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迪馬加：用詩歌的火炬照亮明天

在羅馬尼亞首都近日舉辦的第八屆布加勒斯特國際詩歌節上，中國彝族詩人吉狄馬加榮獲2017年度布加勒斯特城市詩歌獎。這位來自四川大涼山的著名詩人，在答謝詞中表達了他對於詩歌的堅定信念：「我相信詩歌將會打破所有的壁壘和障礙，站在人類精神高地的最頂處，用早已點燃並高舉起的熊熊火炬，去再一次照亮人類通向明天的道路！」

吉狄馬加於上世紀80年代步入詩壇，其以詩集《初戀的歌》斬獲中國第三屆新詩（詩集）獎時，年僅25歲，可謂年少成名。他的詩歌植根於彝族的深厚文化之中，又具備一種廣闊的世界意識，他用抒情色彩極為濃厚的詩句，傳遞著自己對於自然、生命的真切認知，他是一位特徵鮮明的詩人。近日，記者對吉狄馬加進行了專訪。

記者：彝族是一個詩性的民族，作為一名彝族詩人，彝族的民族文化對您的詩歌創作產生了什麼影響？

吉狄馬加：是的，正如你說的那樣，彝族是一個詩性的民族，我們許多歷史典籍，包括人文、歷史、天文、地理、經書等等，其實都是用詩歌的方式書寫的，彝族還是這個世界上留下創世史詩最多的民族之一，古老的彝族文字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十月太陽曆」是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同時在彝族歷史上，敘事抒情詩的傳統更是源遠流長，這其中的經典長詩《媽媽的女兒》《我的幺表妹》《呷瑪阿妞》等更是被廣泛傳播。毫無疑問，作為一個詩人，首先是我們民族詩性的現實和精神生活養育了我，同時我的詩歌營養還來自於中華多民族豐富多彩的偉大的詩歌傳統。還可以說，作為一個面向世界的詩人，許多不同民族和國度的優秀詩歌，也對我的詩歌寫作產生了深刻影響。

記者：一些民族與地區雖然人口比較少，相對處於主流文化的邊緣，卻往往能產生世界級的作家。即以當代文壇來說，也是如此。能否分析一下產生這種文化現象的原因？

吉狄馬加：20世紀後半葉以來，確實有許多不處在所謂文化中心的作家、詩人為這個世界所矚目，比如上一個世紀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爆炸」文學，非洲法語區和英語區的文學，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區的文學等等，因為一些具有世界影響的大詩人、大作家的出現，徹底地改變了世界文學的格局，這其中有許多代表人物，比如智利的聶魯達，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墨西哥的胡安·魯爾福、帕斯，古巴的卡彭鐵爾，阿根廷的科塔薩爾、博爾赫斯，秘魯的巴列霍，奈及利亞的阿切貝、索因卡，塞內加爾的桑戈爾等等，有一大批，我以為最重要的是這些作家和詩人都承受著多種文化的影響，同時在他們的身上也承受著多種現實和文化的衝突，從某種更特殊的角度來看，正因為他們所面對的地緣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生活的現實，才讓他們的創作具有一種強大的張力和力量。這個現象並不是孤立的，在這個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上，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和存在。

記者：這一次的授獎詞中，他們評價您的詩歌「具有一種廣闊深刻的世界性」，您獲得過不少關於詩歌的國際榮譽，而同時您又是一位民族特色很濃郁的詩人，請談一談詩歌中世界性與民族性的關係。

吉狄馬加：這個問題有許多記者和朋友都問過我，剛剛過世的俄羅斯20世紀以來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葉夫圖申科說我的詩歌是「擁抱一切的詩歌」，我喜歡這個評價。但是詩歌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對於詩人而言首先不是一個概念，詩人必須通過他的作品去體現。沒有所謂的沒有前提的世界性，同樣，民族性也需要在詩歌中予以精湛地呈現，在這裡我認為把它稱為民族詩性的審美特質要更準確一些，也只有這樣，這些詩歌才可能具有世界性的價值，才能被更廣大的人群所接受和認可。在中國詩歌史上，李白、杜甫就是這樣的詩人，在美國詩歌史上，惠特曼、弗羅斯特就是這樣的詩人，在俄羅斯詩歌史上，普希金、萊蒙托夫、勃洛克就是這樣的詩人，在捷克詩歌史上，馬哈、賽弗爾特就是這樣的詩人，在愛爾蘭詩歌史上，葉芝、希尼就是這樣的詩人等等。總之，這些詩人都是在詩歌中體現民族性和世界性最為出色的一批人。

記者：在國外的詩歌中，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不是俄蘇的詩歌？他們帶給您什麼樣的啟發？

