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繪畫對日本水墨畫的影響探析
南宋繪畫中,馬遠、夏圭、玉澗等畫家的山水畫具有「一角半邊式」的特點。其中馬遠人稱「馬一角」,其山水畫構圖簡潔,形象鮮明,景物在雲煙迷濛中隱現,意趣頗深。夏圭則稱「夏半邊」,畫作常表現江南遼闊無盡的山水和水天一色的風光,點綴行人、舟楫,景物豐富且剪裁巧妙,景簡而意足,引起觀者無窮的遐想。他們的作品都非常注重意境的表達,能用精鍊的筆墨表現靜謐的空間,善於用大量的留白營造虛空的畫面,且能營造出詩意。這「一角殘山」「半邊剩水」,有著無限深邃的禪意,不僅在中國美術史上獨樹一幟,而且影響到了日本水墨畫的發展。
日本水墨畫受中國畫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宋代繪畫特別是南宋山水畫對日本水墨畫的影響最為明顯。日本水墨畫源起鎌倉時代(一一八五—一三三三),興盛於室町時代(一三三六—一五七三),也正是在這兩個時期受中國宋代繪畫的影響頗深。日本繪畫史上的鎌倉時代稱為過渡性時代,即從早期完成的古典「大和繪」向代表中世紀的水墨畫過渡。在這期間還出現了與宋畫相結合的「鎌倉樣式」。室町時代繪畫在宋元尤其是南宋畫的影響下,勃興了以水墨為主的新繪畫樣式,即「漢畫」也稱「水墨畫」,以此對應的「倭繪」則稱為「大和繪」。室町時代是一個相對和平、穩定、開放的時期,在宋代繪畫風格的影響下,室町時代水墨畫達到了全盛,出現了許多水墨畫大師。他們一方面繼承宋代繪畫,一方面結合本國傳統,在繼承和融合之間,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樣式。
南宋 馬遠 山水圖 38.3cm×28.2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一、日本水墨的南宋情結
日本鎌倉時代是一個相對動蕩的時期,直到室町時代,日本才恢復平靜。室町時代兩百多年中,日本繪畫得以較好發展,特別是水墨畫的興起,給日本繪畫注入了新鮮血液,此時的水墨畫受宋畫特別是南宋繪畫影響最大。
早在鎌倉時期,我國宋畫作品就通過商人和少數僧侶傳入日本。在鎌倉圓覺寺的陵墓佛日庵里,有一本《佛日庵公物目錄》(一三二〇)中提到三十八幅中國繪畫,其中就有宋徽宗、牧溪、李真等人的作品。《吃茶往來》中記錄,在茶會的裝飾中使用張思恭《釋迦》、牧溪《觀音》等宋代的佛畫,可見宋畫的傳入在鎌倉時期就比較頻繁。到了室町初期,由《禪林小歌》《看聞御記》可知,在宴席、官邸的室內裝飾中都大量使用宋畫。後有《蔭涼軒目錄》《御物御畫目錄》《君台觀左右帳記》等,都如實記錄了足利家族收藏宋畫的盛況,其中就有馬遠、夏圭、梁楷、牧溪等一大批畫家的名字。
日本禪宗繪畫及「繪卷物」
鎌倉時代的日本,隨著禪宗和繪畫的一併傳入,禪宗繪畫便成為培育日本水墨畫的溫床。水墨畫完全成熟之前,宋代繪畫對其影響集中在禪畫方面。
從日本禪畫上可以看出其特點有異於之前:首先是技法上不再拘泥於古典式的嚴謹,而是強調筆觸、注重線條的粗細變化。如托磨勝賀一一九一年為教王護國寺繪製的《十二神像》,整體設色淡雅;線描上,使用粗細變化的強勁墨線,抑揚頓挫、生動活潑,具有仿宋佛畫特點;題材上,禪宗的傳入使古典描繪密教尊像和凈土世界的繪畫轉入描繪禪宗祖師或禪宗高僧的故事性繪畫,從忠於描摹中國傳入的佛畫到寫實性較強的高僧肖像畫,都是受宋畫風格影響的結果;樣式上,結合了宋畫和「大和繪」畫風,將佛像與風景畫融為一體,寫實性的筆法和構圖樣式明顯來源於宋畫,而描繪的對象是日本本土的。如《那智瀑布圖》將祭神的那智瀑布畫成純粹的寫實風景畫、《山越阿彌陀圖》作為體現日本自然觀的宗教畫。鎌倉時期的水墨畫開始走向融合,而日本繪畫繼承的更多是繪畫技法。
