感動的，由此日本的思考和感動作為一體的育成，始能得理解日本精神的真髓」。為防止教師向學生灌輸國家、民族意識，偽滿洲國的學校對教師進行「思想檢定」，嚴格查處宣傳愛國思想的教師。當時在偽滿洲國的公司、企業、機關單位等使用日語頻率極高，「日本人在各界任職，日系官吏達二萬人，在其他部門如特殊公司、合作社、協和會、各市公署的准官吏的數量還要多，因此在公共用語方面，日語已經超過了漢語，政府發布的命令、布告、規則等官方用語明顯地日語化了」，日本吹噓為「滿洲的一大社會革命」。

東北地區的高等教育原來比較發達，日本佔領東北後，公立大學基本被關閉，私立學校也僅有少數得以繼續招生。1938年5月2日，日本在東北建立「建國大學」，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張景惠兼任大學總長，京都帝國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作田莊一任副總長，副總長實際掌握著學校的大權。建國大學是偽滿洲國國務院的直屬機關，校內設有協和會的組織。建國大學37名教授中，除鮑明鈐、蘇益信二人外，都是日本人。50名副教授中只有3個中國人。建國大學以民族協和為指導理念，讓學生「體得建國精神之神髓」，成為體會建國精神的領導者和實踐者。建國大學學生經過嚴格篩選，全部免除學費，這在偽滿洲國高等學校是絕無僅有的。建國大學的學生畢業後要接受偽滿洲國政府的分配，做偽滿洲國建設的骨幹。

再次，建立各種御用團體和社會組織，在台灣和東北普及日本的風俗習慣、歷史文化，以徹底「同化」這些地區的人民。

日本重視對台灣和東北的社會教育，通過各種民間團體和各種方式向這些地區民眾灌輸日本精神。語言是人類交際的工具，也是鬥爭的手段和目的，話語是權力。日本在台灣和東北都重視日語教育，將日語作為灌輸日本「日本精神」的載體，因為「語言對於使用者而言，如同血液適於身體，如同肉體所呈現的精神之體。以日本的國語來比喻這個道理，日本語應該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是以此精神血液來維持……語言不僅僅是國體的象徵，同時又是教育者，是深情的母親」。日本在台灣和東北都不僅在學校，而且在社會大力進行普及日語教育。日本佔領台灣的第二年，即1896年就在台灣設立了14所「日語傳習所」，通過「日語傳習所」等機構讓台灣人了解日本語來增加「日本人精神血液」，培養台灣人的日本國民精神。1930年代初，日本在台灣開展了「社區教化運動」，在市、街、庄建立「社區教化」團體，這些團體通過放映皇民化題材電影、演齣戲劇、出版《皇民化讀本》等方式，教育台灣人要振奮「國民精神」，培養「國家觀念」。1937年日本在台灣全面推行「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本通過在台灣普及日語、改造台灣人生活習慣、使用日本式姓名、募捐等活動，對台灣民眾進行精神控制。

1937年1月，日本廢止了《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和《台南新報》的漢文版；同年6月，取消所有漢文報紙。不學日語的人會被罰款，不講日語的公務人員要撤職。甚至出現有的火車站拒絕給不講日語的人售票的情況，說「不懂日語者滾回支那去」。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不懂或者不講日語者在升學、就業、生活等方面受到歧視。

日本強制台灣人改變多年的生活習慣，要求生活習俗日本化，讓台灣民眾在不知不覺中體會日本人的心境，感受「皇民」意識。為此，日本統治當局做了許多強制性規定，如：禁止台灣人穿中式服裝；每個家庭要使用日式風呂（澡盆）；睡日式榻榻米（床墊）；吃日式料理等。強制台灣民眾按照日本習俗婚喪嫁娶；禁止台灣民眾過中國傳統的新春佳節，要按日本風俗過新曆年；要求學校開設日本茶道、服裝剪裁和插花等課程。

1940年2月，日本在台灣開展改姓名運動，通過改日本式姓名來使台灣人成為真正的「皇民」。改姓名以戶為單位，他們稱獲得日式姓名對台灣人是一種殊榮。根據台灣學者周婉窈的研究，到1945年台北縣大約有7%家庭改了姓名。

