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扔進糞坑裡的臭雞蛋，以及吃掉肥皂的知識分子

文 | 葉兆言

我上中學時，每年的五月稱之為「紅五月」，有太多紀念日，五一勞動節，五四青年節，紀念五七幹校，紀念五一六通知，紀念五二三《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紀念五卅慘案。與我們家關係最密切的是五二三，父母在劇團工作，這個紀念日還沒到，早早地已開始準備。那時候也沒戲可演，演來演去都革命樣板戲。父母所在的劇團移植了《沙家浜》，幾乎能演戲的女演員，都扮演過阿慶嫂。

記憶中，對於這個五二三，真沒好印象。就知道日子快來，父母又要下鄉，一家人又要離別。在別人眼裡，五二三紀念與五七幹校沒任何關係，在我們家看來卻差不多，只是一個日子短，一個日子長，都是要下鄉，都是到農村去，都是扔下孩子不管。我小姨也在劇團工作，她孩子可憐才一個多月，突然來了指示，都要去五七幹校，小孩怎麼辦呢，不得不交給爺爺奶奶。

五七幹校是過集體生活，文化大革命中，幾乎被稱之為「臭老九」的人，都可能去過這種幹校。父母的幹校在鎮江橋頭鎮，按說這地方小孩子是不可以去的，我因為眼睛被打傷了，情況特殊，出院之後，去北京之前，先到幹校住了幾天。記得是住男宿舍，一排房子男宿舍，一排房子女宿舍。有很多大字報，大字報是文革的重要標誌，劇團演員文化水平不高，經常寫毛筆字，有幾個人字寫得真是不錯。

大字報無非兩種內容，一是批判，二是宣傳。我沒事可干，白天大人下田幹活，就去欣賞大字報，看黑板報。印象最深是一個臭雞蛋的故事，有人偷偷將一個煮熟的臭雞蛋扔進了女廁所，有人便向工宣隊彙報。當時工宣隊是劇團的最大領導，聽說此事便悍然闖進了女廁所，將雞蛋撈出來，洗一洗，聞聞，當著眾人面，嘗了一口，然後要旁邊其他人也嘗一下，結果呢，大家就都分享了，結論是這個雞蛋還可以吃。

多少年來，總是會想到這個扔進糞坑裡的臭雞蛋。在小說《關於廁所》中，我寫過這個細節，究竟是誰扔的，並不沒有什麼結論，最終不了了之。能記住的是大字報上總結，通過這件事，充分說明知識分子必須要改造世界觀，要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那年頭，最高指示「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經常掛老百姓口頭上，貪污不太可能，是否浪費說不清楚。這個雞蛋肯定是壞了，臭了，不壞不臭也不會扔。工宣隊後來常被妖魔化，譬如這事就很可笑，我一直覺得，最可笑往往也是最可悲，那些一起被迫分享臭雞蛋的革命群眾，事後想想都會覺得噁心。

一個初中生對幹校的記憶很可能片面，不準確。譬如覺得住宿舍挺有意思，在小孩子看來，睡大統鋪，過兵營一樣的生活多好玩。我也曾非常羨慕小學同學隨家人下放，歡天喜地敲鑼打鼓下鄉去，小孩子不太會想到下鄉要吃苦。跟朋友聊當年的五七幹校，朋友突然對幹校的性生活有了興趣，問既然男的住男宿舍，女的住女宿舍，那麼那個問題怎麼解決。

朋友說在回憶文章中看過這樣的文字，五七戰士在高粱地偷歡，江南沒高粱地，水稻田裡肯定幹不成那事。人之大欲，攔是攔不住的，像這樣男女宿舍分開住，夫妻之間會不會也偷個歡，來個頗具浪漫意味的野合。沒想過這問題，或者說從未好好想過。我上大學，選修太平天國史，讀到太平軍在南京設男營女營，覺得非常搞笑。一方面，天王洪秀全這妃那妃忙不過來，卻堅決不允許手下士兵隨便，正常夫妻也不行，不能隨便。洪天王掌管著性愛鑰匙，他說什麼時候開鎖，就什麼時候開鎖。這細節說明控制思想很重要，控制那玩意同樣重要。

父親在世，父子之間什麼都可以談，我從未問過這樣的問題，父母當時還是反動分子，是階級敵人，和革命群眾有天壤之別，住在「牛棚」里，每周寫思想彙報，跟監獄差不多。因此真要問父親這個，有點愚蠢。我小姨和姨夫也是劇團的，姨夫還是多年的男一號小生，寫這篇文章時，我忍不住給小姨打電話，求證當年的男營女營，小姨就笑，說當然是分開住，很嚴格，跟軍人一樣，大半夜地還要演習，白天幹了農活，睡得正香，突然響起集合號，倉皇起床，沒有電燈，摸黑趕到操場上，結果很多人跑到水田裡去了。

