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怒懟外賣業背後:垃圾不到兩天可覆蓋故宮

近日，沉寂良久的「任大炮」再次「開炮」，但矛頭居然不是居然房地產，而是外賣業。任志強在一個環保主題論壇上怒批餓了么和美團網路訂餐平台，稱外賣產生的塑料垃圾正在成倍增長，危害環境。「任大炮」打得準不準？先來看一組數據。

「各大網路訂餐平台一年訂餐量需要146億個餐盒，快遞行業一年需要120億個塑料袋、247億米的封箱膠帶。」

很不幸，這組數據是真實的。根據美團外賣、餓了么、百度外賣等公布的數據，這三家外賣平台的日訂單量大概在700萬單左右，按每單外賣用1個塑料袋，每個塑料袋0.06平方米計算，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蓋42萬平方米，不到兩天就可以覆蓋故宮。

2020年快遞業的塑料袋將達200億件

先來科普一下任志強所說的塑料垃圾是什麼。

塑料實際上是石油的衍生品，因其耐用、輕便和抗腐蝕等諸多益處，風靡全球。但風靡背後，隱憂浮現。當產品壽命結束，大量的塑料垃圾隨之產生。最典型的就是曾經被譽為上世紀最偉大發明之一的塑料袋，跌下聖壇成了被詬病的對象。

塑料垃圾最大的麻煩是很難被降解，在土地中掩埋多年之後也無法被微生物分解，會污染大量的土地，侵佔人類的生存空間。

根據國家郵政局發布的《中國快遞領域綠色包裝發展現狀及趨勢報告》顯示，到2020年，全國快遞總量將達到500億件，包含200億件塑料袋和70億件氣泡袋。隨著快遞、外賣行業的快速發展，以一次性餐具和包裝材料為代表的塑料垃圾有抬頭之勢。

這與二者的行業發展現狀不無關係。物流業與網路訂餐都是近幾年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而快速興起的行業，行業內正處於激烈競爭的時期，消費需求巨大，藍海潛力尚未被完全挖掘。由於是新生事物，監管的缺位和市場盲目性顯現，大量的塑料垃圾湧現，但行業內部並沒有有效的機制來消化，再加上中國的垃圾處理工作一向乏力，才會產生許多問題。以快遞行業為例，不少因素助長了塑料垃圾「粉墨登場」。

第一，過度包裝嚴重。快遞運輸過程中的裝卸環節較多，容易對快遞包裝產生多次磨損，有學者統計，中國每件快遞從寄件人到收件人手中，平均要經歷5次左右的裝卸搬運。因此，相較於國外，國內快遞的包裝往往是「里三層，外三層」，耗費了過多的包裝材料。

第二，國家缺乏對包裝材料的監管。一方面，國家並沒有從法律或是制度層面建立包裝材料回收的規範。另一方面，在快遞包裝標準方面，也滯後於快遞業的生產現實。中國現行的包裝標準中的12種紙箱，主要針對包裝的生產環節，基本都是「大件」。而在電商的快遞運輸中，普通消費者一般對「小件」的需求更大，而這方面並沒有明確的標準，各類包裝規格和質量參差不齊。

第三，快遞企業對包裝技術不夠重視。這點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國內快遞公司大多把精力放在了交通運輸上，爭取快遞配送的高速度，普遍缺乏對包裝的保護和使用標準的重視，一些小型的快遞公司更是有暴力分揀的做法，由於快遞數量多，分揀方式粗放，容易造成包裝破損；一是快遞公司缺乏對包裝回收再利用的意識，沒有建立專門的快遞包裝回收渠道。即便有公司建立這種渠道，用戶的配合回收意願也很低。有學者統計，對快遞包裝回收業務響應的消費者不足20%，造成了包裝材料的浪費。

於是，監管的不足和行業本身存在的問題共同加劇了對塑料包裝材料的浪費。而且更嚴重的是，這些塑料包裝材料大部分是不可降解的，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壓力不容樂觀。