1941年4月，日本在台灣成立「 皇民奉公會」。 通過「皇民奉公會」，日本將觸角伸及台灣的各個地方。按照「 皇民奉公會」的規定，每十戶台灣人設立一個「奉公班」，全體台灣人都是「皇民奉公會」的會員，「皇民奉公會」的總裁由「台灣總督」擔任，有濃厚的「官辦色彩」和強制性。「以台灣600萬人民為會員的『皇民奉公會』，遍布台灣州、廳、市、街、庄的各個角落」，「皇民奉公會的組織，除與一般行政系統並行之外，另有地域性組織，亦有職業性組織，可謂緊密無一疏，不愧為網羅一切的全民組織。「皇民奉公會」利用日軍在中國大陸打勝仗或者佔領新的城市、戰略要地之機，組織學生及各類團體高唱軍國主義歌曲，為日軍的勝利吶喊慶祝。

日本在東北主要通過各種御用團體進行思想控制。1932年7月，偽滿洲國協和會成立，其組織標榜要建立萬民協和的王道樂土，確保東亞和平。協和會號稱反對共產主義、三民主義，宣傳「建國精神」和「王道政治」。溥儀擔任協和會名譽總裁，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任名譽顧問，鄭孝胥任會長。協和會在偽滿洲國首都新京設中央本部，各省設省本部、各市縣旗設市縣旗本部。從協和會成立到1943年，偽滿洲國共建立市縣旗級本部195個 ，各級本部均成立了本部委員會。協和會的基層組織是分會，分會多按地區劃分，也有按行業來劃分的。截至1943年，東北地區共有協和分會3800個，會員達250萬人。分會的下級機構為國民鄰保組織，到1943年5月，東北共有鄰保組織61021個，以「建國精神」訓練東北民眾。協和會下設許多直屬團體和外圍團體。直屬團體主要有：協和義勇奉公隊總監部、協和青少年團統監部、科學技術聯合會部會、開拓部會等。外圍團體主要有：滿洲國防婦人會、軍人後援會、滿洲空務協會、滿洲赤十字社、青年訓練所等。1938年協和會頒布了《青少年組織大綱》，組成協和青年團、協和少年團，強迫青少年參加「國民勤勞奉仕運動」。1942年1月，協和青少年團成員達135萬2440人 。成年人則被編入「協和義勇奉公隊」，接受各種訓練，從事「警戒、「物資分配」等「勤勞奉仕」活動。

日軍進攻熱河時，協和會派「以中央事務局次長中野琥逸為總指揮的宣撫工作班到熱河省各縣設立辦事處，與日本軍隊進行作戰行動的同時，從事對民眾的宣撫工作」。

日本在台灣和東北推行文化統制的不同

日本佔領台灣和東北的時間不同，對兩地的統治方式也不盡相同。日本把台灣直接「併入」日本領土，作為日本的「外省」來統治的。對東北則採取扶植傀儡政權的方式，通過控制傀儡政權，來達到實行殖民統治的目的。因此，日本在台灣和東北的文化統制形式和特點也有所不同。

第一，日本在台灣通過總督府來實行文化統制，在東北通過傀儡政權來推行文化統制。日本1895年通過不平等的《馬關條約》佔領中國台灣，1895年6月，日本即在台灣前巡撫衙門設立總督府，由日本人擔任總督。從此，台灣作為日本的「外省」受日本殖民統治長達50年之久。日本統治台灣的目的是把台灣作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日本文化統制是圍繞著把台灣人徹底變成日本「皇民」來進行的。日本在台灣無論是以普及日語為核心的「同化教育」、「差別教育」的「漸進主義」時期、宣傳「內台共學」的「內地延長主義」時期，還是以「皇民化教育」為核心的「戰時體制」時期，在台灣的文化統制始終貫穿著「使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根本方針。正如1919年台灣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所說：「台灣乃帝國領土的一部分，當然應屬於帝國憲法統治之版圖。……因此，台灣的統治方針應以此精神為出發點，作為各項施政建設的依據。我們應教化台灣民眾，使其成為純粹的帝國國民，並涵養對朝廷盡忠、對國家盡義務的觀念」，要把台灣人「同化」為日本的「忠臣良民」，日本在台灣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皇民化運動等等都是為改造台灣人為日本人服務的。日本認為在戰爭不斷擴大的形勢下，「台灣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國防上都與我國有重大關係，倘若此地居住的日本人（指台灣人）沒有作為日本人應有的精神思想，惜力謀私，僅披著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經濟方面暫且不論，國防上便猶如坐在火山口上」，因此，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後，日本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不惜一切手段要把台灣人變成日本地地道道的「皇民」。日本在台灣除強制普及日語、消除漢文化的印記、推廣日本的生活習慣外，還在台灣實行徵兵制度，把大量的台灣青年驅趕到中國大陸或者東南亞的戰場上。日本將這些台灣籍士兵作為「皇軍」的一部分，戰死者被稱為「英靈」供奉在靖國神社。

