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鄧小平如何決策恢復高考

知識 06-07

1979年，幾位恢復高考後第一屆大學生在登黃山途中偶遇75歲的鄧小平，當面表達感謝。

撰文｜劉海峰（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教授）

責編｜李曉明

1977年恢復高考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標誌著中國招生考試史的新紀元，也是中國教育史的新紀元，一直以來都是人們談論和回憶的一個話題，高考改革也一直牽動著全社會的神經。

高考是一個萬眾矚目、影響重大的教育考試制度，而1977年恢復高考，是「文革」後撥亂反正開創新局的分水嶺，是棄舊圖新的標誌，因而被一些論者看成是個人和民族的「諾曼底登陸」，［1］是「中國青年的復活節」……。確實，1977年的高考，不僅是許多人命運的轉折點，而且成為一個國家與時代的拐點。它是一段值得珍藏的歷史，是一種歷久彌新的記憶，是一個永留史冊的傳奇。

突破堅冰的舉措

1976年10月，「文革」結束以後，開始終結持續十年的混亂狀況，社會要逐漸走向正軌，要使中國的人才培養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必定要有一個合理的人才選拔機制。而恢復高考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因此高考遲早會恢復。但在1977年就恢復，則是必然中的偶然，與鄧小平的英明決斷密切相關。

現在人們才了解到，1977年8月4—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江西廳，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召集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會議的前幾天，每會必到的鄧小平在一旁安靜地聽，既不引導大家往哪方面談，也不對別人的發言表態。8月6日下午，武漢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查全性發言說：「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就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質量沒有保證，其原因，一是中小學的教學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但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他說，大學的學生來源參差不齊，沒法上課，必須廢除群眾推薦、領導批准那一套，恢復高考招生，憑真才實學上大學。在會上，查全性還指出當時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沒人才；卡了工農兵子弟；助長不正之風；嚴重影響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他建議：從今年開始就改進招生辦法。「一定要當機立斷，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2］

聽完査全性的一番言論，鄧小平沒有表態，他環視四座問道：「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見在座的吳文俊、王大珩等科學家紛紛表示贊同，他又問當年恢復高考是否來得及。一些代表說來得及，於是鄧小平最後表態：「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今年就恢復高考。」

査全性的發言是引發鄧小平表態的重要契機。據當時的高教司司長劉道玉的回憶：「會議已進行三天了，來自武漢大學的一位代表一直沒有發言。他找到我說，『會議開了三天了，聽了其他人的發言很受啟發，但是我本打算講的，別人都已講了。你看我講點什麼為好？』……我向這位代表建議說：『代表們的確講了很多意見，但是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講，那就是由遲群一夥在北京兩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針。會前，我在天津、順義縣作過調查，廣大群眾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開後門的方針，強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針，恢復統一高考，而且廣大工農子弟說，他們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講這個問題，明確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針。』聽後，他說：『好，這個題目好，我明天就講這個。』」［3］所謂「十六字」方針就是「文革」後期推薦工農兵到大學的基本原則：「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而劉道玉提到的那位「來自武漢大學的一位代表」就是查全性。

但查全性對此的回憶卻與劉道玉有所不同，他後來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對於當年那一重大事件的回憶為：「發言之前，我沒有和任何人商量講什麼，也沒有任何人建議我怎麼講。我估計，雖然個人有點風險，但風險也不大。其實，我知道大家心裡對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樣的。我講的這些內容其實也並沒有什麼新奇，大家都是這麼想。」［4］兩位參與者的回憶明顯有出入。

不僅如此，參加此次會議的溫元凱又有另一種說法：「我就說高考制度要改革，並提出了十六個字的高考恢復的方案。這十六個字叫做『自願報考，領導批准，嚴格考試，擇優錄取』。沒想到鄧小平聽完我發言後當場講，『溫元凱，至少採納你四分之三。』我們大家都一愣，什麼叫四分之三。鄧小平說，第二句『領導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學是每個人的權利，不需要領導批准。我記得鄧小平說今年就改，當時的教育部長劉西堯說，工農兵招生方案已經發下去了。鄧小平當場就說，發下去了收回來，推遲幾個月。鄧小平做了決定以後，我們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會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來鼓掌了整整五分鐘。8月8日，鄧小平做了總結性發言。」［5］

