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自殺：殉清還是殉文化？

1927年6月2日，51歲的大學者王國維突然在頤和園魚藻軒投湖自殺，這個事件立即震驚了全國知識界。由於死者是一位卓有建樹的國學大師，並且正值學術盛年，因此猜測他的死因成為知識界和輿論界都非常關心的事情。

一

在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的第五天，他生前的良師益友、兒女親家羅振玉從天津趕來，到清華園進行弔唁。同時，羅振玉還帶來了遜帝溥儀的一道「詔書」。因為這道「詔書」，王國維之死被很多人順理成章地認為是「殉清」。王國維自殺兩天後，北京的《順天時報》就以《繼屈平（屈原）投江之後王國維投昆明湖自殺》為題，報道王國維「為勝國遜帝抱悲觀無愧於忠，赴頤和園以死自了傷心千古」。王國維的一些朋友，如清華校長曹雲祥也持這種觀點，認為他自殺是「殉清」。而王國維的學術知己陳寅恪其時也同意這種觀點，《王觀堂先生輓聯》之上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就包含了這個意思。

但是，如果回顧王國維的生平，「殉清」的說法卻讓人感到懷疑。最容易令人產生疑問的就是，清朝1912年就滅亡了，而王國維卻到1927年才自殺，他為什麼要等這麼多年呢？另外，和一直蓄謀復辟清室的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等人不同，王國維一生潛心學術，心無旁騖，和清廷並沒有太密切的關係。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王國維為了謀生，孑然一身踏上京師之旅。經過羅振玉的推薦，他被派在學部總務司「行走」，這應該是王國維在清廷擔任的唯一一個「公職」。但是，這其實只是一個虛職，王國維的實職，是學部圖書局的編譯，以及名詞館的協修。辛亥革命爆發後，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再回來已經是1916年，一個新的時代了。王國維和遜清最親密的一次接觸，是1923年4月以「海內碩學」的身份「入值南書房」，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第二年，馮玉祥派兵將溥儀趕出皇宮，王國維的這段經歷也就自動終止了。

顯然，有限的接觸，並不足以成為王國維「殉清」的理由。雖然辛亥革命以後，王國維始終不肯剪去辮子，自稱「亡國之民」，但是他的「自沉」，卻絕非「殉清」可以解釋，必然隱藏著更為深層的內涵。

二

實際上，民國年間，王國維的「自沉」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在他之前，有清末學者梁濟1918年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還有年輕作家王以仁1926年從輪船上跳海；在王國維之後，則有曾作為茅盾小說原型的青年作家顧仲起1929年跳入黃浦江；被魯迅稱為「中國的濟慈」的詩人朱湘1933年在南京采石磯投水自殺……

透過這些文人自殺的現象，我們無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在轉型期間的重重危機。這種危機不僅是社會現實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價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於查看時代風氣之先的文人，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認同和精神追求的矛盾。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絕，也都因此而生。

這麼說來，王國維投水自殺，似乎應該更確切地稱為「文化殉節」。這其實也是關於王國維死因爭論里最著名的一種說法。而其中最有名的闡釋，又當推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的那一段感喟：「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陳寅恪的說法觸及到了文化的本義。文，是傳播意義的載體，是故有「文以載道」之說。對於中國傳統文人而言，文就是上古以來代代相傳的詩、書、禮、樂等習俗制度與傳統經典。為「文」所「化」之人，普遍具有「謙謙」的「君子風度」，就像孔子所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為「文」所「化」之人，也同樣具有表裡一致和人格統一的特徵，就像《大學》所言：「誠於中，形於外。」但是，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卻在空前未有之時代變局中日漸衰落，「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三

不過，也有反對者認為，陳寅恪的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實際上，王國維在自沉之前，曾留下寫給第三個兒子貞明的遺書一張。遺書非常簡短，只有一百二十二字。全無梁濟投水自殺前在《敬告世人書》裡面的那種慷慨大義，相反，卻是情緒消沉低落至極端。這是王國維性格悲觀所致，還是因為時代風氣造成的？而最有可能的解釋卻是，在王國維之死的背後，有著更複雜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1926年12月3日，王國維在鬱悶中迎來了五十大壽。其時，正值中國社會的又一次大動蕩時期。早在這年7月，北伐軍從廣州出發，一路打垮了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而在1927年，蔣介石又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人。面對如此混亂局面，吳宓絕望地在日記里寫下：「世局時變，江河日下。」和王國維同列清華園四大導師的梁啟超也悲嘆：「國事局面大變，將來未知所屬。」

如果說這些所引起的震撼還不夠強烈。那麼，1927年4月，張作霖在北京絞死李大釗，則重重地震動了北京乃至全國的知識界。在一個信仰強權的時代里，土匪出身的張作霖以政治原因處死了堂堂正正的北京大學教授，這讓京城的學人們感到危險就在眼前。梁啟超等名教授們為了避禍，紛紛開始籌劃逃亡。而王國維腦袋後面拖的那條長辮子，更是大大地增加了他在這兵荒馬亂的歲月里，隨時可能遭遇的羞辱與危險。有人勸王國維趕快把那條惹事的長辮子剪了。但是，王國維的回答卻是：「諸君皆速余剪其辮，實則此辮只有待他人來剪，余則何能自剪之者。」

寧可「留辮取禍」，也不肯自己剪掉辮子消災。是什麼原因讓王國維如此固執，居然置身家性命於不顧呢？從表面上看，王國維似乎表明了自己作為一個清朝遺老的愚忠，實際上，他維護的是作為一個獨立學者的尊嚴、一個真正士人的氣節。正如梁啟超在《王靜安先生墓前悼詞》中所說：「這樣的自殺，完全代表中國學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士可殺不可辱也。」對於王國維來說，辮子意味著尊嚴和氣節。在這一點上，他的自沉，與梁濟一樣，都有耐人尋味的精神與文化含義。

這就難怪梁濟的兒子梁漱溟，在聽說王國維投水自沉之後，「聞訊趕往目睹之下」，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先父昔年自沉於積水潭後，有知交致輓聯雲『忠於清，所以忠於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並且進而想到，此輓聯「恰可移用來哀輓靜安先生」。

對於王國維來說，清朝的滅亡，只不過是一個朝代的滅亡，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並不新鮮，最重要的是保持傳統的文化精神之道。但是，在辛亥革命後的長期亂局之中，傳統的文化精神之道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

「艱難困苦，僅而不死」，多方面的打擊讓王國維漸漸喪失了通過國學來振興國家的信念。「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面對因為文化價值的斷裂而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王國維最終選擇用自殺的方式來保全自己的人格。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國維以及其他民國文人的自殺，雖然看起來消極，甚或有些無奈，卻蘊含了豐富和深刻文化意義。因為在他們的命運里，濃縮了一個過渡時代的困惑與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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