如果說日本在台灣的文化統制是為了徹底「同化」台灣人為日本人，那麼，在東北則強調「滿洲」的「獨立」性，鼓吹「日滿不可分」、「日滿一家」，把偽滿洲國建設成所謂的「民族協和」的王道樂土。日本佔領東北全境後懾於國際壓力和東北人民的反抗，改變了原來將東北直接劃歸日本版圖的「領有滿洲」計劃，「在滿蒙建立獨立國，將其置於日本的保護之下」，達到與直接「領有滿洲」同樣的目的。為了扶植「滿洲國」這個「獨立」國家，日本歪曲歷史，論證中國東北與長城以南地區有巨大差異，中國東北與日本的關係比與關內的關係更為密切，偽滿的學校教科書中把中國自古以來民族融合的歷史說成是「滿洲」反對中國侵略的歷史。1932年7月18日，《滿洲國協和會創立宣言》就聲稱：「滿蒙之地，本來就不屬於禹貢九州，有時為肅慎之故土，有時為高句麗之舊居。後來遼、金、元、清相繼盤踞此地。至近代，俄國垂涎該地，乃至日本起而抗之，使此地成為各民族之樂土，以期共存共榮」，鼓吹「滿日不可分」。「滿洲大部分地區並非漢族的土地，且明治以後很多日本人來到滿洲。從對付蘇聯保衛滿洲的角度來說，決不僅僅是中國的。或許從法律上看是中國的，但是現實中它是各民族的共同財產」。日本認為東北不是中國的領土，至少不僅僅是中國的領土，對國土狹小、人口過剩的日本來說，是生命攸關地區。日本在東北的利益是經過流血犧牲換來的，是「合法」的。「滿洲國是經過日清（指甲午戰爭，引者注）、日俄和滿洲事變我很多同胞流血建立的，滿洲國應早日建設成理想道義的國家，這就需要很多日本農民移民滿洲」。從1932年到1936年日本政府共有計劃地向東北進行了5次武裝移民，共移民2785戶、7000多人。這些移民每人都帶著一支步槍，屯墾隊還配備了迫擊炮、機關槍，他們侵佔中國農民的耕地，參與軍事侵略和武力鎮壓。1936年5月，日本關東軍制訂了《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案》。7月，日本拓務省根據關東軍的方案，制定了政府移民侵略方案，計劃用20年的時間移民100萬戶、500萬人到東北，使日本人口達到偽滿洲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建立以日本人為指導核心的統治秩序。日本對東北的移民帶有軍事侵略與「民族協和」的雙重意義，「滿洲移民政策」是日本的「七大國策」之一。

為了進行欺騙宣傳，日本還借與偽滿洲國簽訂「廢除」不平等條約，鼓吹偽滿洲國是「民族協和」的「獨立」國家。1937年11月5日，日本與偽滿洲國政府簽訂《關於撤銷在滿洲國的治外法權及轉讓南滿洲鐵道附屬地行政權條約》。條約除正式確定了1936年6月日本與偽滿簽訂的《日本臣民在滿洲國居住及滿洲國課稅條約》的內容外，還規定：「日本國政府廢除在滿洲國的治外法權，將南滿洲鐵道附屬地行政權移交滿洲國政府」。