小姨夫婦去幹校時不到三十歲，新婚不久，第一個孩子剛滿月。對於我的疑問，她只是覺得好笑，同時認為根本不是問題。同樣年輕人，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活法。那年頭分居很正常，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對於她來說，見不到自己孩子才是有點難受。偉大的孔子曾說過，「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如果都一樣，也就太平了，也就沒什麼可說。幹校的日子不是一天兩天，是好幾年，大家都可以忍，忍就成了不忍，成了習慣，工宣隊，革命群眾，階級敵人，有家沒家男女老少都一樣。

離開父母所在的橋頭幹校，我去了北京。當時大伯也是在幹校，在河南潢川，五十多歲的人，在養牛。拿著高薪養牛，是那種最普通最常見的水牛。父親右派，母親現行反革命，他們住的是象徵性的牛棚，伯父住的才是真正牛棚，茅草棚，與水牛睡一起。文化大革命除了最極端日子，大多數高級知識分子，都拿著原工資。拿那麼多錢，性價比嚴重不合適，想想國家也是夠冤，花大錢養一個養牛的。有文章寫到何其芳先生拿搪瓷缸去幹校食堂盛湯，稀里糊塗地把缸里的半塊肥皂給吃了。知識分子尤其高級知識分子，出起洋相來，都是很好的段子，想不歡樂都不行。何其芳的工資更高，他在幹校乾的活，肯定還不如我伯父。

伯父養牛的段子也不少，不過他是個十分嚴肅的人，平時生活中不苟言笑，做事太死板。讓他放牛，便非常認真地放牛。當時又沒百度，只能向書本求知識。讓祖父到新華書店買養牛手冊給他寄去，伯父挑燈學習，認死理，鑽牛角尖，天天晚上起來給牛把尿，害怕牛尿把牛圈給弄濕了，結果自己也睡不安穩。當地農民忍不住譏笑，覺得這不是養牛，把牛當作寵物養，根本沒那必要。不就是頭牛嗎，不能太當回事，你把它當回事，它就真把自己當回事。

伯父養牛時拍了許多照片，現在再看，已經很有歷史包漿。畫面有藝術感，顯然拍照的人是攝影愛好者，這說明五七幹校不缺乏人才。伯母是標準的家庭婦女，留守在北京家裡，思夫心切，結婚以後，就算是日本鬼子來，也沒有這麼久的分開過。好在伯父的幹校是團中央系統，上面有人，來頭大，為展示改造成果和意義，居然千里迢迢組織了一個家屬慰問團，而伯母又有幸成為慰問團團員，戴著大紅花前去慰問，彷彿當年去抗美援朝時的前線，敲鑼打鼓歡迎，同樣也是拍了很多有紀念意味的照片。

我記憶中的五七幹校，肯定與親身經歷者不一樣。旁觀者的記憶，對認識那段歷史，只能是個參考。記得在北京，祖父三天兩頭跟伯父寫信，寫完了，便讓我丟入胡同口的郵筒。有來有往，伯父在幹校時與祖父的通信，後來編成很厚的一本書。這書非常值得一讀，你可以更好地了解五七幹校，看到我伯父在如何養牛，看到農民的批評，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為什麼有必要，因為知識分子和農民比起來，有時候真的很沒有知識。

當然，更想說還是五七幹校時的家庭親情，祖父和伯父親沒完沒了寫信，靠文字來思念，來牽掛對方，他們屬於老一代人，仍然有點舊傳統。父親比伯父小八歲，有一段時期，他根本不給祖父回信，來多少信都不回，以至於祖父很擔心，擔心犯了錯誤的小兒子已不在人世。峰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與祖父和伯父相比，父親很早參加了革命，一舉一動更像革命者，後來被打成右派，成了牛鬼蛇神，成了壞人，親情方面仍然是革命化。比他年輕一輩的造反派更是這樣，對父母對子女，在革命的名義下，親情不知不覺變得很淡很薄。儘管後來回憶，也會覺得不人道，有那麼一點不對，可是不得不承認，當時太理所當然。五七幹校中男營女營的刻板生活，很顯然也很輕易，把基本的人性都給泯滅了，而文化大革命說到底，就是在最大限度地泯滅人性。

原標題為《五七幹校》

【作者簡介】

葉兆言|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花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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