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蹣跚又十年
2007年的初夏,我在病床上翻閱幾家報紙的高考紀念特刊。那年是恢復高考三十周年,哪怕不去細讀對歷年高考狀元連篇累牘的採訪和各路專家、名人洋洋洒洒的紀念文章,僅憑那幾份特刊的厚度,也可以感受到紀念恢復高考三十周年在當時輿論中的份量。
時光荏苒,又幾番寒來暑往,高考走過了恢復後的第四個十年。作為文革後撥亂反正的重要成果,恢復高考在過去四十年中一再被紀念。但在今年這又一個整十紀念的年份里,高考卻略顯寂寥。紙媒在生活中幾近消失,有沒有紀念特刊已然不得而知。網路媒體上只有鋪天蓋地的高考小貼士,也幾乎沒有讀到什麼紀念文章。不過這倒也正好是個機會,可以從容的撰文回顧高考在第四個十年里的蹣跚歷程。
高考是一項延續性很強的機制,但十年回望,卻也好似換了人間。如果讓一個十年前的高三學生穿越到現在,他一定會覺得有點無所適從。
十年前,高校自主招生還是優等生的專利,非常之稀罕,如今已經大為普及,成為許多考生高三經歷的一部分。十年前,還有近半的省份實行考前或考後估分報志願,如今除了碩果僅存的上海,所有省份都已經邁入了考後知分填志願的時代。十年前,高考志願表還算簡單明了,除了上海有特色的零批次外,大多數省份都是提前批、一批、二批、三批,如今的志願表則複雜得多,許多省份提前批分作abc三段,還有自主招生批次、國家專項計劃、高校專項計劃等等。十年前,所有高校的錄取線都是文理科各一條線,如今新一輪高考改革的大幕已經率先在浙江和上海拉開一角,各高校將被按專業/志願錄取。
如果將恢復高考的第四個十年與第三個十年相對比,可以觀察到一些有趣的變化。
在第三個十年中,社會對高考改革的期待是提高選拔效率、尊重差異性。輿論對應試教育的撻伐、不斷下達的「減負令」和由韓寒現象引發的對教育制度的嘲諷構成了改革的背景音樂。在這十年中,全國一張卷、一考定終身的局面在不斷的鬆動。省級自主命題由上海等少數幾個試點地區擴展到更多的省市,即使是全國卷也開始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分為全國一、全國二等幾套試卷。而2003年開始逐步推行的自主招生,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教育部在高考制度中對人才選拔的壟斷,打破了高考在人才選拔中絕對的決定性作用。
而到了第四個十年,社會對高考改革的期待由效率逐漸轉向公平,這種轉向與整個社會變遷的大背景有關,隨著財富的集中、上升渠道日漸艱澀,高考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高考也不得不對這樣的社會期待做出回應。
高考政策性加分和保送資格一度是權力尋租的重災區。在一些地區修改民族成分、花錢買二級運動員資格以獲取加分曾經是公開的秘密。而省級優秀學生幹部、省級三好學生的爭奪則更是「拼爹」的擂台賽。不僅如此,還有一些加分的名目實在是匪夷所思,比如河北曾有過「教育世家」加分,對前兩代直系親屬均有教師的考生報考師範類院校加二十分。保送資格也是一本爛賬,除了數、理、化、生、信息五大學科競賽的保送以外,各省的土辦法也是花樣百出。有的省份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小小科學家等競賽也能保送,而這兩項競賽的含金量和嚴肅程度都遠遜於五大學科競賽。更有甚者,省三好、省優干這種沒有任何量化門檻的榮譽稱號在某些地方也可以保送。2013年之後,教育部對政策性加分和保送資格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清理,但也不乏矯枉過正之舉。比如對五大學科競賽的加分和保送資格限縮過嚴,就對基礎學科的人才培養產生了一定影響。