從表面上看，日滿《關於撤銷治外法權和轉讓滿鐵附屬地行政權條約》簽訂後，偽滿洲國收回了屬於國家主權的治外法權及相關的行政等權力，成為「主權」國家。實際上，日本在南滿洲鐵道附屬地的行政權，早已擴大到了整個東北。日本廢除在偽滿洲國的「治外法權」，非但絲毫不影響其在東北的侵略利益，而且為加強對偽滿洲國控制提供了條件。

在廢除「治外法權」後，日本稱偽滿洲國的統治制度、法令已經完備，借口「由於日本人已經完全服從偽滿洲國統治，在統治機關中當然要增加日本人」，造成東北的日本人官吏數量激增，以偽國務院所屬司法部為例，「司法部的總務、民事、刑事、行刑4個司中，總務、民事、刑事3個司都由日本人掌握；各司共有13個科，其中重要的8個科，科長都是日本人，中國人科長只有4人；重要職位參事官5名全是日本人；此外還配備73名日本官吏。法院、檢察院、監獄配備的日本人官吏為907名。司法機關全部被日本人所掌握。徵稅、郵政等機關的日本人也大量增加，特別是在偽滿中央機關，「日本化」明顯。日本廢除所謂不平等條約完全是自欺欺人。

第二，日本在東北和台灣推行文化統制的內容、手段、程度有所差異。日本在台灣和東北都強制普及日語，但是，在這兩個地區普及日語的方式和程度有較大的差異。日本自佔領台灣之日起就設立專門「國語傳習所」，學校的國語教學就是日語教學，教學時間遠在漢語之上，漢語教學受到嚴格限制，甚至只作為選修課開設，漢語報刊被禁止發行而全部停刊。

日本在東北學校也增加了日語教學時間，偽滿洲國學校的國語課主要是日語，當然偽滿洲國的國語還包括漢語（日本人稱之為滿語），漢語課時比日語課時少得多。偽滿洲國學校的漢語課始終作為必修課，漢語報刊受到嚴格檢查和限制，卻一直未被禁止發行。這說明日本在台灣和東北普及「國語」教育程度是有區別的。在台灣推行「國語」（日本語）教育的力度比偽滿洲國要大。

日本在台灣開展 「皇民奉公運動」後，通過設立「國語家庭」，來誘惑台灣人學日語。他們將學日文、講日語的台灣人稱為「皇民」，准許他們就業和升遷等；把經常使用日語的家庭稱為「國語家庭」，頒布獎懲條例,給所謂「國語家庭」在升學、就業和生活必須品的配給等方面以「優待」等。事實證明，日本的誘惑措施確實使日語普及工作在台灣產生了一定的效果。「1937年至1943年期間，台北共有3448戶被認定為國語家庭，占當時全台北戶數的1%左右」 。另據日本官方統計，1937年，「了解日語的人佔37%左右，到了1943年已超過全人口的80%。」1942年「文學奉公會」成立以後，日本強迫若干作家從事「皇民文學」的創作，要他們在作品中對殖民統治者的文化及其統治進行歌頌。在東北雖然日語也被定為「國語」，學校的日語課課時遠在漢語課時之上，在政府機關、公共場所，日語使用率很高，但是，沒有搞像在台灣那樣的「國語家庭」活動。

全面侵華戰爭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國內人力資源緊缺，在台灣和東北的文化統制直接為掠奪人力資源、擴大戰爭服務。日本在台灣實行徵兵制，直接將台灣人驅趕到戰場充當炮灰，或將其充當軍夫。僅就日本在台灣徵發軍事勞役一項，1937到1945年八年間，就有「超過207,000的台灣人被送入日軍服役；將近126,000人作為軍夫，80,000人作為軍人。」。在「皇民奉公運動」時期,台灣學生的實踐課實習變成保證日本軍事生產的無償勞動課。

日本在東北人力資源掠奪主要是掠奪勞工，到日本在東北的礦山或者強擄到日本國內的工礦，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勞動條件極其惡劣，勞工死亡率很高。據日本外務省統計：中國被掠奪到日本的勞工死亡率高達17.5%。而日本民間調查顯示，勞工的死亡率遠不止於此。其中死亡率最高的礦山達到52%，有的甚至達到65%。