解決這一問題不外乎有兩個常見思路： 一是尋找替代品；一是限制塑料產品的使用。仔細想想，這兩種方法，我們都用了。

可降解：只是看上去很美

不少吃瓜群眾會質疑，現在的餐盒、塑料袋不是可以降解嗎？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垃圾。

很遺憾，「可降解」這個風靡N年的名詞，只是看上去很美。

簡單地講，「可降解」就是利用能被微生物分解的高分子材料進行塑料包裝的製作。普通塑料袋歷經數年都不能被分解，但可降解塑料袋的分解過程只要半年左右。 這種方法從本質上講，就是尋找替代品，替代傳統的化工塑料袋。

雖然聽起來很好，但在推廣過程中，可降解塑料袋不止一次遇到了瓶頸。

最大的問題是，它的成本要高於普通塑料袋。據統計，2011年，普通塑料袋的價格約為1元/100隻-3元/100隻，而可降解的塑料袋價格要3.5元/100隻-4.5元/100隻，水產業用的可降解塑料袋價格更是高達5元/50隻。即便到現在，可降解塑料袋的成本依然要高於普通塑料袋。普通塑料袋的成本大概是每噸1萬多元，而可降解塑料袋每噸要兩萬多元。鐵路上使用的降解餐盒比普通的餐盒價格要高出1-2倍，生物降解塑料比普通塑料的成本更是高出15倍。

生產成本被抬高主要是由於加工的難度大造成的。部分可降解塑料的加工難度很大，比如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甚至很難被加工成功。

即便能夠加工成功，產品的性狀也對使用有較大影響。一般來說，可降解塑料袋沒有普通塑料袋耐用。還有一些降解塑料有怕水、不耐高溫的性狀，很難滿足各種各樣的商品，比如水產品、高溫食品等的盛放需求。

而面對這些困境，監管層提供的政策環境不夠穩定。

首先，雖然國家對塑料產品制定了統一的回收標誌，但是並沒有對可降解塑料產品做統一的識別標誌，甚至連統一的定義都沒有。以塑料袋為例，可降解與不可降解的塑料袋本身並沒有極為顯著的差別，降解過程也需要數月的時間才能顯現，再加上沒有統一的識別標誌，致使消費者很難區分二者的差別。

表1塑料回收標誌詳覽 （來源：《中國包裝》和網易研究局整理 製表：網易研究局（微信公號：hccyjj163））

其次，政策利好環境也不夠穩定。

2013年，發改委對《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1年本）》有關條目進行調整，在淘汰類產品目錄中刪除了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一次性發泡餐具在被禁十多年後回歸市場。而此時，正是環保市場預期大舉投資可降解產品生產企業的時候，使可降解產品壓力倍增。以當時浙江生產可降解塑料袋的茂達生化環境有限公司為例，該企業生產可降解塑料袋10年，每月最大生產能力八九十噸，但市場對其需求每月只有40噸左右。由於與普通塑料袋相比沒有價格優勢，該企業只能靠增加產品銷量賺錢。本身市場需求小，又沒有價格優勢，再加上「白色泡沫」這個競爭對手的加入，顯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

可降解塑料產品在中國的發展，成了一件任重道遠的事。

限塑令：成果有限 差強人意

2008年時，中國出台「限塑令」。一場浩浩蕩蕩的限制使用塑料袋的改革開始了。

限塑令的核心內容有二：

一是在全國範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於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

一是在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

這個政策的思路，就是限制塑料袋的使用。

「限塑令」實行近十年的時間裡，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這個來之不易的成果，只主要集中體現在超市和商場里。截至2016年，超市、商場的塑料購物袋使用量普遍減少了2/3以上。但是在農貿市場等其他市場，「限塑令」的實施差強人意。