自主招生在經過十年的蓬勃發展之後,其公平性也受到了質疑。2010年是高校自主招生劃時代的一年,以北大的校長實名推薦制和清華的五校聯考為標誌,高校在自主招生方面一系列眼花繚亂的創新讓人目不暇接。一般人已經很難搞懂複雜的自主招生門類和各異的政策。自主招生名額的分配與中學為高校輸送的生源數量高度相關,這又反過來加強了各地超級中學的優勢,對教育資源的集中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自主招生的門檻和出題導向也基本將農村學生排除在外,導致城鄉教育差距進一步加大。而教育部也對自主招生的「野蠻生長」早有不滿,如果任由自主招生的聯考擴容、錄取人數增加、降分幅度擴大會,最終會變相的架空教育部和高考。因此教育部對於自主招生的管制非常積極,限制了自主招生的對象,解散了聯考,重申了自主招生比例限制,禁止按中學分配名額,要求划出一定比例的自主招生名額專門面向農村考生。這些禁止性的規定在形式上符合社會對公平的期待,但是否真正有效有待檢驗。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教育部收復了一些「失地」。
更受關注的是高考的地域公平和階層公平問題。高考的分省錄取模式要求高校事先按省分配錄取名額。高校的隸屬關係不同、各省的高校數量不同、生源質量不同、考生報考的地域偏好不同及其他的歷史因素造成了各省之間的錄取名額分配並不均勻,與各省的人口比例有一定差距。這個問題的傳統「苦主」非豫、魯兩省莫屬,兩省考生多、高校少,升學壓力之大冠絕全國。河南更是聲討地域不公的急先鋒,不僅每年兩會要講,還要召集各主要高校開視頻會議協調招生計劃。近十年來,教育部持續要求各高校向高等教育資源匱乏的省份增加招生計劃,從總錄取率上來說各省的差別已經不大,但結構性的差別仍然存在。在招生計劃平衡的過程中,北京、上海等計劃較多但考生持續減少的地區成為了主要的計劃輸出地。以致於近兩年來北京的家長已經開始有組織的抗議削減北京招生計劃。如果回到十年前,估計沒有人能想到北京也會對招生計劃數量不滿,但如今確實成了現實。各省都會站在自己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人口大省講考生數量,發達地區講生源質量。對於教育部而言,這確實是一鍋眾口難調的湯。但無法否認的是,如今高考招生的地域公平,已經比上一個十年有了長足進步。
階層公平的問題則比地域公平更為棘手。恢復高考後的前三十年,寒門出貴子的故事屢見不鮮,成為高考制度正當性的有力證據。但到了第四個十年,隨著社會財富和教育資源的集中,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所積累的階層差異如實的投射到了他們的子女身上。與此相伴隨的是超級中學的崛起,農村生源比例的下降。許多省份多數北大清華名額被幾所超級中學包攬。北大、清華這樣的全國頂尖高校農村生源比例一度只有10%左右,遠低於農村考生在全體考生中的比例。如果調查城市中不同階層的數據,恐怕也會有相同的現象。地域差異可以通過行政命令調整分省錄取計劃的方式解決,但階層差異卻很難通過行政手段調節。雖然教育部要求各高校推出面對戶籍、學籍在縣級以下中學滿三年考生的專項招生計劃,但可以預見的是,這些計劃主要的受益者是在縣城生活的較為富裕的階層,而不是普通農村居民。
由階層分化引發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高考棄考現象。2016年高考棄考人數近百萬,占報名考生人數的10%左右。其中20%左右的棄考考生選擇了出國讀大學,而在剩下的棄考考生中有相當比例是農村貧困考生。自上世紀90年代大學擴招以來,文憑貶值速度驚人,對於富裕階層而言,國內的大學教育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對於農村的貧困考生而言,讀大學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新的讀書無用論正在發生階層性的流行。
回顧過去十年,高考的光輝逐漸黯淡,卻仍在蹣跚前行。公平的呼聲漸起,官方的應對措施是否能有效回應這呼聲,還需要時間來檢驗。但高考面臨最嚴峻的問題不在其本身,而是在高考之外。階層的分化,文憑的貶值,新讀書無用論的階層性流行,日漸艱澀的階層上升通道都在動搖著高考的根基。決定高考下一個十年命運的,恐怕不會只是高考本身的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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