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風不相識︱倫敦大橋垮了嗎——歐洲難民危機的起源及本質

自比利時、法國之後，英國終於也成為了一個人們眼中「恐襲不斷」的國家。雖然警察往往拒絕公布襲擊者身份，但媒體報道中若隱若現的「異質移民」背景（5月22日曼切斯特體育場爆炸案的嫌犯阿貝迪列出生於曼徹斯特，來自利比亞移民家庭；而6月3日倫敦恐襲案的嫌犯則有移民自巴基斯坦、摩洛哥等地的歐洲公民），仍不斷刺激公眾敏感的神經。英國脫歐的首要考慮是限制移民，但接連不斷的恐襲顯示，移民問題的解決，絕對沒有簡單的辦法。

在制度設計上，歐洲國家和美國、加拿大不一樣，並非以移民立國。但二戰後，歐洲迅速地從移民輸出地變為引進地。由於勞動力缺乏、殖民地的廣泛聯繫以及慷慨的難民和福利制度，歐洲成為了眾多移民的首選。通常，來自巴爾幹、拉美、印度、乃至東亞地區的移民雖也遭受歧視，但仍能較好地融入社會——匈牙利移民後裔薩科齊成為法國總統，印度裔的瓦拉德有望在今年成為愛爾蘭總理，都是好例子。但是，來自中東、非洲、亞洲的穆斯林移民，往往很難融入主流社會，而且還受到境外影響，從而成為歐洲人眼中的「異質移民」。

2015年夏秋之際，歐洲爆發難民危機（100萬「非法移民」湧入只有5億人口的歐洲），加劇了歐洲的「異質移民」問題。據歐盟邊境管理局和聯合國難民署數據，過去兩年前往歐洲的難民多來自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區。在2015年年底，歐洲關於難民的討論已從具體的技術問題轉為認同問題，約三分之一的德國人擔憂移民威脅「社會與文化價值」。德國著名作家博托?斯特勞斯（Botho Strau?）在其《最後的德國人》一文中稱：「我寧可生在一個因為經濟人口什麼的而垂垂死去的社會，也不願死在一個因混了外國人而變年輕的社會裡。」

雖然到2016年年中，非法移民大量無序湧入的情況已基本消失，但是歐洲社會已被難民危機撕裂。「難民性侵案」讓德國民眾發起了反對默克爾總理的抗議，近20起由「異質移民」發起的恐怖襲擊徹底改變了歐洲「世外桃源」的面貌，甚至英國民眾在公投中意外選擇脫歐某種程度上也拜難民危機所賜。可以說，在難民危機之後，歐洲移民問題再也難以掩蓋。下文將通過探討歐洲難民危機的起源與本質，以助理解當前歐洲的移民問題。

當前全球的難民制度正是由歐洲主導建立的，它是二戰後歐洲反思納粹屠殺、反思二戰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雖然也有「流離失所的人」以及一些相關的管理措施，但是現代意義上的「難民」概念以及國際法上的難民管理制度完全不存在。

現代難民制度建立在兩個基本前提之上。第一個前提，是難民需要被管理。

按照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原型」，每一個人，都應是某一國的公民；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要去另一個國家，便須辦護照、辦簽證、過海關。當然，外交簽證、免簽、申根區等例外情況也是有的，這是各國政府經協商後對某些人群給予的特殊優待。而如果地球上有那麼些人，竟「擅作主張」跨國流動，那就有違理論原型了。「難民」正是這種有違理論原型的情況的其中一種。

「難民」是一個需要認證才能獲取的資格，並非所有「無國籍人士」、「非常規移民」、「非法移民」都是難民。據聯合國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即《日內瓦公約》），難民是指：「因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留在本國以外，並且由於此項畏懼而不能或不願受該國保護的人；或者不具有國籍並由於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經常居住國家以外而現在不能或者由於上述畏懼不願返回該國的人」。這裡有兩個關鍵點：一是逃難是出於政治目的而非經濟目的；二是被迫遷徙而非主動遷徙。