有報道稱，「限塑令」剛實施時，浙江省人大代表陳飛為了讓人們遠離塑料袋，曾自掏腰包，向市民免費贈送上萬隻菜籃子，但推廣效果並不好。「籃子我送的數量很多很多了，城市裡（推廣）效果不好，沒有人去重視。這個布袋子民間也搞不起來，民間沒有這種權力的。」陳飛說。

一方面，「限塑令」的監管不嚴，沒有被嚴格執行，也就更難從觀念層面上改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另一方面，「限塑令」對不少傳統塑料生產企業帶來了不小的挑戰。以全國最早推行「禁塑令」的吉林省為例，傳統塑料生產企業在向可降解塑料生產企業轉型的成本還是很高的。首先是可降解技術研發和生產設備更新帶來的技術成本，其次還有生物材料和高分子材料帶來的原料成本。除此之外，廢品率也比較高。

環保部門對社會生活方式變革缺乏快速反應

塑料垃圾不只是中國一個國家存在的問題，在世界範圍內，也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早在上世紀末，美國每年產生的塑料垃圾就高達1300萬噸，當時的歐共體每年達450萬噸。進入21世紀，不少國家也對塑料產品採取了限制措施（如下表2），比較有成效的是以下幾種：

表2各國「限塑令」（來源：《國外部分國家限制塑料袋使用的主要做法和經驗》 製表：網易研究局（微信公號：hccyjj163））

1、嚴刑峻法型。你一定想不到，在限制塑料袋使用方面成效最顯著的國家，竟是南亞小國孟加拉國，而它的秘訣，竟是近乎於嚴苛的塑料產品法律：禁止使用塑料袋，進口或銷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刑，即便是發放塑料袋的人也會被處以6個月的監禁。在禁令頒布前，首都達卡的950萬人每天要消耗1000萬隻塑料袋，白色污染嚴重。而禁令頒布後，塑料袋的用量銳減了90%。但這種做法的弊端是，有可能對行業帶來過大的衝擊，影響行業發展。嚴苛的法律基本斷了孟加拉國塑料袋生產企業的生路，該法律頒布實施後，全國315家生產塑料袋的工廠全部關門。

2、經濟調節型。這種方式主要運用經濟調控手段。比如愛爾蘭，雖然沒有明令禁止使用塑料袋，但是會對每個塑料袋徵收相當於13美分的稅，並把所收資金用於環保項目。這種方法有點類似於煙草稅，誰割肉誰自然就會疼，通過稅收的調節作用，實現對生產和消費的引導。

3、極致入微型。說到垃圾的處理，就不能不提到日本。日本環境省統計，全國每年的生活垃圾約5145萬噸。如果任其發展，日本所有的垃圾場在2010年後會無法容納。但是日本不僅沒有被垃圾包圍，反而成為了亞洲乃至世界最清潔的國家之一。這要得益於其高效的垃圾分類和回收機制。

日本的垃圾細分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資源垃圾、有害垃圾等各個類別，而每個類別里還具體包含各種垃圾的明細（如下表3所示）。

