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真的在經歷第二次文藝復興嗎？

編譯自《新政治家》

作者=克雷格·卡爾霍恩（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

不少人感覺到，我們的時代所經歷的變化已超出普通範疇。有人懷疑資本主義是否會瓦解，而更多認為它能延續下去的人期望它越來越亞洲化；人們看到主權國家正逐漸喪失在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上的把控能力，也有人認為民主制度已行將就木；平民主義的盛行讓很多人想起20世紀30年代的情形。

舊秩序退居其次，新秩序尚未成熟的現狀使人回想起120年前的世紀之交。在更廣的歷史層面，有人談論新的「軸心時代」（這一概念由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他認為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這600年間，世界上主要宗教背後的哲學同時發展起來——譯者注），回憶起古希臘哲學家、猶太先知、佛陀以及孔子用幾年時間重新引導並激發倫理和信念的過程；有人更直接地要求宗教的復興，其他人則尋求一場新的啟蒙運動。

而伊恩?戈爾丁和克里斯?柯塔納預見到，一次新的文藝復興正在成形。「目前的時代是一場競賽」，他們寫道，「它發生在全球緊密聯繫和人類發展之好壞後果之間……」他們將「文藝復興」定義為一個「前所未有的重大繁榮時刻」，賭好的結果會最終勝出。

《發現的時代》一書以15—16世紀文藝復興的內容劃分主要章節，隨後列舉當下時代（1990年至今）的創造性事例來做比較，整個論證過程酣暢淋漓，信息量極大，廣泛涉及了種種的改革創新。儘管作者也提到文藝復興最初的核心貢獻（藝術、哲學和政治思潮方面的傑出創意），但更多涉及他們在當下尋找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的方面。要思考伊恩和克里斯為什麼拿當下和宗教改革、現代文學的誕生以及人本主義崛起相比，石墨烯、人類基因組的繪製以及拯救百萬貧困人口都需要被納入考量。而我在想，他們會認為今天的天才比第一次文藝復興更唯物，還是今天偉大的藝術家和哲學家們不會像文藝復興時期的前輩們那樣做出突破？

《發現的時代》

（南非）伊恩·戈爾丁、（加）克里斯·柯塔納 /著

李果/譯

中信·大方

2017年5月

伊恩和克里斯將這種與文藝復興的比較描述為一種視角的源頭（這也是對布魯內萊斯基和文藝復興藝術和建築領域線性視角的發現的肯定）。歷史性的比較確實能激發我們對自己所處時代種種潛力的認識，減輕對短期狀態的消極迷戀，同時讓我們意識到醫療、財富和教育已取得的大幅進步有多麼顯著。但如果只流於表面，這會是一種束縛。與過去比較總是能獲得很多信息，但當下並不僅僅是某個時代的重複。

互聯網的影響或許與谷登堡的印刷術有不少相通之處，但柏林牆的倒塌真的能與哥倫布的航海發現相提並論嗎？Facebook（臉書）的創建就比微軟和蘋果公司的出現更重要嗎？

那些近期才被商業化的技術背後的深奧科學，其實從冷戰時期就存在了，最著名的就是人造衛星和太空競賽時期，有政府資金支持的研究和發展。更重要的是，這種比較會掩蓋一些長期的趨勢，例如貫穿整個近代而不僅僅是19世紀和20世紀的設施和產業上的轉型。

伊恩和克里斯並沒有對第一文藝復興期間的緊張和衝突視而不見。畢竟，他們認為1990年後的時代已經進入前所未有的和平期，但第一次文藝復興卻經歷了戰爭和國家建設。他們指出，我們現在依然面臨著挑戰，來自新薩沃納羅拉們、佈道的清教徒為求與上帝和諧而走上的暴力之路，以及希望渺茫的不平等問題，更不要說新的疾病瘟疫和氣候變化。伊恩和克里斯不止一次提出過度的不平等對於文藝復興潛力的威脅，尤其是在缺乏合法性的情況下。他們將機會的不平等、糟糕的政府管理以及「震驚事件」稱為可以打破天才與人類繁榮之間紐帶的「阻礙因素」。

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克將全球不平等作為他的核心議題，但也將大量時間投入相關的政治問題中。他為當下最熱門的問題帶來了全新的思考，清除了這條路上的一些困惑。整個世界比以往更富裕，而且也是工業革命後第一次，全球性的增長帶來了國家之間不平等的減少，而非增加。這幾乎完全歸功於中國或更概括來說亞洲的增長，全球中產階級的崛起從地理上看非常不平均。而作為平衡，國家之間的融合也在增強。在中國，不僅僅是中產階級在壯大，數百萬人也從貧困中脫離出來。

這種相對積極的一面也跟那些挑戰纏繞在一起。首先，國家間持續增長的平等伴隨的是國家內部的愈發不平等。在這裡，米蘭諾維克指的是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這段時間。它緊跟著一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蘇聯解體之間的「短暫的20世紀」，這是唯一一段財富增加而不平等有所好轉的時期。這種模式和主流經濟學家的預期相衝突。米蘭諾維克提出，我們不應該想著著名的庫茲涅茨曲線（一次不平等的增長後會迎來連續的下跌），而是該想想庫茲涅茨波動——不平等曲線因良性或惡性的原因而上行或下行。正如托馬斯·皮凱蒂認為的，戰爭和政治能讓不平等值下降，但那些減少不平等的內在影響、幫助窮困國家更快增長，以及為移民消除障礙的種種政策，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

米蘭諾維克知道廣泛推廣好的政策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不平等這種模式本身。在亞洲的貧困人口和中產階級從全球化中獲益的時候，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及以下人口的收入卻停滯不前甚至是下降的。這部分是因為那些支持富人的稅收和其他政策，但也跟就業的重組有關，不平等問題在服務領域嚴重的多。中產階級的停滯助長了民粹主義者對於移民的反感，有些時候他們甚至希望從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中撤退。

與此同時，全球增長的好處朝著極富的那一方傾斜，億萬富翁們的排名飆升，資產世界佔比和支配收入也在增長。全球最富的前1%人口支配著總收入的25%—50%，其控制的財富甚至更多。他們能將這些財產藏在避稅天堂，並輕易跨越國界流轉。

而儘管國家之間正在融合，巨大的差異依舊存在。這就讓繁榮國家的公民成為龐大的「不義之財」（比如租金）的源頭，而且幾乎沒有人願意做出犧牲。城市居民的租金也是持續全球性移民流的另一面。儘管富人會住在國外，買昂貴的住宅，但移民更多與那些不發達國家裡不夠寬裕的人群尋找機會或逃離戰爭以及其他動亂相關。

伊恩和克里斯所描繪的可能的文藝復興並非幻象，但它取決於一個適合創造和改革的良好土壤。和平、穩定和全球協作依靠於國家收入的平均數之間的持續全球融合，但當中產階級看不到全球化對自己的好處，並認為它會一邊倒地僅為全球財閥獲利時，這一概念依然會備受挑戰。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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