南宋 夏圭 澤畔疾風圖 26cm×27cm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與禪宗密切聯繫的是被稱為「頂相」的禪僧肖像畫,最初的「頂相」全是中國禪僧肖像,如《白雲惠曉像》。日本禪僧輩出後,漸漸出現了日本禪僧像。頂相畫要求刻畫人物具有準確性和傳神性,宋畫細緻的寫實技巧恰好符合這一要求並憑藉這一強大的媒介廣泛傳播。文永八年(一二七一)自贊的《大覺禪師像》雖為淡彩,卻是採用水墨畫技法,特別是其線條具有南宋畫特有的銳勁。同時,與禪宗畫有關的佛畫中,「十六羅漢」「十天王圖」「白衣觀音像」等也由中國傳來並在日本大量仿製,由此日本的繪佛師從中學習到了宋畫的山水、樹石畫法,奠定了接受水墨畫的繪畫基礎。
鎌倉時代的「繪卷物」在繼承了前代的形式下,受宋畫影響,其技法更加成熟,題材更加豐富,迎來了「繪卷物」的黃金時代。首先,在寫實性上有所加強。早期的繪卷物人物畫法皆採用「引目勾鼻」的畫法,人物除姿態可辨外,外貌幾乎一樣。到鎌倉時代吸收了宋畫中白描人物的技法,採用勾上下眼瞼再點眼睛的方法使人物面容有了個性。其次,技法上大都受宋畫技法的影響。如一二九八年的《東征傳繪卷》《凈土五祖繪卷》中的山岩和樹木的畫法,都來源於宋畫。在障屏畫中描繪日本人生活的場景中也發現了南宋風格的水墨畫,被稱為「畫中畫」。這些因素使得原有的「大和繪」慢慢地變質了,也走向了水墨一派。
日本水墨畫勃興
日本早期的山水畫是從唐代被作為佛經故事畫中人物的背景而傳入,有空勾無皴的特點。南宋山水畫的傳入,立刻影響到日本山水畫。思堪所畫《平沙落雁圖》(十四世紀初)是現存日本最早的水墨山水畫,顯示了宋畫所特有的技法和空間表現方式。如拙則是最早主動吸收宋畫的畫家,其作品《瓢鯰圖》構圖似宋畫小品,有明顯學習馬遠、夏圭樣式的痕迹。另《王羲之書扇圖》(一四二三年以前)則是對梁楷同一作品的模仿。
周文是日本水墨畫的完善者及代表性大家。周文初學如拙,其作品《竹齋讀書圖》(一四四六)構圖疏密有致、墨色濃淡相宜、景緻幽密誘人,是中國南宋山水畫日本化的極佳範例,可以視為「周文樣式」的典範。《四季山水圖》則是受「馬一角」「夏半邊」構圖的影響,畫面景物集中在右邊,左側留有大片空白以表現無限寬闊的水面。馬遠善用健硬有力的斧劈皴描繪峭拔雄奇的巨石及山體,周文的《三益齊圖》同樣使用這一技法,山石先用硬挺的墨線勾勒,再用大斧劈皴描繪,樹枝多硬挺而姿態多變、肆意伸展。這些特點與馬遠的筆墨是吻合的,而另一幅《山水屏風》則明顯吸取李唐後期的「水墨渲淡一派」。
日本 雪舟 天橋立國 168.5cm×89.4cm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以馬遠、夏圭為代表的南宋繪畫在日本得到廣泛的繼承,最有影響力的當屬「雪舟一派」。室町時代的水墨畫家雪舟(一四二〇—一五〇六)直接臨摹南宋各名家的作品,涉及到的畫家有李唐、馬遠、夏圭、梁楷、牧溪、玉澗等。他在臨摹的作品畫面里落雪舟款,而在畫面外遵照原畫家的名字落款,如《仿夏圭山水》《仿玉澗山水》等。這種直接對照原作的臨摹是學習技法最有效的途徑,顯示了雪舟水墨畫源出宋畫的基本史實,也反映出當時日本畫壇的學習取向。又如雪舟的《天橋立國》(一五〇一—一五〇七),工整的筆墨,寬闊的構圖,展示了湖光山色,煙嵐變幻之美。而《冬景山水》畫面上方的空白也給人無限想像空間。
日本 雪舟 冬景山水 32.2cm×47.7cm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雪村(一五〇四—一五八九)是繼雪舟之後的又一水墨畫家,其代表作《風濤圖》描繪水面上被強風吹打的樹枝和波濤中顛簸的小船,構圖上具有動勢,深得馬遠水法。馬遠對水的描繪方法有深入研究,多以線塑造自然百態的水,《水圖十二段》便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
默庵靈淵是活躍於十四世紀中期的日本禪宗畫家,一三二六至一三二九年歷訪中國五山,因此他的畫上多有中國禪僧題贊,他追慕牧溪,在中國被稱為「牧溪再來」,代表作《四睡圖》《布袋圖》皆屬簡筆一體。
到室町時代中期,出現了一位著名的道釋畫家明兆(一三五二—一四三一),明兆畫域之泛,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皆有涉及,繪畫內容以佛畫為主,強調墨色變化,注重禪意渲染,《溪陰小築圖》體現了其山水畫成就但禪意表現及構圖依舊受宋元繪畫影響。
