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的待遇

1939年初，毛澤東辦公室的秘書長李六如同辦公室秘書和培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寫了本《陝甘寧邊區實錄》。初稿出來後，毛澤東感覺不甚理想，決定另請人修改。 1月22日，他給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周揚寫信說：「現請你全權負責修正此書，如你覺須全般改造，則全般改造之。雖甚勞你，意義是大的。」信的末尾，毛澤東特以告之，「備有稿費（每千字一元五角），當分致你與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勞之意」。（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25頁。）

《陝甘寧邊區實錄》一書，於 1939年 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生動介紹了陝甘寧邊區是一個怎樣的地方，邊區的政制和組織，邊區政府做了些什麼，邊區的統一戰線，邊區的抗戰動員，邊區的群眾團體等。這大概是較早出版的對外全面介紹邊區情況的讀物，很有些像我們今天發表的一些「白皮書」，在國統區發揮的作用，不難想見。毛澤東為該書的題詞，點破了寫作宗旨：「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是實施三民主義最徹底的地方。」

這本書的署名，只有總編「齊禮」一人，周揚是否動筆作了修改，不得而知。值得體會的是，毛澤東給周揚信中，提到每千字一元五角的稿費。全書 10萬字左右，算下來 150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據當時在延安的作家陳學昭寫的《延安訪問記》，以及徐懋庸的回憶錄記載， 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價為小米每斤0.13元，豬肉每斤 0.2元，雞蛋每個 0.01元。至於 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飯標準，當時在延安訪問的記者舒湮在其《戰鬥中的陝北》中記述：「一般工作人員的糧食是每人日發小米一斤四兩，每天菜錢分派方法是： 1.機關普通是三分錢； 2.延安邊區政府是四分錢 ； 3.武裝隊伍是五分錢； 4.陝公、抗大是七分錢； 5.醫院是一角。」 （舒湮：《戰鬥中的陝北》，文緣出版社 1939年版，第 14頁。）由此比照，大約每人每天花費在 0.25元左右。這樣算下來，《陝甘寧邊區實錄》 150元稿費，抵得上一個人 600天左右的生活費。

由此想到知識分子在延安的生活待遇。

抗戰時期，大批知識分子奔赴延安，被當下一些學者稱為「特殊的文化移動現象」。據《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記載，「 1938年夏秋之間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說是摩肩接踵，絡繹不絕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達延安」（楊作材：《自然科學院建院初期的情況》，《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編輯委員會編《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工業學院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84頁。）。到抗戰後期，在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 4萬餘人。這當中，除各地黨組織派來的以外，大多是嚮往進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識分子。延安吸引他們的，當然不是物質生活。但作為東道主，邊區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最終卻要落實到兩個方面，一是要讓他們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當的物質待遇。在這兩個問題上，邊區在政策上一點兒也不含糊。

關於有事可干。知識分子大多被安排在延安先後創辦的 30餘所專門院校工作或學習，有的則在機關和一些專業部門工作。此外，他們還成立了各種各樣的社團和學會，諸如自然科學研究會、土木工程學會、中國農業學會、生物學會、醫藥學會、衛生學會、地質礦冶會，等等。文化藝術方面的團體、劇社、俱樂部、協會和自辦刊物，就搞得更為熱鬧了。

關於物質待遇。雖然物資匱乏，生活異常艱苦，但延安對精神勞動的尊重，絕不是停留在口頭的讚美，而是通過有差別的供給制，外加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稿酬制，給予切實照顧。戰爭年代的供給制是一種儘可能平等而非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自抗戰時期供給制逐漸制度化開始，供給標準一般按級別不同，在每天伙食標準、每月津貼補助、日常實物分配、辦公雜費支出等方面體現出相應差別。

例如，就在毛澤東給周揚寫信談到每千字 1.5元稿費標準的 1939年 1月，八路軍總部開始實施由朱德、彭德懷、左權簽署的《各級津貼之規定》。這個規定將全軍除供給制外的津貼補助粗略地劃分為六等，其中屬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師長、政委和正副旅長、政委，每月也只 5元，屬第六等的有戰士、通信員、警衛員、號兵、炊事員、運輸員、勤務員、衛生員，每月 1元。這是前方作戰部隊的標準，在後方機關， 1939年還頒布了《各機關津貼標準》，把津貼標準分為五級。一級 5元，發給主席、參謀長、政委、局長等；最低的五級，是 1元，發給勤雜人員、戰士等。

在同一時期，延安的知識分子又是怎樣的待遇呢？

著名學者何干之是 1937年 8月全面抗戰爆發後第一批到達延安的大知識分子之一。他的待遇是「每月 20元津貼費，還派給他一名警衛員」（《何干之文集》第 2卷，北京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頁。）。音樂家冼星海 1938年 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習慣，曾負氣地對人說：「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旋律也寫不出。」但他很快就習慣了延安的生活，在 1940年 3月 21日給友人的長信中，他提到當時受到優待，每月津貼 15元（含「女大」兼課津貼3元）。當時，在「魯藝」的藝術教員一律 12元，助教 6元。此外， 1938至 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員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貼 10元。（參見《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1頁。）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 4.5元。（參見《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3頁。）作家陳學昭的丈夫擔任邊區醫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 15元津貼。（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72頁。）1940年 1月，印度尼西亞籍華人醫生畢道文來到延安，組織給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 20斤、肉 10斤、白糖 2斤、津貼費 20元。另外，還為他配勤務員 1名、翻譯 1名、馬 l匹。以上都是當事人的回憶，應該是可靠的。