第三，日本在東北和台灣實行文化統制的結果有很大差異。日本在台灣實行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從根本上說，日本的「同化」、「奴化」政策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台灣民眾對中華文化的向心力，中華文化之「根」留在絕大多數台灣民眾的心目中。50年間，台灣民眾從來沒有停止過抗爭，他們為傳承中華文化、延續中華血脈做了不懈的努力。著名歷史學家連橫多達36卷的《台灣通史》闡述了台灣與祖國大陸血脈相連的關係，影響深遠。日據時代成長起來的不少台灣知識分子成為反對日本「同化」、「皇民化」的骨幹，他們創辦漢文研究會、學習班，通過學習和研究漢語，弘揚中華文化。1919年台灣留日學生組織啟發會，1920年改組為新民會，出版《台灣青年》雜誌，宣傳自由民主思想。1921年10月，台灣成立文化協會，林獻堂任總理。他們出版報刊，設立講習所，舉辦演講會，開展青年活動，傳播中華文化，傳播民族自決思想，要求政治平等。林獻堂終身不讀日文，不說日語，不穿和服，不讓子女進日文學校，自聘教師教本家族子弟漢語。而更多的台灣人雖然迫於壓力不得不在公開場合說日語，回到家裡就用漢語交談。所謂的「國語常用家庭」也經常在家裡講漢語。「國語普及」在台灣只是徒有其名。「台灣縱然在異族的統治下過了半個世紀的被奴役的生活，近十年來又在『皇民運動』的狂瀾前，瀕臨被同化的危險，但是他們對祖國的熱情，對祖國的懷戀，卻非常熾烈。『祖國』一詞在今日的台灣是具有神秘魅力的用語。提到它，鬢髮雪白的老者會淌淚，中年人會喜形於色，少年人會微笑。」日本並未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生活和政治信仰。台灣光復時，台灣同胞歡天喜地，很多人不約而同鼓掌歡呼，有人還燃放鞭炮、舞龍舞獅、焚香祭祖，表示歡慶。這是對「皇民化運動」最大的否定。但是，由於日本在台灣文化統制長達半個世紀，且採取威逼與利誘相結合的方針，也造成了少數台灣人與祖國大陸的隔膜，在「皇民化」時期成長的台灣一些青年人淡化了民族認知和中華文化理念，他們的言談舉止、生活習慣，很大程度上「日本化」了，甚至出現了像李登輝那樣的「親日」、「媚日」分子。李登輝這樣口口聲聲聲稱自己「22歲以前是日本人」、「日本殖民統治留給台灣許多東西，不能一味地批判」等等，至今「皇民化」的影響還未完全從台灣社會消除。

日本在東北文化統制政策更是遭到東北人民的不滿和不滿。學校的老師，經常在上課時向學生講授中國歷史和文化，提醒學生「我們是中國人」，對學生進行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雖然偽滿洲國先後頒布了《治安矯正法》、《思想矯正法》等法律，但是，東北人民反抗思想文化統制的活動始終沒有停止過，東北的「思想犯」年年增加。據統計，1937年至1940年，東北地區有26萬多人，以「思想犯」、「政治犯」罪名被治罪。1942年發生的「思想犯」事件比1941年增加了2倍。東北文化教育界人士早就認識到：「無論世界若何之強國，若不察吾國之民性，垂涎吾之富有，而企圖巧取豪奪，雖施以警神泣鬼之智，終亦不過徒惹吾人之反感遭失敗耳」。東北淪陷後，在東北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地下工作者與偽滿洲國文化統制、奴化教育政策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如：1932年夏，遼寧成立了東北民眾救國會安東救國分會，團結了一批教育界人士，他們秘密宣傳救國思想，為抗日義勇軍捐款。日本在東北的文化統制「成效」甚微。

總之，日本在東北和台灣的文化統制是日本侵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日本企圖從根本上征服中國的重要戰略步驟。日本推行的文化統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毒化了抗戰空氣，削弱了個別意志薄弱者的民族自信心，但是，卻不能從根本上泯滅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和氣節。

發表於《中華民族的抗爭與復興——第一、二屆海峽兩岸抗日戰爭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團結出版社，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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