日本 平安時代 十二天像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阿彌派」主要指能阿彌(一三九七—一四七一)、藝阿彌(一四三一—一四八五)、相阿彌(?—一五二五)三代,他們長期服務於足利將軍家族,從事宮廷繪畫和鑒定工作,能廣泛接觸宋畫名跡,耳濡目染,畫風受宋畫影響明顯。能阿彌撰寫了將軍家族所藏宋元畫的目錄—《御物御畫目錄》,相阿彌編寫了記載宋元畫家傳略的《君台觀左右帳記》,這兩本書證實了宋畫對日本繪畫有著重要影響的史實。能阿彌的《白衣觀音圖》(一四六六)運筆為牧溪風格,線條硬挺而嚴謹。藝阿彌的《觀瀑圖》(一四八〇)構圖平穩,用筆縝密,模馬遠、夏圭風格精密而成。相阿彌的《山水圖》(一五〇九)為「水墨清嵐一派」,注重筆墨暈染,畫中筆法和墨法平淡柔和,營造出雲霧繚繞的自然景象,此畫筆法和墨法來源於宋代文人繪畫,結合了日本式的構圖和情調,開創了阿彌派的獨立風格,推動了水墨畫的日本化進程。
「狩野派」的代表人物狩野正信(一四三四—一五三〇)的《周茂叔愛蓮圖》,描繪宋代文人周茂叔乘小舟在湖上靜賞蓮花的故事。狩野元信(一四七六—一五五九)早期山水畫《瀟湘雨夜圖·江天暮雪》顯示了他受宋代院體畫大師馬遠、夏圭的影響,重視墨色的遠近變化,有清妙秀遠的特色。
二、選擇南宋源起探究
日本在室町時代(一三三六—一五七三),水墨畫發展興盛,中國大致已從元代進入明代 (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此時中日兩國交流頻繁,日本商人和僧侶蜂擁而至,帶走了我國大量的宋畫特別是南宋畫作。而在此時,這些日本商人和僧侶完全可以接觸到明代甚至更前的歷代畫作,為何他們只對宋畫情有獨鍾呢?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
從日本國度的主動選擇方面,筆者認為原因有二:
民族審美取向的契合。在日本民族中,有一種複雜的、隱秘的文化傳統。日本自古為滔滔汪洋所困,資源匱乏,孤立無援,被阻隔在大陸主流文化以外,人種和文化的由來又撲朔迷離,於是在民族心理中有一種對過去和未來都無法把握的情緒。在這一因素上,形成了雅緻精巧的傳統藝術模式,體現出了一個民族纖巧、敏感的一面。在審美取向上也更接近精緻、嚴整、簡淡、細膩和秀美一派。中國宋代是一個重文輕武的時代,文人佔主導的社會意識形態下,產生了一種相對柔軟和傷感的心理。特別是南宋時期,江南的富澤和西湖的柔美加劇了統治者的感性,加之國破山河、江山半壁及對國家存亡的未知,使敏感的文人選擇精緻或簡淡的藝術來聊以自慰。也正是雙方這種心理的契合造成了審美取向的契合。
日本禪宗的興盛與新興武士的改革。僧人文化交流對宋代文化傳入日本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明庵榮西禪師於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入南宋學習禪宗,回日本後創立建仁寺,自此禪宗在日本迅速發展。許多日本僧人紛紛來到中國尋根問祖,經書、佛像畫和充滿禪意的水墨畫不斷傳入日本。新傳入的禪宗對武士階層的社會意識起到重要作用,於是被武士階層認同,且作為他們改革的理論和行為支撐,也將其作為改造傳統繪畫的手段。禪宗和武士政治政權的結合,國民的審美取向慢慢發生了轉變。表現在藝術審美方面,由於禪宗對繪畫意境的特殊需求,禪師們更喜歡一些象徵著純潔、雅靜的山水畫和花鳥畫,作為悟道的境地,即所謂的「禪境圖」。而馬遠、夏圭等的南宋山水畫恰好具有明凈的畫面、虛空的氛圍和詩意般的境地,更符合「參禪」及裝飾的功用。日本畫家對南宋山水畫的偏愛,最早也應出於禪意(意境)。
……
文 / 黃亮
(本文作者供職於廣州藝術博物院)
(節選自《榮寶齋》2016-08 總第1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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