吉狄馬加：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詩的寫作主要就來自於兩個方面的影響，一個是中國源遠流長的古典詩歌，另一個方面就來自於外國的翻譯詩歌，中國許多現代詩人的寫作，其實也都來自於這兩個方面，我也不例外。俄蘇詩歌對我有影響的，主要是俄羅斯文學黃金時代（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大致從普希金到契訶夫的這一歷史時期）的詩歌和白銀時代（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20年代）的詩歌。不僅僅是俄蘇的詩歌影響過我，西班牙語系的詩歌，特別是巴勃魯·聶魯達、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奧克塔維奧·帕斯和塞薩爾·巴列霍都深刻地影響過我，美國黑人詩人蘭斯頓·休斯，牙買加黑人詩人克勞德·麥凱，當然還有許多東歐人口較少的民族詩人，他們的作品也對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如果說閱讀這些眾多的外國詩人的作品，給我帶來過什麼樣的啟發，那就是他們讓我從詩歌的角度看到了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特別是那些人口較少的民族詩人所取得的世界性的成就，毫無疑問給我確立了光輝的榜樣，同時也樹立了我的自信。

記者：您曾經邀請世界上的詩人到青海參加「帳篷詩人國際圓桌會議」，會議的主題就是「詩人如何在物質主義時代對抗精神困境」。對這個問題，能否談談您自己的思考。

吉狄馬加：物質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兩種存在，人類不可能在沒有物質基礎的條件下進行精神文化創造，但過分地強調物質的作用，特別是過度地揮霍物質和資源，物質主義被技術和資本邏輯推到極致，會不可避免地讓人類又一次深陷於精神困境的泥沼。需要說明的是，越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更應該關注人類的精神生活建設，因為任何一個文明的社會，構建更加健康、向善、向美的精神環境，既是每一個社會個體的責任，當然更是每一個更為敏感的詩人的責任，詩人須時時刻刻站在人類精神世界的高地上，舉起他手中的火炬，去照亮更遙遠更漫長的征途。不能說詩人是先知先覺者，但任何一個時代的偉大詩人不僅能撥響動人心魄的「口弦」，同時他還應該是無與倫比的真正的號手。

記者：作為一名著名詩人，您認為詩歌最重要的品質是什麼？在您的眾多詩篇中，您最為看重的是哪部作品？

吉狄馬加：在今天這樣一個同質化寫作的現實面前，詩歌最重要的品質仍然是樸素和真切，它的來源只能是人類的心靈，而永遠不是那些假大空的東西，我們的詩歌離人類的心靈只能是越近越好，而遠離人類心靈的東西可以肯定與好的詩歌沒有關係。詩歌經典不是某個批評家鑒定的，而是漫長的時間沉澱和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選擇的。至於我個人的作品，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所涉及的內容也是不一樣的，包括在藝術形式上也在不斷地探索和變化，很難說我更看重哪部作品，但是有一點可以告訴你和讀者，我不會寫違背我心靈和遠離人間煙火的詩。

記者：作為一位一直活躍在詩歌創作前沿的作者，能否談一談您所感受到的當前國內詩歌創作的成績與不足。

吉狄馬加：這個話題可能更適合詩歌評論家去談，但我想說的是，我們今天仍然缺少更多的關注人類命運的詩歌，碎片化的寫作似乎成了許多詩人寫作的一種常態，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詩人的作品首先應該是個體生命體驗的表達，其主觀性、個體性當然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但是如果你的作品，與他者與更多的讀者不能產生精神和心靈的共鳴，那麼你的作品就不會具備更為深刻的被大多數人接受的思想和藝術價值。哪怕就是那些在世界詩歌史上被認為是最深奧的那些小眾的詩人，如葡萄牙的費爾南多·佩索阿，西班牙的安東尼奧·馬查多，秘魯的塞薩爾·巴列霍等等，他們的作品也都是把詩人的個體生命體驗和人類的精神生活現實結合得最好的典範。

記者：您覺得中國新詩今後會朝哪個方向發展？您對新詩的寄望是什麼？

吉狄馬加：我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的詩人永遠不能脫離我們的時代和生活。中國新詩的寫作不能割斷我們與已經延續了數千年的古典詩歌傳統的聯繫，我們必須從更縱深的精神源頭去接續偉大的中國古典詩歌傳統，我們還應該從語言本身去發掘中華詩歌所獨有的美學特質，面對今天更為廣泛的世界詩歌對話和交流，我們一定要樹立中華詩歌的美學坐標，只有這樣，中國的新詩寫作才可能成為世界詩歌格局中一個重要的不可被替代的部分。我相信，在無數優秀中國詩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詩歌將迎來一個產生奇蹟並一定會有奇蹟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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