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檔案和實證研究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歷史、當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出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一個是民間檔案的利用，一個是實證研究的興起。

所謂民間檔案，目前並無明確清晰的界定。在我看來，只要沒有進入官方檔案系統而散存於官方檔案之外的歷史文獻，大體都可以算作民間檔案。民間檔案的外延實際上可能相當寬泛，個人的筆記、日記、信函、家譜、照片乃至思想彙報、交代材料、家庭賬本等等都可包括在內；而一些本屬官方文獻或應存於官方檔案系統的史料，卻由於種種原因未被官方收入的，也應包括在內。

民間檔案的利用，其實八十年代已露端倪。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就大量利用了作者保存的當年的會議記錄和工作筆記。九十年代以來，當事人和研究者越來越重視民間檔案，一些產生了廣泛反響的著述都利用了民間檔案，如于光遠的《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和《我憶鄧小平》、沈寶祥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李銳的《「大躍進」親歷記》（上下冊）、吳冷西的《憶毛主席》和《十年論戰》。還有一些圖書，如《顧准日記》、《李銳日記》、邵燕祥的《人生敗筆》、張光年的《文壇回春紀事》（上下冊）、《遇羅克遺作與回憶》、賈植芳和任敏的《解凍時節》、李應宗的《新生備忘錄》、李輝編的《一紙蒼涼》、楊偉名的《一葉知秋》等等，則是直接整理編輯的個人日記、通信、彙報、上書、交代材料、勞改小報等民間文獻。

民間檔案的最大好處，就是能夠補官方檔案之缺失，避官方規定之限制。官方檔案當然有豐富的收藏，但是再豐富也不可能搜羅無遺。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沒有工作人員參加，只有李銳奉彭真之命做了記錄，這個記錄就成了這兩次常委會唯一的文獻史料，極具史料價值。一九七八年開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為起草閉幕會上的講話稿，親擬提綱，手稿保存在於光遠手裡，成為考察這個講話稿形成過程的重要史料。這兩個材料都不收藏於官方檔案，典型地說明民間收藏對官方檔案的補充作用。除了記載高層活動的文獻，民間檔案更主要的內容，在於記載社會層面的生活，從柴米油鹽、衣食住行到職業生涯、命運遭遇。這個方面的文獻恐怕不在官方檔案收藏的視野，民間收藏卻相當豐富具體細膩，可以為研究社會和民眾提供大量具體的史料。在目前官方檔案制度限制較多的情況下，研究者假如能把目光轉向民間檔案的利用，將會打開中共歷史、當代中國歷史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實證研究在中共歷史、當代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興起，是九十年代以來的事情，最近這幾年更成一番氣候。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朱正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沈志華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唐少傑的《一葉知秋——清華大學一九六八年「百日大武鬥」》。至於實證研究的文章就更多了，難以一一列舉。這些著作和文章，以文獻史料和口述史料見長，頗得學界和社會的注意。

作為學術研究的方法，實證分析與理論論證不同，它強調以事實和經驗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再去構築知識。在歷史學領域，實證研究重視史料考證，強調釐清史實，奉行中性敘述，而不刻意追求歷史認知體系的建立，更少隨意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作價值判斷。應該承認，實證分析和理論論證兩種方法各有短長。說「短」，實證分析弱於做歷史哲學的概括；道「長」，實證分析在還原歷史、解讀歷史方面顯具優勢。

儘管實證研究並不新鮮，早已是史學研究的一個方法，但是在以往的中共歷史研究中並不多見。長期以來，中共歷史的研究形成了一種「宏大敘事」的模式，即用宏大而抽象的論斷、概念來解讀歷史。在「宏大敘事」的著述中，歷史似乎是按照歷史編纂者的邏輯亦步亦趨演化的，事件也好，人物也好，其因果關係、是非判斷都有現成的結論，研究者的工作不過是對其作詮釋罷了。人們很難看到繁複的史實，而常見空洞的結論。許多中共歷史的著述（尤其是名目不一卻內容雷同的中共歷史教科書）口碑不佳，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此。其實，「宏大敘事」的著述，其弊病還不只是閱讀的乏味，更在於結論的無據。

近些年來，一些研究者挖掘史料，考訂文獻，發現不少陳陳相因的說法站不住腳。一個最顯眼的事例，都說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讀原始文獻，聽原聲錄音，前一句話，毛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後一句話，毛在開國大典上沒有說過。那麼，什麼時候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呢？還真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還是查原始文獻，說得上是權威發布的有這麼幾次；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新政協開幕詞中說：「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九月二十九日，新政協通過《共同綱領》，序言部分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九月三十日，朱德在新政協閉幕詞中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工作，已經勝利地完成了。我們全體一致，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同一天通過的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則說：「當著我們舉行會議的時候，中國人民已經戰勝了自己的敵人，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說沒說過「中國人站起來了」呢？說過。在開國大典之前十天的新政協開幕會上說的，原話是「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而不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一九七七年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者將毛在新政協的開幕詞擬了個標題，叫《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九九六年出《毛澤東文集》第五卷，標題改成了《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一件大事，兩句名言，長期流傳的說法都不確實。還是龔育之先生在他的「黨史札記」里說了個條分縷析，清清楚楚。

在中共歷史、當代中國歷史的研究中，利用民間檔案和注重實證研究，我以為其意義不可小視。看起來，似乎只是史料和治史方法的問題，但是也許會帶來某種革新性變化。所謂變化，事關研究領域的拓展和研究範式的轉換。這樣說也還是個假設，隨著時間的推移，看看這個假設能不能成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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