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重構的「黃金時代」：從帕森斯到庫恩和控制論

左：Working Knowledge: Making the Human Sciences from Parsons to Kuhn by Joel Isaac (20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右：The Cybernetics Group by Steve Joshua Heims (1991, MIT Press)

Joel Isaac 和 Steve Joshua Heims 的學術史著作將我們重新帶回到20世紀上半葉和中葉美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場景：解構理論還未興起，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壁壘還未加固，建構人文社會科學雄心正當時。超越1980年代以來種種學科和主義之爭（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實證主義與闡釋學），兩位作者向我們揭示了哲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之間激動人心的交叉創新。

帕森斯、克拉克洪

Joel Isaac 的著作以哈佛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為個案。在20世紀初期，哈佛老牌的人文學科是經濟，歷史和政府。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在哈佛並不享有很高的地位，也沒有發展為單獨的科系。人類學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積极參加生物化學家 Lawrence Henderson 發起的帕累托小組。他們在帕累托小組與 Elton Mayo（參與有名的西電公司研究）和 經濟學家熊彼特相遇。帕累托小組的成員對義大利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思想中的非理性邏輯趕興趣。這一興趣的背景是19與20世紀轉折時期對科學方法和理論概念的重新思考，其中一個重大事件是相對論的出現衝擊了傳統的機械世界觀。Lawrence Henderson 自己在完成醫學學位過程中，逐漸認識到科學不僅僅是概念的抽象，而是一個社會過程。在1904年完成歐洲的博士後研究回到哈佛之後，他從之前的實在論逐漸轉向對科學方法本身的關注。他開始對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趕興趣。

在一個低度專業化的環境中，Lawrence Henderson 甚至親自開設社會學課程。他邀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管理科學家在他的課上講述自己的案例。案例教學法首先由哈佛法學院在1870年代引進。傳統法學院教學法強調的是授課和死記硬背。內戰後，哈佛試圖通過引進案例學習來改革法學知識的學習和律師的培養，強化法學院學術的專業化。隨後案例法被引進到醫學院和商學院。在這樣的環境下，尋求統一的科學範式是很多人文社會科學家的夢想。帕森斯和克拉克洪在1941年共同發表了「朝向社會科學領域的共同語言」的報告。二戰同樣促使不同學科的學者集中在一起解決與戰爭相關的技術問題。帕森斯在「軍事特訓項目」（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中分析中國和日本的社會系統以及納粹政權。他也在戰後領導建立了社會關係系，這其中包括社會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帕森斯試圖綜合各個學科，圍繞社會行動發展出一個共同的理論框架，為整個學院的研究提供一個理論引導。像所有的組織運作場景一樣，帕森斯試圖在整個院系層面實現理論大綜合的夢想無法對抗組織內的分裂。1974年，哈佛社會關係系解散。著名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就是在社會關係系接受博士訓練，他隨後的影響橫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

Joel Isaac 將美國戰後學術史視作為理論潮流，學術體制，教育改革（如哈佛通識教育改革也鼓勵各科系的聯繫）相互作用的結果。他特別這哈佛二戰前後的學術史個案與庫恩Thomas Kuhn 對科學史的研究聯繫起來。庫恩作為一個物理學學生開始自己的哈佛之旅，在隨後的哈佛歲月中逐漸通過哲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發展了對科學史的理解，在通識教育中實踐個案教學。Joel Isaac 認為哈佛經歷可能引導他發展出「範式」的概念。

庫恩

與 Joel Isaac 聚焦一個機構的學術史不同，Steve Joshua Heims 通過書寫一群參加控制論（Cybernetics）跨學科會議的學者來書寫二戰後的學術史。控制論會議由 Macy 基金會資助，在1946年到1953年之間召開了十次，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精神病學家，生物學家，數學家，工程師都參與其中。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是這個會議到 長期參會者。帕森斯和克拉克洪也被邀請參加過會議。

Steve Joshua Heims 對人類學家貝特森的描述讓人印象深刻。二戰時貝特森和米德一起在美國戰略指揮部（OSS）工作。戰後他重新反思戰時對應用人類學的濫用，這讓他不知所措，控制論會議給他提供了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在控制論會議中，他學習到其他理工科正在講理論焦點從能量轉移到信息和溝通；這些學科試圖超越簡單的行為主義解釋，試圖對認知進行更加深入的理解（會議參與者馮?諾依曼 John von Neumann 正在處理人腦和計算機系統的問題）。他認為控制論可以幫助我們重構社會科學。考慮到人和社會的複雜性，社會科學家應該追尋更為嚴謹的理論構建。貝特森喜好觀察和默默構建自己的理論。在哈佛短暫的工作合同沒有被延長的情況下，他搬去加州開始研究精神健康中的溝通交流問題。他觀察醫生和病人如何管理他們的行動，理解他們周邊的世界。他對精神病的研究後來為許多精神病治療專家所用。除了對精神病學感興趣，他隨後還研究了水獺和海豚。

米德和貝特森

從 Steve Joshua Heims 的追述中，我們不難看出跨學科的會議免不了相互爭吵。理工科同學關心編碼，回饋循環和機器，而格式塔心理學家強烈反對機器比喻。在這些爭吵聲中，讓人影響深刻是不同學科的學者樂於溝通，對科學保持著熱忱和樂觀精神。貝特森和數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和神經學家 Warren S. McCulloch 都保持著良好的私人友誼。在會上貝特森靜靜地聆聽和理解，並在隨後學術生涯中對信息，學習和認知理論保持著持久的興趣。但在漂泊的學術生涯中，他逐漸與主流的人類學學術機構疏遠，在人類學課本上也逐漸被忘記。當我初次讀到他最初在1972年發表的著作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時，不禁感嘆他對人類學的理解至少超前40年。

Joel Isaac 和 Steve Joshua Heims 的著作將我們帶回到美國20世紀上半葉和中葉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在這一黃金時期，人文社會科學家們保持著特有的科學樂觀主義情緒和重構科學解釋的雄心。不可否認，這一科學雄心有它的陰暗面。控制論可能被用來發展對世界更為複雜的理解，也有可能被用於控制和社會工程。在1970開始，科學雄心逐步讓位於種種理論反思。在格爾茲之後，人類學家也不再熱衷建立對社會文化的系統理解，在1980年代紛紛轉向歷史文化解構和批判理論。不過與其將1980年代以來的理論世界視為後結構主義時代的到來，我們不如將這些理論反思視作為從20世紀上半葉以來科學界掙脫舊的行為主義和實證主義，反思知識構建，重構科學解釋的延續。這兩本著作可以幫助我們跳出學科間日益加固的藩籬以及種種「後」理論提供的狹窄視野，提醒我們人文社會科學之間以及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共同面對的理論問題，同時鼓勵我們思考這些理論問題與我們所處社會的關係。

德國馬普學會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何瀟 推介

沈高明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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