1977年，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果斷決策——恢復高考。

歷史過去時間並不久遠，許多當年參加會議的專家都還健在，對這次會議的重要細節已出現不少互相矛盾的回憶。可見歷史需要進行復原。其實，科教工作座談會上一些專家提出恢復高考的建議，只是鄧小平決意恢復高考的誘因。應該說，在科教工作座談會之前，鄧小平已經有意要恢復高考了。在1975年鄧小平第一次復出時，就有重振教育的舉措和想法。在1977年5月24日與中央兩位同志談話時，鄧小平便說：「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辦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6］這句話已表明有恢復高考的含義。

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後，「自告奮勇」管科技和教育，1977年7月29日，在聽取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和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彙報時，鄧小平便說：「最近準備開一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的，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方面有才學的，與『四人幫』沒有牽連的人參加。有幾個問題要提出來考慮：第一，是否廢除高中畢業生一定要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的做法？第二，要堅持考試制度，重點學校一定要堅持不合格的要留級。對此要有明確的態度。第三，要搞個彙報提綱，提出方針、政策、措施。教育與科研兩者關係很密切，要狠抓，要從教育抓起，要有具體措施，否則就是放空炮。」［7］可見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談會，便是藉機提出恢復高考、實現其設想的一個場合，而決定恢復高考，則是鄧小平抓教育的「具體措施」。

遵照鄧小平的指示，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開了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談會。由於還受「兩個凡是」的束縛，一些人對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收大學生等持反對態度，教育部主要負責人也表現出消極的態度，以至於會議久拖不決。到後來，9月19日，鄧小平找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明確指出「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關於恢復高考，鄧小平批評道：「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問題是要思想一致。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干；不贊成的，就改行。」「你們起草的招生文件寫得很難懂，太繁瑣。關於招生的條件，我改了一下。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歷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總之，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8］9月21日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後，形勢急轉直下，招生工作會議在9月25日順利結束。

9月30日，教育部呈送恢復高考的報告。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至此，高考從制度上正式恢復。過去，高校招生原來是「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恢復高考後改為：1.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應屆高中畢業生都可以報名；2.具有高中畢業的文化程度才可以報名，而且必須通過大學入學考試；3.政治審查主要看本人表現，破除唯「成分論」；4.德智體全面考核，擇優錄取。

實際報考和錄取時，雖然各地執行政策的情況不一，也有部分人還因政審被卡，但大部分地區是做到自由報考的，許多知識青年及其家庭通過77年的高考得到了翻身的機會。因此，1977年的高考，是文化基礎較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的解放日，是渴求知識但沒有背景和關係的學子的盛大節日。

回顧40年前的那段歷史，可以看出，恢復高考最主要的因素是鄧小平高瞻遠矚，力挽狂瀾。鄧小平順應歷史潮流，敢於推動時代前進車輪，其個人與恢復高考，兼有時勢造英雄與英雄造時勢的因素。在「文化大革命」還未否定、「兩個凡是」大行其道的時期，恢復高考確實是一個突破堅冰的重大舉措，需要有過人的膽識和謀略。否則高考不是中斷11年，而將是中斷12年或更長几年。