第二個前提，則是難民享有基本權利。

在二戰期間，「難民」是被當作軍事問題來處理的。聯軍遠征軍高級指揮部（SHAEF）下的「流民分部」負責處理「流民」問題，認為這有助於後方穩定。二戰後，歐洲（特別是德國） 出現了大批離家背井、無家可歸的軍人和平民。聯軍遠征軍高級指揮部以及聯合國救援及重建局將德國的集中營、戰爭工事改裝成難民營，對難民進行半軍事化管理。後來，陸續有慈善機構加入到難民管理的隊伍中來。到1951 年聯合國難民署（UNHCR）成立，難民問題已從軍事問題「華麗轉身」為社會問題、人道主義援助問題。在二戰後建立全球的難民庇護體系時，歐洲懷著對「大屠殺」很深的愧疚感，希望避免類似猶太人「無處可逃」的情況再次發生。1948 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中有一條關於難民的規定：「人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和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可以說，難民權成為了人權的一部分。

幾十年來，建立在這兩條前提之上的全球難民制度是基本足用的。全球的難民一方面得到了有效管理，另一方面也還能維持人的基本尊嚴。

2015年夏秋爆發的歐洲難民危機之所以引人關注，是因為這次難民危機對這兩條前提都構成了衝擊。第一，雖然難民制度已被標準化、程序化、法律化，但歐洲各國管理難民仍力不從心。早已實現人員自由流動多年的「申根區」內部，多國重新樹立邊界、開始邊檢，便是最好的證明。第二，雖然難民仍然是人道主義的救助對象，但對難民到底應「仁慈」到什麼程度已在歐洲引發了激烈的爭論。連高舉「歡迎政策」大旗、成為「自由世界良心」的德國最終也不得不回調難民政策。

難民問題的重新凸顯，揭示了更深層次的時代變遷。

一是全球化已到了「飽和」階段。1492 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歐洲人通過殖民手段，將全球納入到同一個世界之中。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全球更是聯結為非常緊密的整體。二戰的結束，也宣告了初級全球化時代的結束。經過幾十年經濟全球化、交通和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全球這個系統已經密集到了一定程度，以至於其中的任何一個行為體，都要受到別的行為體的深刻影響。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而不用承擔反射回來的後果。結果大家相互制約、交互共存，生活在一個充滿了風險的全球化牢籠中。

在某種意義上，歐洲的難民危機是歐洲向亞非拉殖民的惡果的一個迴響，雖然時隔數十、數百年，這個迴響終於還是傳回了歐洲。歐洲的難民危機同樣也是歐洲外交政策、周邊政策失敗的一個迴響，只是這個迴響耗時短得多，距離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僅有若干年。歐洲難民危機只是一個象徵，象徵著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細微事件都可能在全球交互蔓延。全球化「飽和」後，國家已難再有效維持「內」、「外」分界，無法再有效管控其領土之內的人員、資本、貨物、事件。

二是歐洲中心地位的喪失。歐洲難民危機是歐洲與外部世界深刻互動的產物，但是歐洲已經不能再像幾百年前那樣，單方面地塑造它與世界的互動。過去，歐洲以一己之力便能將「世俗化」推廣到阿拉伯世界，將「人道主義」撐托為全球價值；但現在，連歐洲社會內部也開始被迫調整過去的自由、人權、人道價值觀。歐洲必須承擔融入世界的重大後果。這種後果不僅僅落在國家層面，還落在了最基礎的社會層面。「難民恐襲案」正是歐洲社會與外界短兵相接的一種具體體現。

簡言之，歐洲難民危機的本質是——在全球化進入「飽和」階段後，歐洲的民族國家體系（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歐洲跨國治理體系）受到擠壓的集中表現。曾經，通過民族國家和歐盟這個「外殼」，歐洲某種程度上仍然能把戰亂、貧困、混沌等種種現象阻擋在外。難民危機的爆發，說明這個「外殼」的作用退化了；外部的戰亂、貧困、混沌仍然能夠通過最原始的人員流動，深入到歐洲的內部。難民危機同時也宣告了歐洲單方面塑造全球化時代的徹底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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