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說大師H·G·威爾斯：騎著自行車展望未來

在H·G·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寫作生涯的前半段中，他曾經設想出時間機器、火星入侵者的可怕三角架、由cavorite提供動力的月球火箭、軍用坦克（出現在短篇小說《陸戰鐵甲》中）和其他的一些工程奇蹟。但傑里米·威瑟斯（Jeremy Withers）的《車輪戰爭：H·G·威爾斯與自行車》（The War of the Wheels：H·G·Wells And the Bicycle）提醒我們，這位科幻小說之父還非常著迷於自行車。

如果你翻看威爾斯的著作目錄，你會發現他從來不是嚴格意義上所謂的「幻想作家」。是的，他因為1895年出版的《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而一舉成名，但同年，他還出版了小說《與叔叔的對話》（Selected Conversations With an Uncle）、諷刺性的奇幻作品《神奇之旅》（The Wonderful Visit）——此書寫了一個被誤認為鳥並因此被一位牧師擊落的天使，以及他早期的科幻短篇小說《桿狀菌遭竊及其他事件》（The Stolen Bacillus and Other Incidents）。第二年，勤勉的威爾斯又發表了一部讓人毛骨悚然的斯威夫特式諷刺作品《莫羅博士島》（The Island of Dr. Moreau），以及他的第一本現實主義喜劇小說《變化之輪》（The Wheels of Chance），在這部小說中，一個年輕的布店學徒進行了一次為期兩周的自行車旅行。

這顯然帶有些自傳的色彩——威爾斯本人就曾經是一個布店學徒——這本書可以反映出作者早期對自行車充滿了激情。正如威瑟斯指出的那樣，19世紀90年代是英國人對騎自行車相當狂熱的一個年代。所謂的「低座自行車」——基本上就是我們今天仍能見到的老式自行車——取代了早期那些講究的交通工具。充氣輪胎使得騎行更加便利。自行車俱樂部和專賣店盛極一時。那些彎著腰把車騎得飛快的好手，被人們稱為「scorchers」。道德主義者則擔心女士們坐在自行車車座上會產生性刺激。

威爾斯指出，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自行車有助於拓寬工人階級的視野。你可以騎著自行車去工作，或前往鄉下野餐，享受戶外運動。他和他的妻子簡甚至弄來了一輛「雙人自行車」（那首著名的歌曲《Daisy Bell》正是寫於1892年）。

威瑟斯強調，這一運動深深地吸引了威爾斯。在《機械和科學發展對人類生活和思想可能產生的作用》(1901年)的第一篇文章中，威爾斯討論了鐵路旅行的局限性，並認為交通擁堵使得在倫敦騎自行車變得十分危險。另一篇文章則思考了對自行車部隊的軍事應用。在《陸戰鐵甲》（The Land Ironclads，1903年）中，敵人看似無懈可擊的坦克正是由騎自行車的步兵支援的。

作為愛荷華州的英語教授，威瑟斯談及了所有這些事，並克服了當代學術術語的局限性，將它們以一種巧妙的方式表達了出來。我對「a Deleuzo-Guattarian assemblage」感到迷惑，這也許和被視作整體的某些部分有關。威爾斯後期的一些作品可能有些啰嗦了，但威瑟斯的表達卻總是清晰易懂。

威瑟斯的說法頗為有力，他認為威爾斯在《變化之輪》中之所以利用自行車，是為了闡明一個反覆出現在他作品中的主題，即：「人類對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尤其是對於那些科技成就」。在威瑟斯對小說的解讀中，即使是騎自行車，也會給這個世界增添一種洋洋自得、過度浪漫的感覺。話雖如此，威爾斯也曾辛酸地描述過自己一次絕望的騎行，為了替垂死的斯蒂芬·克萊恩尋找醫生，他「缺乏衣物，在寒冷的夜裡沿著一條潮濕的路，直騎到飄雨的黎明」。

在其餘章節中，威瑟斯研究了自行車在威爾斯另外兩本科學浪漫小說《世界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1898年）和《大空戰》（The War in the Air，1908年）中的含義。第一本小說展示了人類在技術方面往往目光短淺、自我滿足。人們雖然在自行車上逃離了火星人的三腳架，但他們無法超越火星人；他們的輪胎癟了，他們倒下了，自行車和騎手被侵略者碾碎。威瑟斯尖銳地評論說，外星人不依賴於任何車輪（儘管我一直很好奇，三條腿的裝置是如何能走路且不摔倒）。

《大空戰》的讀者沒有威爾斯其他科學浪漫小說的讀者多。威瑟斯告訴我們，這本書的主角——倫敦人Bert Smallways是一家自行車店的合伙人，他告訴我們一架優秀飛機的設計可以像自行車的設計一樣簡單。在小說接近高潮的部分，有兩個人騎著自行車穿過了遭戰爭破壞的紐約州，把那些極為重要的設計圖交給了美國總統。但小說大部分內容都是對戰爭的悲觀展望，飛艇摧毀了這個世界上的城市。而德國在用極為先進的飛艇將紐約炸為廢墟後，卻在亞洲航空艦隊的「聖戰」中被殲滅。這本書大量借鑒了早期的航空故事，如儒勒·凡爾納的《征服者羅比爾》（Robur the Conqueror）和喬治·格里菲斯的《革命天使》（The Angel of the Revolution），但在威爾斯的書中，衝突迅速擴大成了「一場全體的游擊戰，一場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平民和家庭、以及社會上所有團體的戰爭」。全球經濟隨之崩潰，因為我們所有的大城市都遭遇了摩蘇爾式的暴力、饑荒和瘟疫，但剩餘的人類最終還是通過拾荒和自給自足的耕作生存了下來。直至這本書的尾聲，威爾斯才給了我們一線希望，即文明，也許是一個更人道、更人性化的文明，有可能再次出現：一個小男孩不經意間瞥見了一個騎自行車的人。

在《車輪戰爭》的末頁，威瑟斯提出，威爾斯也許是我們「可持續性交通、本土更優以及智慧城市設計運動的守護神」。或許吧。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即使在二十一世紀，H·G·威爾斯依然訴說著我們的恐懼和夢想。

（翻譯：馮陳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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