空前絕後的考試

1977年10月21日，恢復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像秋天裡的一聲驚雷，喚醒了千萬個中國青年沉睡的夢。經歷過多年的中斷和推薦上大學後，突然間，廣大知識青年意識到自己的命運不再操決於他人，不再由出身和關係來決定，而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通過公平競爭來決定，確實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特大喜訊。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1977年的冬天無疑是中國教育史的春天。知識青年歡欣雀躍，奔走相告，踴躍報考。從1977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恢復高考，到12月中旬真正進行高考，所有準備高考的考生和家長都有種興奮莫名的情緒，許多家庭都有兩個以上的子女準備同時參加高考，全民都在議論恢復高考這件事，整個社會的神經都被高考所牽動。每個中學都為自己的各屆畢業生輔導備考，每一場輔導課都擠滿了聽眾，每一個精於輔導的老師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個善於答題（尤其是數學題）的備考者都受到人們的欽佩。大家都有一種興奮、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經歷過11年的中斷，誰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會是什麼樣。雖然大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數不多，但沒有人知道確實的招生數字，誰都覺得自己有可能考上，誰都覺得自己不見得考得上。當時絕大多數人確實都是抱著「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心情進入考場的。

經過浴火重生，1977年的高考是中國歷史上最特別、最壯觀的一次高考。十年耽誤和積壓，一朝匯聚和噴涌。大家通常說「文革」10年，但一般人很少注意到高考並不是停廢10年，而是中斷了11年。因此，77年的高考是從66屆到77屆12個年級的中學生一起競爭，如果加上當時允許部分78屆優秀高中生提前參加高考，實際上77年有13個年級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場。

恢復高考後報名場景。

這是一種空前絕後的場景。與考者經歷五花八門，年齡差距大，不僅有許多兄弟、姐妹、師生同考的情況，還有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現象。當時能步入考場者，都帶著一種興奮、好奇，以及些許緊張的心情，還有感到一種神聖的感覺。77年淳樸考風，考場絕少人想作弊。當年在吉林監考的老師裴先生說：「當時沒有一個打小抄的。考試結束後，也沒有一個說話的，大家都帶著神聖的表情離開考場。」［9］當然，1977年高考在河北省故城縣，還是發生了為縣委書記女兒進行的集體舞弊。不過，總體而言，77年高考的考風還是非常好的。77年高考激動人心的情形，甚至在考後一段等待的時間都還在延續。

1977年高考現場

在中國高考史上，1977年高考有幾點是空前絕後或獨一無二的：

一是錄取率最低、競爭最激烈。起初預計報考者有可能達到二千多萬人，原定計劃招生20萬人，錄取率是1%。［10］後來不少省市採取了地區初試，按計劃錄取數的2~5倍篩選出來，參加正式的高考，結果這一年全國最後實際考生數為570萬人。後來經鄧小平提議，國家計委、教育部決定擴大招生，經過擴招本科2.3萬人,各類大專班4萬人，共擴招6.3萬人，擴招比例達29.3%，最後錄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來算，是21：1，錄取率為4.8%。這是中國高考史上最低的錄取率。

二是有的省區選取一個縣，先行舉辦了恢復高考的試點。如廣西便在1977年11月，在百色舉行了恢復高考的試點考試。［11］這是在高考中斷多年之後,大家對高考已十分陌生,為總結經驗,在省區選取一個縣進行試點,以便全省正式高考時借鑒。

三是由省市自治區組織考試、地區組織評卷。按當年的招生辦法，是考生自願報名、省市統一考試、地市初選上報、高校擇優錄取。2004年以後，也實行部分省市分省命題,但都是全省統一評卷,而1977年的高考,由於時間來不及，則是各地區組織評卷。

四各省考試時間不一。文件規定當年的「招生推遲到第四季度進行」，並未確定具體時間。高考的準備工作非常緊張，各省市都按倒計時來安排命題和印製試卷等工作。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許多省的命題場所和物資都是取具臨時，考試時間也不相同，但多數還是在12月中旬。如北京是在12月10—11日，上海為12月11—12日，福建是12月16—17日，黑龍江則是12月17—18日。如有加試外語者，再參加第三天上午的考試。

五是冬季考試、春季入學。這是中國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舉行的高考。原來《關於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規定：「1977年的新生於明年2月底以前入學。」但大多數省市快馬加鞭準備和實施高考和錄取，也未能趕在2月底以前入學，結果多數高校實際上是在1978年的3月初入學。