1940年 10月，國民黨政府停發八路軍軍餉，並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當時「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92頁。）的地步。延安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便是為了渡過這個難關。 1941年 2月，邊區銀行正式發行邊幣。發行之初，邊幣和法幣的比價是1元換1元的。不久，邊幣的比價便開始下降，到1942年6月達到邊幣3.2元換法幣1元，到 10月間，便穩定到了邊幣2.1元換法幣1元。

在這種情況下，為規範和確保知識分子的待遇，中央書記處於 1942年5月頒布《文化技術幹部待遇條例》，把文化技術幹部分為三類。甲類技術幹部，每月津貼 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廚房為原則，窯洞一人獨住，衣服每年特製棉、單衣各一套，其妻兒因故不能參加工作或學習者，其生活待遇與本人相同。同時期，八路軍衛生部各類技術員，按其學歷經歷工作成績而增加補貼，其中規定，醫藥衛生技術幹部也分甲、乙、丙三類。甲類醫生凡在國內外醫科專校畢業富有3年實際工作經驗者，每月津貼60元至80元，護士凡專門護校畢業者每月20至40元，司葯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類醫生其家屬與本人待遇相同。

那麼，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津貼又是多少呢？每月 10元，比文化技術幹部中護校畢業的護士最低檔收入還要低10元。黨政機關幹部的待遇和文化技術人才相比，差距實在不可以道里計。

儘管文化技術人才的待遇已經優於黨政軍機關幹部，但如果是發表文字作品，他們還有稿酬收入。做技術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獎勵。

關於稿酬制，其實在紅軍長征剛到陝北時，即已實行了。 1936年8月，毛澤東、楊尚昆為編輯出版《長征記》聯名發出的徵稿信里，便申明「備有薄酬」（《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8頁。）。10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布《〈紅軍故事〉徵文啟事》里也說要「酌致現金或物質報酬」（《〈紅軍故事〉徵文啟事》，《紅色中華》1936年11月 3日，轉引自《關於革命文物和革命史料徵集工作的一組歷史資料》，《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 3期。）。1937年5月，毛澤東、朱德聯名發出《中央軍委關於徵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還明確講，「一切創作稿件和紀念品，送來經採用後，均給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現金酬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文書檔案工作文件選編》，檔案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0頁。）。

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知識分子辦了許多刊物，不論是鉛印的，還是油印的；不論是內部出版，還是公開發行，徵稿時基本上都講明有稿酬，有的還標出具體標準。如 1940年8月陝甘寧邊區大眾讀物社創辦的《大眾習作》，登出的「約稿」里就說：「寄來的稿子，凡是登載出來的，每一千字送稿費一元。 」《大眾習作》屬基層刊物，影響力自然比不上當時中央指導辦的《解放日報》、《中國文化》，因此，其每千字1元的標準，不會是高的。毛澤東對《陝甘寧邊區實錄》開出每千字1.5元的稿酬，顯然與該書的內容和可以預期的影響有關。

1941年 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講話，談到稿酬問題時便強調要按質按需來定標準，認為「對研究實際問題的文章，要多給稿費。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才算好教員，要多給津貼」（《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4頁。）。可見，無論是實行稿酬制，還是對知識分子的高額津貼，都是為了鼓勵有益於革命實際工作的精神勞動。

延安對著名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尊重，在蕭軍身上算是一個典例。 1941年7月，蕭軍想離開延安，給張聞天寫信，提出借一萬元路費，張聞天回信，答應可以想辦法。據蕭軍 7月20日日記載，7月18日毛澤東和他談話時，他表示，想過了10月魯迅紀念會以後再走，並把向張聞天借一萬元路費的事說了，毛澤東的回答是：「何必說借呢？這裡可以想辦法的。」不到一個月， 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成立由凱豐、艾思奇、陳伯達、范文瀾、周揚等十餘人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批准的工作費用，也只有一萬元。也就是說，當時中央準備給蕭軍一家離開延安的路費，便相當於一個工作機構的開辦費。

最近讀到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的《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李耀宇隨紅四方面軍長徵到達陝北後，一直在中央機關做後勤工作，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邊上一家取名「勝利食堂」的飯館學廚，有時也跑堂。他回憶道：蕭三夫婦、蕭軍夫婦、馬海德夫婦、蘇聯的阿洛夫醫生是勝利食堂的常客，他們來吃飯，都引進裡屋的「雅間」。蕭軍那時有錢，點菜花樣多，醬牛肉、滷雞、鹵肝、叉燒肉樣樣都點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統統打包兜走。在延安，蕭軍首先要求吃甲魚，食堂管理員買的甲魚，一隻大約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邊幣一隻。江青一月兩月來吃一頓飯，看來那時她沒有多少錢，每次來只吃兩碗餛飩，要不就喝一碗片兒湯。不久，組織上又派李耀宇到離延安較遠的一家紡織廠門前開一個小飯館，當時的菜價是：肉絲麵兩元邊幣一碗，炒肉絲、炒肉片每盤五元邊幣。有天晚上，一個知識分子帶女友來吃面，點了兩個炒菜，斟了二兩高粱酒，要了兩碗湯麵。臨走結賬，花了25元。

考述延安這段往事，不覺唏噓。歷史學家錢穆有一句名言：「在現實中發現問題，到歷史中尋求答案」。的確，人們追根索源地思考問題以至列舉曾經發生的事例，經常都是尋找理由的過程，所反映的其實是對現實的評判和期望。既然是找理由，就應該找最好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對知識分子的特殊照顧，出發點當然是為爭取更多的知識分子投入到中國革命事業當中來，但事情似乎也不只這樣簡單。它還說明：第一，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來都是嚮往、追尋、融入進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政黨。第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我們黨在延安時期就已奠定的優良傳統。第三，在經濟收入和物質待遇上，我們黨從來反對自己的幹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第四，知識分子投身到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業中去，並作出貢獻，就會得到理所當然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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