表3 日本垃圾分類回收類目（來源：《看日本怎樣處理垃圾》今哲 製表：網易研究局（微信公號：hccyjj163））

而近些年，這些分類又進一步細化，橫濱市把垃圾類別由原來的五類細分為十類，並給每個市民發了長達27頁的手冊，其條款有518項之多。

細到了什麼程度？以口紅為例，沒用完屬於可燃物，用完則屬於金屬物。就連襪子，都有明確說明，一隻屬於可燃物，若為兩隻並且「沒被穿破、左右腳搭配」則屬於舊衣料。

更難得的是，如此細緻的垃圾分類回收規則，竟被市民有效的執行。

日本的垃圾回收以社區為單位，有的社區會有一排垃圾桶，一般都用中韓日英四種語言寫著對應的垃圾投放類目。有的社區則是設置固定的垃圾投放地點，然後再按照指定時間派專人把垃圾收好。比如，在東京都港區，每周三、六上午收可燃垃圾，周二上午收資源垃圾。在日本租房，房東在給你鑰匙的同時，還會給你一份用各種顏色標註的垃圾回收日曆，不同的顏色代表哪天可以扔哪種垃圾。日本的商品包裝盒上就印著該商品屬於哪種垃圾，並且還有提示回收的方法。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東京的垃圾焚燒廠居然建在市中心。與中國人一般印象中臟臭的垃圾焚燒廠不同，這棟建築環繞在用垃圾肥料培育成的鮮花綠草中，很難讓人想到這是一個垃圾焚燒廠（如下圖2）。它的技術和現代化水平很高。為了防止燃燒過程中有毒氣體二噁英的生成，焚燒爐利用850-950攝氏度的高溫進行完全燃燒，工作人員可以通過數字化的監控手段全方位在大屏幕上監控垃圾燃燒的全過程。粉塵要經過電氣集塵器的吸附，氣體要經過嚴格過濾，直到達到可排放標準後，再排放至空氣中。

日本完善細緻的垃圾處理機制，一方面得益於其穩定的家庭模式。家庭主婦專職從事家務，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對垃圾進行分類處理，社區垃圾回收制才得以建立。 另一方面也得益於「從娃娃抓起」的教育。垃圾分類是日本幼兒園的必修課。在日本，一個人要是不會垃圾分類，是無法生活下去的。

但更重要的是，日本有處理垃圾，包括塑料垃圾在內的完善的法律法規。根據日本修訂的《容器包裝循環利用法》，「一年內容器包裝材料使用量超過50噸的超市、便利店等零售店鋪，有義務自主制定削減購物袋和包裝紙的目標，並向政府報告每個年度的削減成績；相關部門會定期檢查各商家減少容器包裝材料使用量的進展情況，如發現措施不力的商家，將公布其名字；如仍不改進，環境大臣有權命令其按上報的削減計劃執行，必要時還可處以50萬日元（約合4168美元）以下的罰款。」

從上述各國的經驗中可以看出，不少主權國家都已將塑料垃圾納入立法程序，出台有針對性的法律對塑料垃圾進行治理。在移動互聯網飛速發展的時代，中國的塑料垃圾治理行動顯然有些滯後。尤其是隨著依託於移動互聯網興起的外賣、物流等行業，伴隨著大量垃圾的出現，中國的環保部門理應快速作出治理決策並推動立法。

但是中國的環境保護，資源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規較為粗放，只有《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宏觀層面的法律，而在應對外賣和物流產生的塑料垃圾上，並沒有專門的立法。即便是在國內鬧得沸沸揚揚的「限塑令」，也只是一個行政法規，並沒有上升到法律的級別。中國的環保部門和立法機構在應對新行業發展帶來的塑料垃圾激增問題上，顯得有些滯後。（如下表4）

表4 中國出台的與塑料垃圾有關的主要政策（來源：網易研究局整理）

長期以來，中國治理環境和垃圾持有的一個思路是「誰污染，誰治理」。

早在1997年時，北京就發布過通知，要求一次性餐盒生產企業強制回收餐盒。當時就採取的就是「誰污染，誰治理」的辦法，回收所需費用由一次性餐盒生產企業各自在京銷售市場的份額分攤，不依賴財政。回收的目標由政府制定，但政府不出錢。

這並不是孤本。2009年出台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也規定，「國家鼓勵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自行或者委託銷售者、維修機構、售後服務機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經營者回收廢棄電器電子產品。」

這裡面的邏輯似乎是，相關生產企業從產品中獲得了利潤，所以應當承擔由此帶來的處理責任。但相比於企業自發的回收行為，立法和監管可能更為重要。沒有到位的監管和相關的塑料垃圾立法作保障，而寄希望於消費者本身的環保自覺和塑料袋有償使用的微弱「經濟槓桿」，來推行可降解塑料，中國環保部門的塑料垃圾治理和監管，可能還需要下「苦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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