六是錄取結束後臨時決定擴招，匆忙復辦了許多專科學校，並開始招收走讀生。1978年和後來某些年份也有擴招的舉措，但1977級的擴招特別匆忙，以至於許多復辦的師專沒有校舍，臨時寄在師範學校開學，甚至借用小學的教室來上課。如福建龍岩師專77級新生在1978年5月初才入學，便借用龍岩東街小學的教室上課。二三十歲的青年大學生，使用低矮的小學課桌椅聽課，也是中國高教史上少有的奇觀。

知識改變命運

1977年高考考生走進考場。

1977年是一個劃時代的年份。恢復高考是一次真正意義的革命，其影響遠大於創立高考的影響。

這場不同尋常的考試，不僅改變了27萬人的命運軌跡，而且改變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進方向。恢復高考蕩滌了「讀書無用論」、「唯成份論」的濁流，為百廢待興的中國大地吹來了第一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風。從此，「高考」一詞以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進入了中國人的生活並影響了我們社會進程的方方面面。其意義重大而深遠，中國的現代化征程，中國教育的復甦，當代中國的崛起，幾乎都以恢復高考為出發的原點，由此中國社會歷史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凡是參加那場考試的人，都是一個偉大開端的見證人。有的當年考生回憶說：「高考重新給了一代人以競爭的機會，它是我們國家恢復競爭活力的源頭，當570萬滿身風塵、滿懷喜悅的考生從四面八方、從10億人中間湧向考場的時候，這個民族的血脈重新開始流通，而我們77級高考人和時代的脈搏在一起，構成它堅韌有力的律動。」「雖然大多數人註定會是失敗者，但對於我們這批人來說。考試結果並不是唯一。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在很多人心目中，考試本身就已經是給予被遺忘十年的他們的補償了，能得到這個參與公平競爭的機會己足以讓他們對社會、對命運感激不盡。」［12］

機遇總是眷顧有準備的人。積聚十三屆的考生、荒廢十年的學業、一個多月的備考時間，使許多報考者猶豫、徘徊，甚至在數學科開考後就放棄。能夠參加正式的高考，能夠堅持到最後就不簡單。而能夠脫穎而出者，通常都是原有基礎較好者，或者的較有毅力者，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強者和勇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文革期間堅持讀書者不全是最聰明者，更多的是喜歡讀書者、有信念者。知識改變命運，在恢復高考的當年體現得特別明顯。

1978年春，北京大學迎來恢復高考後錄取的第一批新生。

考上大學，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生的重大轉折，尤其是對上山下鄉的知青而言，終於走進夢寐以求的大學殿堂，更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好似魚躍龍門。這批從3000萬被耽誤了青春的人中突圍而出、久處知識饑渴狀態的77級大學生都有一種強烈的求知慾，看到過去無法借到的書籍，就像餓虎撲食般地享受知識盛宴。這批年齡巨大差異、多數經歷過上山下鄉磨練的大學生明白命運之神對他們格外的眷顧，歷史給了他們非常好的機遇，他們中的多數人對鄧小平、對國家和社會也有一顆感恩的心。在特殊歷史時期、在學期間形成的頑強拼搏、刻苦向上的精神，影響了他們的一生。加上這一群體較有自信，其中許多人也具有為國家民族勇攀科學文化高峰的使命感，報效國家的使命感也特彆強烈。

77級以及後來的78級大學生，多數都是從社會走過來的，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大學生中成份最複雜、年齡跨度最大的一群。他們作為恢復高考的受惠者和幸運兒，在學習氛圍特別好的時代里成長曆練，畢業後填補百廢待興時巨大的需才空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後來他們則成為改革開放的推動者和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此後，通過一次次高考，選拔出千百萬合格的學生，經過培養造就，許多人已成為社會各界的骨幹。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經濟起飛，窮源溯流，與高考制度的恢復和不斷改革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